记得习近平刚当上总书记时，海内外都有不少叫好声。还有人煞有介事地作了论证，证据似乎还颇有说服力。其一是，习的父亲习仲勋思想开明，是个好人，习秉承家教，也能在政治上开明与宽宏；其二是，习青少年时期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识青年，知道民间疾苦，了解中国国情。还有人认为，习在少年时代受“黑帮”父亲连累，小小年纪就受批斗和欺负，深知“专政时代”的痛苦，一定会对整人的政治运动引以为戒。当时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者就大有人在，他们指出，以上列举的几点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习近平本人的价值观，要看他对人类政治文明有无体认，以及他对中共体制的认识。有人还举出反例说，寄望于习近平的那些积极因素和经历，薄熙来同样都具有，但薄却是那么心狠手辣。
当初，人们认为“重庆模式”是中国的坏典型，随着薄熙来的倒台，重庆模式即会灰飞烟灭。但事实证明，习近平把全中国搞得和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一样，重庆模式就是习的中国模式。自从抓捕网络大V薛蛮子以来，人们越来越恍然觉得倒退到文化大革命“全面专政”的时光，把有罪错的名人、明星押上电视台示众和自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抓捕、关押、折磨姚监复、铁流等八十岁以上的病弱老人，突破了人伦底线。
认真回顾一下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孤例，反而是定例：每位总书记上台，总有不少人（其中不乏真心诚意之人）满怀希望甚至热烈喝彩，认为专横和压制即将过去，新气象马上会出现。随着总书记更换而产生的民心变动也是一轮又一轮，往复循环：希望——失望——咒骂，再希望——再失望——再咒骂。
记得胡锦涛上台时，大好人刘再复拍着胸脯给朋友们保证，说胡一定是一位开明的、英明的领导人，不少人也认为，共青团干部怎么也比老的党官僚强，他们年轻、有知识，了解民情，在实际工作中多有历练。江泽民上台时也被寄予厚望，给出的理由也貌似雄辩，说工科学历和工程师出身，一定务实，意识形态色彩淡漠，与毛泽东的诗人气质、浪漫情怀不同，与毛的大跃进冲动背道而驰。这种“工程师治国代替文学家治国”被说成是治国理念与模式的根本转变，一种里程碑式的进步，对江泽民的这种赞扬接着也用到胡锦涛身上。
结果呢？不论是江的朝代、胡的朝代还是习的朝代，希望很快就变成失望，然后变成诅咒。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指出，不论是在江还是在胡的治下，人们的感觉都是越来越糟，认为本届总书记比上届总书记更坏、更狠，断定自己处在中国最糟糕、最黑暗的年代，以至于认为任何变动都是好事，下一届总书记再不行都会比现在的强，中国政治已经走到谷底，今后随便怎么走都应该是向上。当然，希望马上破灭，失望接踵而至，中国的糟糕状况似乎是没有止境的。
在痛心和愤慨之余，我们也需要想一想，能不能只从个人素质方面看，用“总书记一个比一个狠”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政治状况不断恶化、镇压日益加剧的现象？我们需要问，除了个人原因，还有没有形势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我的回答是有，我认为，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看到中国政治的本质，才能对中国政治的长远发展作出正确的说明。
具体某个总书记手段强硬或是更强硬，那是偶然因素，而党的总书记必须代表党的意志和利益，则是必然要求。最近二十多年来党对于社会的民主要求，对于民间维权活动，对于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持越来越强硬的打压态度，首先是党的需要，是中共对形势的反应。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利益和组织原则考核挑选的总书记——或者按照党的标准在上层竞争而产生的总书记，一定要能满足党的要求，这是他保住自己权位的前提，不然，轻则下台，重则没有好下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它不惜一切手段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权，在掌握政权之后，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保住政权，所有的律法、政策、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切妨碍这个目的的言行都要禁止和扑灭。在它认为大权在握、平安无事时，它可以粉饰太平，装点几分“生动活泼”（毛泽东语），而一旦感到地位不稳，权力受到威胁，它就随时准备镇压，甚至不惜流血。近二十多年来打压和迫害的加剧，根本原因是中共深知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流失，它越不自信，越有危机感，就越要靠收紧和镇压来防范和给自己撑腰打气。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中国的老百姓固然有很多不满，但认为坏事的产生是因为违背了或者忘却了党的初衷；他们固然有不少怨言，但没有想到要质疑和挑战党统治的合法性。六四的血腥镇压使人们的思想和认识有了根本改变：原来党会举起屠刀，血淋淋地砍下来的！
六四事件还产生了一个重大、直接的后果，党在挑选总书记时，首先看重的是他能否对群众，对学生、维权人士，对一切想要自由民主的人下得了手，在关键时刻下得了狠手。没有这一条，任凭你有多大本事或多少优点，任凭你声誉多高，经世济国才能多强，都不行。胡耀邦那样宽厚有德之人是要遭淘汰的，赵紫阳那样拒绝武力镇压的人则被视为叛逆。六四之后的总书记最必要的条件就是敢于镇压，看起来，至今的三位总书记都是够格的。相应地，当社会形势越来越紧张，不满和反抗越来越加剧，总书记的反应就是下手越来越狠。下手有多狠，反映了执政党的恐慌和危机感有多深。
但是，一味依靠压制或者一味增强压制能够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大暴君毛泽东虽然无法无天，但也深谙统治之术，他曾引证古人的格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他自己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文革“全面专政”搞得天怒人怨，所以临死前遭遇了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和民主运动，预感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可悲地位。毛幸好及时死去，不然很难说会有多好的下场。
依靠镇压不能消除矛盾，最多只能掩盖矛盾，不断积累加深的矛盾总会超出任何人的控制，总会爆发，掌权者，哪怕是最高掌权者，也会在矛盾的总爆发中葬身于反抗的怒火。
下手狠的总书记会看到集大权于一身的好处，会逐渐沉溺于集大权于一身成功的兴奋之中，会把对人民下手的逻辑与手段用到自己同僚身上，他会身不由己地把自己周围的权力场变成绞肉机，他在镇压和清除别人的同时增加提防与恐惧心理，这又刺激他进一步的镇压和清除，不变得众叛亲离，不变成孤家寡人，他不会停手。毛泽东晚年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文革的结果告诉我们，高度专权的党的一把手即使没有败于纯粹的民众反抗之中，也会败于残忍的宫廷政变之中。
所以我的结论是，如果专制者不能改弦更张，那么令人诅咒的现象“总书记一个比一个狠”从历史的客观效果看不一定是坏事，下手狠与加速自掘坟墓只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表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