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一个独裁专制政权，能在中国大陆维持六十多年的统治。其中经历了毛泽东暴政年代多次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三年大饥荒的饿殍遍野；邓小平悍然枪杀爱国学生与市民；再从江、胡以降，一直抱着“定时炸弹”搞“击鼓传花”直到当今的官场贿赂公行，腐败遍于国中。而它竟能一次次逃过“亡党亡国”的命运，并在世界的民主汪洋大海中，负隅据守一孤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虽然是一个可悲的“奇迹”。人们对此一直在观察、探索、思考。为什么这种可悲的结果会落在中国民众的头上？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的国民性太软弱；有人说，这是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影响；有人说，这是受中国文化传统礼教的束缚；也有人说这是由于共产极权专制是最残暴的统治……众说纷纭。笔者则认为还应从共产极权专制本身的特点中去找原因，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一切极权专制，维护其统治一是靠用暴力进行镇压，二是用谎言洗脑进行欺骗宣传。人家将此称为“革命的两手”，并强调“两手都要硬”。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极权专制政权的身上还生出了“第三只手”。这个“三只手”且十分了得，即把国家与民众的一切生产与生活的资源，牢牢抓在“手”上，据为己有。几乎到了离开了“党”，你就无法生存的地步。这在毛泽东统治的近三十年中更被发挥到了极致。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被“划地为牢”地圈定在一个极小的生活空间里。农民被“圈定”在本乡本土一块极狭小的土地上，只能在那儿“土里刨食”。而且“刨”出之“食”，还得由当地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各级干部来“分配”给你，给你多少你才有多少。这比中共当年斥为 “地主剥削” 的“封建经济”，更黑暗、万恶百倍不止。无以名之，只能叫“极权专制下的农奴经济”。说这些农民是农奴，不仅因为他们被剥夺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连起码的人生自由也没有。1960年前后全国大饥荒饿殍遍地。河南等地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竟然还得必须由他们所在的大队批准并开具“证明”。主要是“证明”此人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之类的“阶级敌人”，然后才有资格去外地要饭逃荒。换言之，地、富、反、坏之类的“阶级敌人”那就连讨饭当乞丐的“资格”也没有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农民也没享受过如此规格的待遇吧！宋代诗人梅尧臣有句云：“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我们这些名为“国家主人”的农民，连沦为乞丐逃荒要饭了，还得须官方出具“证明”方可“上岗”为丐，这是诗人的的想象力也无法达到的高度吧！
至于当时住在城市中的人们，虽是上面那些“共和国农奴”羡慕、乃至妒忌的对象，但其经济、生计与社会处境也与被关在笼中的鸡鸭，栏中的牛马相去不远。地位最“高”莫过于能当个工人，或在一个什么“单位”里有个“饭碗”那就是“人上人”了。可是你的全部生计，衣食住行都握在这个“单位领导”的手里。甚至你要讨老婆、生孩子也得“单位领导”同意批准才行。而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块饼干要糖果票。最后甚至还弄出了什么肥皂票、牙膏票……总之民众的一切的经济来源、生计命脉都掌握在当局的手里。只要你敢稍逆当局之意，便可叫你明天就有断炊之虞，就无房可住。因此难怪有人感叹：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那些记者、文人、教授，就敢与国民政府据理力争，甚至对蒋公总统也公开嘲讽、笑骂。而同样也是这些人，到了毛太祖年代，一个个便像得了“软骨病”似的。不但章伯钧、罗隆基这些至少“名义上”是“在野党”的领导，只要太祖一瞪眼，一拍桌就吓得连忙检讨认罪。这世上有谁见过共和党的领袖会向民主党的总统认错？保守党的主席会向工党的首相检讨的？而堂堂大学教授，知名作家、记者、文人不但让当局任意泼“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的污水，不但不敢据理力争，且争相自辱、自骂，几乎众口一词“圣上英明”，“臣罪当诛”。犹嫌不足，还互相揭发乱咬，争取“立功赎罪”。最后，民族精英，全军覆没；知识阶层，斯文扫地。实自中华有史以来从未见过之怪现相，丑现象。
