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事，就是說不清楚。講了民主這麼些年，反對個人崇拜這麼些年，結果是民主沒來，個人崇拜卻又沉渣泛起。於是人們看到，歌頌習大大彭麻麻的歌出現了，宇宙真理出現了，宣傳習大大的宣傳畫冊出現了，為習大大唱讚歌的文章和書也出現了，研究中國夢的協會和組織也出現了。

不可否認，正確宣傳領導人是對的，但把領導人宣傳到個人崇拜的程度，那就錯了。現在，幾乎政治的每一個角落，都出現了個人崇拜的身影。人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為什麼，原因在哪？
第一，封建專制陰魂不散。中國封建專制兩千年，封建專制思想影響深遠。在專制社會，每一個人都是臣民和奴才，都需要沐浴皇帝的恩澤，臣民與奴才都需要謝主龍恩，都希望吾皇萬歲萬萬歲。家國天下不分，朝廷即是家，也是國。離開了聖上，離開了主子，臣民就失去了靈魂，臣民與奴才活著的意義就是為了皇帝。
第二，文革沒有得到徹底清算。1949年之後，毛澤東一直主張個人崇拜，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達到了高潮。在文革中，就連毛澤東自己都說，馬克思需要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毛澤東這樣說的目的，就是讓人們對毛澤東進行崇拜。文革把毛澤東說成是「四個偉大」，人們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毛主席萬見、萬壽無疆。
文革既是封建專制主義的頂峰，也是極權主義在中國的表現。一個靈魂被清洗的民族，肉體上跪著，精神上也跪著，靈魂附在極權主義者身上，作為個體的人，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只有依附於極權主義者身上，才具有附著的意義。
第三，長期洗腦。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現有充分證據表現，十月革命的炮並沒有響，但十月革命確實發生了。十月革命並沒有給中國帶來馬克思主義，而是帶來了列寧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達的基礎之上的。列寧主義的革命是建立經濟落後的非資本主義之上的。
列寧主義的革命需要的革命家，需要的是領袖。列寧的革命，誇大了領袖的作用，使領袖置於階級之上、政黨之上，到斯大林時期誇大領袖的作用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蘇聯編寫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成為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官員的必讀書，這本書不但顛倒黑白，而且特殊強調領袖的作用，誇大領袖在歷史中的重大意義，為斯大林樹碑立傳。這種教育，無疑對領導幹部產生的深遠的影響。
第四，官員默許。如果最高統治者自覺地抵制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即使有市場，也不能成為社會的常態，也不會讓政治變態。如果最高統治者對此不聞不問，甚至默許和縱容，如果一大批官員配合個人崇拜的宣傳，那麼個人崇拜特殊容易滋長和蔓延。阿克頓說，凡政治家皆為大惡之人，就是因為權力具有本能的擴權衝動，且不可遏制。權力擴張的內在衝動需要個人崇拜，二者互相支持，互相促進，推動權力擴張內衝動外化為現實。
第五，社會底層沒有充分享受改革紅利。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中國經濟不斷發展的三十年，更是兩極分化的三十年。改革的紅利只有極少數人獲得，而極少數人又主要集中在紅二代身上，槍杆子裏出政權的合法性變成經濟績效保政權的合法性，而沒有由槍杆子裏出政權的合法性轉變為選舉裏出政權的合法性。
與選舉裏面出政權的合法性相比較而方，經濟績效出的合法性是極其不穩定的。比如台灣國民黨經濟績效的合法性並沒有給國民黨執政的穩定性和長久性，何況大陸經濟績效並沒有給普通人帶來更多的紅利。這就容易使社會底層產生絕望情緒，社會底層又沒有特殊的能力去拯救自己，他們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去拯救他們，從上面恩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比如毛左底層社會群體就通過懷念毛澤東的方式訴求平等，訴求能給他們平等的政治精英人物，一旦他們感覺找到了這樣的人物，立即跪服於此人之下。
第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及時跟進。政治體制改革只有是憲政民主的，才能防止個人專制，使個人崇拜失去存在政治前提和社會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段時間裡，政治體制改與不改，民主的目標都是清晰可見，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強調了民主的前提與基礎作用。盡管民主的內涵並不清楚，選舉制與議會制的民主中介原則還不明確，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激進民粹主義具有廣泛的市場，也構成合法性的組成部分。十八大之後，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發生的實質性的轉向，民主目標被淡化，法治宣傳被強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變為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一目標的轉向伴隨著個人集權的強化，從而為個人崇拜提供了制度性土壤。
第七，反腐敗催生斯德哥爾摩症。百度詞條上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裏，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解救者當成了敵人。」
反腐敗者不是犯罪者，是打擊犯罪者，民眾也不是犯罪者的人質。民眾的人質性心理卻是客觀存在的。民眾與官員都是體制的受害者，官員腐敗者反腐敗，仍然在民眾那裏獲得廣泛的認同。民眾一方面支持腐敗，另一方面一旦得到腐敗的機會，也搞腐敗，腐敗已經融入民眾的思維與行為方式中。他們與腐敗者同呼息，共命運。只要腐敗者反腐敗能夠獲得民眾的認同和支持，只要反腐敗者具有足夠的能力，個人崇拜就不可避免。
第八，公平正義偏離了正確的方向。以羅爾斯的觀點視之，公民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包括自由、平等。平等是自由的平等和平等的自由，平等是給社會最少受益者以應有的尊嚴。自由主義地自由中尋求平等，社會主義在奴役中尋求平等。但要追求公平正義偏離了正確的方向，追求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而非追求政治平等和法治平等，那麼就必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通往奴役之路是由極權主義鋪就的，當人們的吃穿住行都是能極權主義者恩賜的時候，人們不但會放棄抵抗，而且還會為極權主義者歌功頌德。這種壯觀的場景，人們已經在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朝鮮金家身上看得極為清楚。如果一方面強調公平正義比太陽更有光輝，另一方面卻使公平正義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在平等中抽乾自由的元素，在平等中過於強調經濟平等，經濟平等就必然與極權主義為伴，個人崇拜就會重演。
造成個人崇拜有制度原因，也有社會心理原因，也有個人原因。其中，制度是決定性因素，沒有制造個人崇拜的體制，也會有個人崇拜，人們的崇拜具有多元化特點，且互相制衡和平衡，對社會危害並不大。一旦制度造就了個人崇拜，權力就會無限擴張，自由就會破壞，政治就失去了糾錯機制，權力就在籠子之外橫行。其危害程度與文革相比，並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