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格鲁派在西藏兴起

西藏在十三世纪向蒙古人称臣的时代，达赖喇嘛的格鲁派，或称为黄帽派，尚不存在。当时西藏处於几个“红帽”佛教支派如萨迦派和噶举派的势力下。那个后来成为西藏最伟大的教派，一直到十四世纪晚期才出现，因为那时候有一位名叫宗喀巴的安多僧人，才华卓越，於1372年来到西藏的中心地区，拜当时所有的大喇嘛为师，求经学佛。具有超凡形象的他，发现西藏中心地区道德沦丧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尤其是有关独身戒律的问题。於是，他便开始传播改革之道，强调严格的独身寺规，并以学术研究为通向悟道的途径。这就标志著格鲁派的开始；藏文格鲁意为“善规”。

1408年，宗喀巴首创为期一月之久在拉萨城中心举办大祈愿会的传统，并于1409年建立了他自己的寺院——甘丹寺——坐落在拉萨东边约二十七哩的一个山坡上。他一开始著书传道就吸引了一批虔诚的信徒，传播他的理念，创立了一个面貌全新，又有活力的教派。为了使他们有别於早期各派，宗喀巴的徒众戴的是黄帽而不是红帽，因此而得黄帽派之名。没有多久，宗喀巴的徒众就建成了格鲁派两个最大的寺院——哲蚌寺（1416年）和色拉寺（1419年）。坐落在拉萨城外不远的那两个寺院都变成了小规模的僧镇，1950年以前，住寺僧人超过一万五千名。宗喀巴另外有位著名的弟子叫根敦珠巴，他把格鲁派的影响力扩大到西藏的西南部（后藏地区），於1445年在日喀则镇的附近建立了一个很有名的扎什伦布寺。

宗喀巴的信徒获得贵族们的支援以后，他们的教派就日益壮大，而且还处於举足轻重的地位。於是便引起了几个势强位重诸派的猜疑和敌视。在那些具有敌意的教派当中，噶玛噶举派便为其中之一。他们与政治西藏的统治者仁蚌诸王（以及在他们以后的藏巴汗等）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事实上，十五世纪以及十六世纪初这个时代，往往被描绘为西藏僧俗各界一个全面相互倾轧的局面，黄帽派的僧众屡与噶玛噶举派以及他们的政府靠山发生冲突。举例来说，1498年，仁蚌王实际上禁止色拉寺和哲蚌寺的黄帽派僧众参加那个由宗喀巴首创的大祈愿会，只准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僧众出席该法会。到了十七世纪初叶，各派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剧烈。在格鲁派与亲噶玛派的藏巴汗发生冲突的时期，汗王的军队於1618年杀死了大量的格鲁巴僧人，占领了色拉、哲蚌二寺，而且还不准为刚去世不久的第四世达赖喇嘛寻找转世灵童。格鲁派於1633年采取报复行动，在数千名蒙古信徒的协助下，击败了藏巴汗驻守在拉萨周围的部队。和约是议定了，而蒙古人却再一次在西藏的内政事务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一次给达赖喇嘛提供了军事力量，而且这个达赖喇嘛还是格鲁派中最重要的一个转世喇嘛。

用转世的观念来做宗教上的承继方法是1193年由噶玛噶举派研发出来的，比黄帽派的兴起要早好几百年。这个观念出自佛教的信念，因为佛教认为众生皆陷入生、死和再生这个永不停止的轮廻中，直到他们能进入涅盘（悟道）。在大乘佛教这个宗派里（藏传佛教亦归属於此），有些已悟道者（菩萨）暂且放弃其终能超脱出生与再生轮廻——涅盘——的权利，重入世间为人，以助一切有情向悟道之途迈进。

十二世纪末，有个伟大的噶玛派喇嘛，名叫都松钦巴，曾用这种观念预示他自己的转世。在他去世不久，弟子们就找到了一个孩子，并认定已故上师附体其身。於是，那个孩子便被确认为都松钦巴的新生体，因此，那位已故上师超凡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就稳固在那个孩子身上了。在各教派经常都要争取俗界布施的情况下，因转世方式而能获得宗教和政治上的利益也就很受人注目了，於是，这种方式立刻就变成了藏传佛教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转世喇嘛发展成各派的世系传承，其功用如同公司行号，能拥有财富、土地和农民，而且世世代代都能保有法定的权益。每个新建立的喇嘛转世系统都形成他们自己那个一脉相传的世系。只要大家都承认那个寻访过程的合法性，那位神圣喇嘛超凡的权力就能行使自如，继续得到大众的尊敬和支援。当黄帽派一位最重要的宗教领袖根顿珠巴（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者）於1474年去世以后，该教派因此也采用这种传统方式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弟子找到的转世活佛就是根敦嘉措，那位灵童也就成为该新世系中的第二位转世活佛。根敦嘉措於1543年去世后，他的知觉便转进到另一个男童身上，那就是索南嘉措，为该喇嘛世系中的第三位。

索南嘉措提倡黄帽派的理念不遗馀力，而且还有强烈传道的企图心。他的名声传入强大的蒙古统治者俺答汗耳中，所以，索南嘉措得以应邀谒访。1578年，他们相会於今日的青海省（安多）。索南嘉措的灵性与道力给汗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便以当时的风尚，互赠封号。上师赠以“法王大梵天”的尊号，以提高汗王在诸蒙古领袖间的地位，汗王赠给索南嘉措一个蒙古尊号“达赖”，即蒙语大海之意，以示其知识和灵性浩如海洋。这就是达赖喇嘛一称之渊源。索南嘉措是持用该称号之第一人，不过，因为他是黄帽派世系中的第三位转世，所以他就被称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将第一和第二世达赖喇嘛的称号追赠给他的两位前世。

索南嘉措在蒙古及其附近的康和安多地区生活了十年，讲经传道，为黄帽派奠定了基业，因此也就巩固了他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他的很多成就都曾导致老旧的噶玛噶举派以及早於佛教的苯教各派的衰退。1588年他去世后，格鲁派和蒙古的关系又因他的转世而加强了。第四世达赖喇嘛是在蒙古找到的，不是他人，就是俺答汗的曾孙。第四世达赖喇嘛于1601年迎接到拉萨时，有一大群黄帽派的喇嘛和贵族陪同进行，他们都是专门去蒙古共襄盛举的。护送他们的是一支由蒙古信徒组成的武装部队。这个新兴的黄帽派因此就和蒙古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时代，这种亲密的宗教和政治上的关系就变成了中、藏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那位蒙族第四世达赖喇嘛于1616年去世，继承他的是从西藏中部离拉萨不远的一个地方找到的第五世达赖喇嘛。他年幼的时候，宗派间的互斗情况相当激烈，那时，藏巴汗的一个盟邦开始迫害格鲁派在康区的僧侣和寺院，而且还扬言要进入西藏的中部地区去攻击格鲁派的各主要活动中心。格鲁派担心那些力量即将联合起来灭除他们的教派，因此就向以固始汗为首的蒙族信徒求助。


国际知名藏学专家，梅尔文.戈尔斯坦教授《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明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