究其因由，除极权专制的暴力镇压手段的残酷之外，人们被剥夺得比《资本论》中定义的“无产阶级”还更“无产”，而且一切的社会与维系生存的资源，一切求生的途径都掌握在专制极权者的手中，使全中国民众陷入一个不作臣奴便无法生存的境地。哪怕你作贩夫运脚，隐于山林也不可得。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虽然毛泽东死亡，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的松动。但当局控制社会资源的总格局并无多大改变。当年曾有人调侃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别处不留人，我当个体户”。话可以如此轻松调侃，真正作起来似乎是另一码事。如果你只是与某单位领导不睦，也许还可另觅“留人处”。但如果你一旦得罪了当局，就没有人敢“留”你。前不久北京大学夏业良教授，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的优秀教师，一旦在文字上得罪了当局，便立马被校方解除教职。这种事别说在欧、美民主国家只能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即便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也是无法想象的怪事。只有我们的党才有这么伟大的神力。因为整个北大就是校党委的一言堂，家天下。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夏业良教授的去留。而且夏教授被解职后，也没有任何大学敢聘用他。这也是极具中国特色而世界罕见的怪事。因为任何一所大学（乃至中、小学）都有校党委，也是党天下的“王道乐土”中的一块地盘。在这些地盘中都决不允许有与当局持任何不同意见的异议人士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同样的例子如焦国标、余杰，新闻界的笑蜀、昝爱宗、包月阳、王克勤……以及南方报业集团中许多优秀编辑、记者都有同样类似的遭遇。
这些人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毫无疑义是精英，但若去当“个体户”肯定不合格，年纪都不小了，这个“转型”谈何容易？而且你即便当成了“个体户”，当局也可通过城管、工商、税务、警察来天天骚扰你，直到你关张大吉。所以这些朋友除了向孔老夫子学习“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远渡重洋流亡异国外，留在国内就只好沉默甚至屈服。或人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被当局整治的“负面榜样”，不言而喻就会释放出大量的对当局“维稳”十分有利的“正能量”。说得直白点就叫“杀鸡儆猴”。你们看见夏业良、余杰等人的“下场”了吗？谁敢不听话，明天你们的“饭碗”就会被砸！不要忘了，一切的社会资源和生活途径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所以你们还是最好不要去谈什么普世价值，民主宪政，更不可攻击“我党”，否则，能有“好果子”给你吃？
由此可见，从毛年代直到今日，控制社会资源，窒息公民经济，剥夺公民的财产权，是极权专制当局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当下中国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由执政党和权贵垄断的经济。无论其GDP如何增长，不但不会有均等富足，而且两极分化，只会愈来愈变本加厉。不仅知识阶层在中国几乎无法独立生存，不依附于当局这个体制，就只有去操“挽车卖浆”之类的生涯，这是一般知识人难以承受的。而且你即便是去经商，也不敢发出任何异议之声。否则刁难接踵而至，弄得你焦头烂额无法营生，无法生存。劳工同样如此，谁敢去组织工会？不但工厂会立马叫你“下岗”，而且“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之类的罪名立马便会登门“拜访”。而农民在当地早已被乡官、村长等一帮党官恶吏管束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而进城的所谓农民工，更是连起码的国民待遇都还难以获得。还挣扎在“二等公民”的困境。因此在中国欲建成公民社会，不能不说是还任重而道远。
因此单从经济角度而言，也必须大力反对当局维护与加大两极分化的一切措施。而应大力争取逐步建设均等富足的新成长模式。坚决反对一贯实施的GDP崇拜热，将分配不均视为某种刺激经济诱因的错误思维。所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当年邓小平提出这个口号，就是为他们“红色权贵”谋利的私货。今天更应大力加以抵制并进行抗争。只有让均等富足逐渐成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公民经济。即让更多的人不依赖一党专制的“体制”吃饭，那时便是公民社会生根发芽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