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民族问题，即使是汉人中认可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派人士，流行观点也是将少数民族遭受的灾难归于专制政治迫害，不承认是汉人广泛参与其中的民族压迫。他们通常的说法是，汉人同样深受专制政治之害，因此各民族人民之间没有矛盾，只要共同争取实现民主，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杨海英教授的书《没有墓碑的大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以精细的田野调查和考证，通过众多亲历者的讲述，展示了蒙古人遭受的苦难不仅仅来自专制政权，同时有大量普通汉人和政权一道，对蒙古人实施了灭绝性迫害。

的确，汉人也遭受专制权力压迫。大量文献记载了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同样骇人听闻，一点不比少数民族的苦难少。但是这并不能改汉人参与了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也不能因此不承认存在民族压迫。直到今天也能看到类似现象——新疆汉人在其他问题上对当局有各种不满，一涉及民族问题便与当局成为同盟，即使有批评也是对镇压不够强硬的抱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些从内地农村招的临时农工，平时受尽大小贪官欺压，满腔怨恨，一旦有镇压当地民族的行动，却会兴奋有加，摩拳擦掌地请战。

汉人对曾经参与过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解释往往是专制政权的唆使和指派。杨海英教授书中写到目不识丁的汉人流民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挖肃内人党”之名杀戮蒙古人，那的确是由当局专门组织和调集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就推脱掉个人责任。那些汉人农民虐杀蒙古人时的百般花样和残酷手法，不可能都是出自政权的具体设计和一一指点，很多正是参与者的主动所为乃至“创新”。当他们从中得到生杀主宰的快感时，他们的灵魂已经和魔鬼合为一体。

事后把一切责任推给专制政权，和中共把在文革犯下的罪行都推给四人帮一样。那不是对问题的解释，而是对问题的混淆；那不是对历史的反省，而是只要还有下一次就会照样重演。

有些人用世故的姿态劝告——何必去挖那些残酷历史，导致民族之间更加仇恨？伤口应该盖在纱布之下愈合，而不是暴露出来。彼此都往前看，已经发生的就让它过去，才能实现和解走向未来。然而事实不会是这样。加害者希望其加害被忘记，受害者却不会忘记。加害者闭口不提曾有的加害，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首先就说明没有反省，也就永远不会获得受害者原谅。和解与真相是不可分的二位一体。对没有忏悔和反省的加害者，受害者凭什么接受和解？

问题还在于，今天汉人对蒙古人的压迫仍然在继续。杨海英教授书中所写的文革虽然过去，但是另一种民族压迫却日益严重，规模更大，毁灭更深。

2014年，我在内蒙古自治区驱车上万公里，到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市。最感郁闷的是绝大多数所经之地根本看不到蒙古人和蒙古文化。除了个别点缀性的符号，几乎跟汉地毫无区别，处处挤满汉人和汉人的生意，所有城镇都充溢汉人的气息。让人惊叹毁灭竟然如此彻底，这难道不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吗？前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杀人，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杀的是文化。后一种杀戮没有血腥，却同样触目惊心，让人不寒而栗。曾经那样伟大辉煌、让世界震颤的蒙古哪里去了？几乎荡然无存！

而在这场对蒙古文化的杀戮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汉人参与其中。今日内蒙古汉人数量是蒙古人的数倍，蒙古人只是总人口的零头。企业几乎都属汉人，市场被汉人操纵，上至汉人老板，下至汉人打工者，到处开矿垦荒。两千万内蒙古汉人的背后，还有千丝万缕联在一起的更多内地汉人。内蒙古是他们的矿场，是他们的粮仓，是他们的发财圆梦地，是他们的休假旅游地。而本地千年的蒙古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被他们尊重珍惜，反被视为愚昧落后，极尽嘲笑蔑视，在发展之名下无情地摧毁。

至今，内蒙古的主体已彻底殖民化。只有在靠近蒙古国的边境地区才能找到少许蒙古感觉。百年来蒙古人在汉人逼迫下步步后退，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边缘。对蒙古人的灭顶之灾，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的汉人跟专制政权并无分别，都要负责。然而即使连汉人中的自由民主人士，往往也会有人将这种民族迫害视为是带给蒙古人的幸福。

汉人普遍认识到中国存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但是一般不认为存在内蒙古问题。2011年5月，西乌珠穆沁旗的蒙古族牧民莫日根为了阻挡煤矿拉煤车碾压牧场，被汉人司机故意用车压死，引发了波及内蒙古多地的抗议。虽被压了下去，却显示了多年积累的蒙古人怒火，终有一天会使内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样全面爆发。

莫日根事件三年后，我在莫日根死难的西乌珠穆沁旗，看到巨大的采矿场仍在草原上肆无忌惮地扩展。上百辆重型卡车如蚂蚁般来来往往倾倒尾矿，填平山谷，埋没草原，永远地改变着万年地貌。伟大的蒙古文明和历史正在被那些矿石渣压进不见天日的黑暗底层，万劫不复。

如果连中国的民主人士都对这种毁灭视而不见，既不反省，也不着手改变，即使未来中国真的民主化了，民族压迫何以就会消除？汉人会不会以民主投票的压倒多数，符合民主程序地决定在少数民族自古生息的家园继续占地掠财，谁要敢于阻挡就将其消灭呢？

希望杨海英教授的书能让汉人看到自身的历史责任，进而思考自身的未来责任。

为此，我要特地感谢把杨海英教授的巨著翻译成汉文的刘英伯先生。促使他在八十岁高龄，把人生最后的数年光阴献给这本书的，正是出于他痛感“汉人太对不起蒙古人”。尽管他本人在文革也是九死一生，但他仍然有这个心，汉人欠蒙古人的，需要偿还。他和他的女儿一道，翻译了本书，老人家的真诚，拷问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