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但它无疑是咱们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族\”（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辩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谷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我们看历史，只问个人的\”有骨头\”、\”没骨头\”，往往失诸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相当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国不能道辞\”，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于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遣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诛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注1〗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吏治虽号称\”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注2〗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说\”归易耳，恐再辱\”，\”大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胡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冲冠一怒为红颜\”，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从一岁到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到六十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是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作出其最后选择，内心一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代价仍然很大，为此他不惜挥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子胥。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帮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全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注1〗：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注2〗：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盖怀李陵》（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