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与戈尔巴乔夫和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携手埋葬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却从未像前者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去年九月，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在布拉格透露，当年，哈维尔不仅谢绝和平奖提名，还主动推荐当时仍被缅甸军人政权软禁的昂山素姬。根据《纽约时报》去年一篇报道，昂山素姬在布拉格说，在缅甸最黑暗的岁月，哈维尔给了她希望，他的书给了她慰籍：“我明白了终极自由就是活在真实中。被软禁时，我知道这个人在为我说话。他让我感到自由。”
把诺贝尔和平奖“让给”昂山素姬，该是哈维尔堪称招牌的谦逊之最好印证。一九九零年，贵为总统的哈维尔访问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演讲：“我愈是低微，我的位置就愈恰当；我愈是位高，我就愈怀疑哪里出错。”哈维尔的文雅、礼貌和羞怯，甚至让他对共产党政权的秘密警察也以礼相待：他会走出乡间居所，跟日夜监控他的当地警察闲聊几句（对小地方的警察来说，这也是苦差），有时还把咖啡和茶端给他们喝。捷克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后，哈维尔前后做了十三年总统，但他更愿意世人把他视为一名作家，而非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他更在乎世人怎么看待他的作品，而不是他身为总统的“政绩”。
然而他的“政绩”足以彪炳史册：从震撼共产政权的七七宪章到捷克第一个反对党公民论坛，历史把作家哈维尔推到前台，让他成为一九八九年捷克重获自由之后的第一任总统。苏联崩溃后，哈维尔和瓦文萨积极推动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国家加入北约，旨在捍卫和巩固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和政经稳定。不同于诸多“现实主义”政客，哈维尔始终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他的非暴力抗争和人道主义立场，并未让他在邪恶面前一味退让，而是支持“干预政治”，无论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还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十三年总统任期，哈维尔也从未因为“现实政治”拒绝会见“敏感”人物。他是第一个邀请达赖喇嘛来访的民主国家元首，而且不惧捷克总理“有损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反对，接见因为“亵渎”伊斯兰仍在亡命的作家拉什迪。
用去年在纽约出版的《哈维尔传》（Havel: A Life）一书作者赞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的话说，身为作家、思想者和政治家，哈维尔的道德哲学可以浓缩为三大要素：弱者的力量；活在真实中；责任。弱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也是他最为人知的一篇散文的标题。这篇长文写于一九七八年，把共产国家跟传统独裁区分开来，提出了“后极权主义”这一全新概念。在哈维尔看来，后极权主义之所以让国民成为活在谎言中与缺少独立思想的行尸走肉，这跟个体的“合作”不脱干系：个体无需相信谎言，他们只需循规蹈矩，缄默容忍，随波逐流。正因如此，“个体确认了这一体制，实现了这一体制，造就了这一体制，成为了这一体制”。
不像捷克另一位异议作家克里玛，哈维尔从未加入共产党。生于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出身在“新社会”是个“污点”，甚至令他拿不到高中文凭，更不要说继续深造。他只得一边打工一边就读夜校。为了逃避兵役，他去布拉格一家谁都可以入学的经济学校念书，但他毫无兴趣。念不了喜欢的艺术、哲学或电影，哈维尔最后被迫从军。因为出身不好，他只能当个苦力一般的工程兵。但在军中，他跟同袍搬演戏剧，跟人合写离经叛道的剧本。一九五九年，哈维尔离开军营，在布拉格一家剧院做了舞台布景，这也是未来的剧作家哈维尔的第一份“正职”。
一九六零年代，布拉格之春来临，哈维尔已是名扬国外的剧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那是共产主义捷克一段“黄金岁月”，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哈维尔和同行一边享受难得的创作自由言论自由，一边过着醇酒美人吞云吐雾（吸食大麻）摇滚节奏的波希米亚生活。对于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有妇之夫哈维尔，这似乎自相矛盾。然而，正如哈维尔传记作者所写：“他似乎相信，如果他首先承认自己的道德缺失，说他伪善的指控就不会刺痛他。……他肯定得出结论，道德完美并非他所能为，退而求其次，他让自己真实呈现，并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这是另一形式的活在真实中：他既拈花惹草，却又情有独钟。终其一生，哈维尔都向发妻奥尔嘉袒露自己的不忠，甚至求她理解，听她“建议”。他和奥尔嘉的两情相依不离不弃，也许只有活在真实中的同类才能理解和同情。
布拉格之春正在绽放，却被苏军坦克扼杀，哈维尔积极参与抗议。然而，令他真正扬名的，还是一九七七年的捷克宪章运动。就像三十年后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民主自由建立开放社会的《零八宪章》，共产党政权全力压制这一和平诉求。哈维尔进了监狱。那年四月，出于软弱绝望，哈维尔在狱中两次给当局写信，承认自己的良好愿望可能被外国媒体“故意扭曲”，为了获释，他愿放弃“公开的政治活动”，把精力放在“我的艺术创作上”，甚至愿意停止“煽动和组织集体行动与公开声明”，不再担任七七宪章发言人。这一妥协，让暂获自由的哈维尔深感羞耻（他后来说：“这是我一生最糟糕的时刻。”）。为了“赎罪”，他不仅没有放弃异议活动，反而更加投入，甚至把再度入狱视为对自己的最好惩罚，让自己更为谦卑。
身为心理学家，《哈维尔传》的作者赞托夫斯基与哈维尔交往多年，跟后期的哈维尔来往尤其密切，做过他的发言人和新闻秘书，后又出任捷克驻英美大使。一九八九年捷克“天鹅绒革命”前夕，哈维尔终于获释。赞托夫斯基跟其他朋友到监狱门外迎接哈维尔，帮他拎着出狱时的随身杂物。“这是我跟他相处最骄傲的时刻。”赞托夫斯基这样写道。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背景，还有作者所说“采取一种‘临床态度’，看着其他人，包括跟你最亲近的人，搏斗，胜利，衰退，受苦和死去，与此同时冷静记录这一经历”，《哈维尔传》有着私密而又旁观的叙述风格。除了众所周知的反极权英雄和民主斗士这类“光辉形象”，赞托夫斯基也给读者呈现一个活在真实中却又不惧个体责任的哈维尔，尤其他的脆弱和他时常面临的道德困境，用作者的话说，哈维尔“自己就是弱者的力量之终极体现”。
“权力在手总是让我怀疑自己。”出人意料的是，“天鹅绒革命”后，哈维尔身为总统，反而长期陷入内心低迷和自责，因为总统一职受到内阁制约，因为现实政治充满纷争敌对，因为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带来新的贪婪、腐败和私欲，因为他与第二任妻子还有其他女人的私人生活众说纷纭，也因为他一直渴望远离政坛埋头写作。二零一一年，哈维尔最后一次接受媒体详尽采访，认为自己在任时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更加努力地推行他设想的人道主义和道德社会。终其一生，作家哈维尔，异见者哈维尔，“摇滚总统”哈维尔，都未变成捷克现任总统Milos Zeman那样的“政治家”。去年十二月，布拉格民众走上街头，纪念二十五年前的不流血革命，不少人手握一张足球裁判的红牌，不满Milos Zeman赞美俄国和中国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黑暗历史充满一厢情愿的乡愁。
九泉之下的哈维尔看到这一幕，他一定也想加入抗议，手握一张红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