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家门的公共场所，中国人的邋遢随便也是出名的。
环境问题和道德问题，是未来中国两大长远难题。相比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两大长远难题是慢性疾患，变化更为缓慢，却天天和人相伴。环境问题是人之生存于这个世界的外部问题，涉及空气、水、土壤、河流湖泊等等物质世界；道德问题涉及人心，人与人之间还有多少信任、诚信、恻隐之心、同理心、利他心、慈悲心，是人生在世的内心世界问题。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中国人比较能够看到物质的问题，相比之下不大容易看到内在精神的问题，特别是自己本人内心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最近我听一位青海来的女士讲了她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她小时候，大概刚读小学不久的年龄，有一天上学去的时候，刚好得了一大把瓜子，于是小女孩高高兴兴上学去，一路走一路磕，一路留下了瓜子壳。快到校门口的时候，后面有人追上来，原来是她爸爸。她爸爸是一位着名的艺术老师，教出过无数学生。
她爸爸领着她一起进了学校，找到老师，跟老师说，今天家里有事，跟孩子一起来请个事假，今天不上学了。原来她刚才来学校的一路上，她爸爸一直在后面跟着，看着。出了校门，她爸爸要她把她刚才扔在地下的瓜子壳，一颗一颗地捡起来。刚才是怎么扔的，现在就怎么捡起来，揣在口袋里。就这样，顺着上学来的路，沿着那星星点点的瓜子壳，父女俩又慢慢地走了回去，把尘土中的瓜子壳又拾了回去。
这位女士说，父亲早已过世了，但是她这一辈子，走过很多国家，住过很多地方，无论何时何地，再没有往地上扔过一片纸屑。
这个故事，用语言来阐释道理是多馀的。故事讲的是保持环境清洁人人有责，其根本却是内心的道德感。小小瓜子壳，几乎没有人会注意，但是它们占用的是公共空间，污染的是公共环境，正因为是公共的而不是私有的，人人有机会利用而没有专人看管。凡是公共的东西，若能抢占滥用，就是占了便宜，于是凡是公共的东西，常常就给弄得一塌糊涂。中国的环境问题，若从民众层面找原因，就必然会找到民众道德失落这个内在原因上去。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看到一个西方留学生，由于对上海冬天的空气抵抗力差，几乎成天感冒流鼻涕。她的书包里有两个塑料袋，一个装乾净的纸巾，另一个装她擦了鼻涕的脏纸巾。那时候我们这些中国同学就不明白，马路上到处是废纸垃圾，多你一张脏纸巾不显多，少你一张脏纸巾也不会更乾净一点，何必呢，悄悄扔了岂不省事。等大家都乾净了，马路上没有废纸垃圾了，你再收好你的脏纸巾也不迟，那更make sense.我们不明白的是，脏纸巾是不是收好，在我们看来是环境清洁问题，环境本来已经脏了就没必要收好自己的一张脏纸巾了，在人家看来是内心道德问题，扔掉一张脏纸巾，等于失落了自己的道德心。
在美国生活多年，交了一些美国朋友，发现亚洲人在美国人中有爱清洁的好名声。美国人都知道，到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家里去访问做客，进门第一件事是脱鞋，换上拖鞋或者穿着袜子站在地板上。中国的家庭主妇都有把家弄得一尘不染的洁癖。常可见老美到中国人家做客，西装领带光着脚端着茶杯的景象。但是出了家门的公共场所，中国人的邋遢随便也是出名的，以各城市的唐人街为典型。老美则相反，老美的家里都乱，他们在自己家里就图个随意任性放松舒服。很多美国父母从不整理孩子的房间，因为那是孩子的空间，孩子自己负责任。可是到了公共空间，美国人之守规矩是普遍共识，包括自家前院，因为别人能看到，属于视觉上的公共空间，所以也要保持清洁整齐美观，而后院别人看不见的话，就大可随便了。
这样不同的环境清洁意识，反应的是一种道德观念。私人的空间、私人的东西，你有权自己处置，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公共的空间、公共的资源，属于所有人，有所损害就等于伤害他人，是道德上不可以的。于是，自己的一粒瓜子壳，自己的一片脏纸巾，都要妥善处理，这是道德要求。有了道德要求，才有乾净的环境。
中国的环境问题，在民众层面上，有道德上的原因。这个判断必须回答一个质疑：为什么香港和台湾，一样的中国文化，就没那么脏呢？
在我儿时，乡间城镇虽没有今日的高楼马路电灯，却也没有今日这么脏。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处处约束着人的行为。儿时江南水乡的河水，是可以捧起来喝的。现在的环境早已变得十分不堪，但是道德的变化是在此之前。根据我的生活记忆，家乡人心之变化，大约始于1958年前后，到文革后期完成，中国人从此普遍缺乏公共道德约束。
这是怎么发生的，那得另外的文章来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