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加强了高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教育部长宣布：大学老师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连日来，官方媒体发出不少要求维护意识形态纯正的文章。海外观察人士说，这是文革欲来风满楼。中国往何处去，中国“舆论场”内外左中右各派都在思考。
贺卫方2006年在华盛顿留影 (美国之音记者致远拍摄)宁波宣传部新来的“干事”徐岚（1月24日）在求是网发表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文章，点名批评了宣扬西方价值观的“带头人”北大教授贺卫方和前清华教授陈丹青，在 “舆论场”引起波澜。
教育部长袁贵仁（1月30日）接着说：高校老师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不得使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更是招来不少反弹。
中央又发红头文件
中共高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教育部和团中央也下发了题为《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的文件。
近日，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求是网等中共传媒不断发表社论、评论和相关文章，强调高校校园要坚持正宗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侵蚀。
清华大学的清华园牌坊（美国之音拍摄）2月2日，新华网发表评论《让高校思想政治课堂“风清气正”》，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
评论说：“当下一些高校思想政治课可以说极不尽如人意。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发表不良言论，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等等…… 久而久之，这些不良甚至错误的情绪和信息传导给一届届学生，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理想和信念缺失、道德品行不佳，精神“缺钙”，追根朔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中共打下的几个所谓“大老虎”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苏荣和谷俊山，都不是“新时代”高校教育出来的。而令计划所接受的所谓正式“高校”教育，只是在中央团校所接受的两年制大专教育。而这些教育内容，都是非常正统正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民网1月30日发表了一篇网评，题为《高校思想宣传适应“新常态”才能“入脑入心”》。该评论说，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了解学生心里想什么、喜欢听什么、课下聊什么。文章还将学校比作“大厨”，将学生比作“顾客”，说厨子技艺再高，只有迎合了顾客的口味才能有市场、有实效。
但是，该文章承认，现在的高校政治教师，烹调出的“食品”非常不入口，导致“食客”乏人。
环球网1月31日发表题为《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的社评，说袁贵仁的讲话“果然遭到一些人曲解和攻击。” 文章说，“这位教育部长批评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传播，而对这个话题做尖锐争议，舆论场上像是有使不完的劲。”
环球社评还说，需要指出官方反对宣扬的西方价值观，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因为“西方的这一价值观无法对应中国政治现实，它如果大规模渗透中国社会，必将对中国政治根基造成侵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稳定方面的严重不确定性。”
环时提到官方反对的西方价值观是“政治价值观”，但是，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引进的马列主义，也是西方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另外，至于环时所说的中国官方指的是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日常哲学。那么，这个西方日常哲学同价值观有什么内在联系和相互之间有何潜移默化之影响和作用，两者之间是否有深厚的关联性和渊源，这点环时也并无涉及。
北大法学教授沈岿也对袁贵仁提出问题：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他说：众所周知，近两个世纪前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教育，也是源于西方，影响中国的。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 数，“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
2月2日，求是网刊登了教育部长袁贵仁的文章。袁文说，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环球网转载袁贵仁文章时，引此话做标题。
求是网：要对越界者亮剑
同日，求是网还发表了千钧客的文章，题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要敢亮法纪利剑》。文章说，“一些人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暗中集结反对力量，公然鼓出多党制，恶意篡改党史革命史，将改革发展伴生的社会问题全部归结到政治制度上，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出明显的敌我矛盾特征，已经突破意识形态底线，触犯了法律法纪。”
求是网文章还说，“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敌对、破坏和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必须坚决亮出法纪利剑，坚决予以惩处。”
这种“自由派突破底线已经犯法违法必须惩处”的说法，与环球网长期以来的观点和论点是相呼应的。
回到引起这次激辩的导火索徐岚的文章，其中也提到“应在制度上来治理高校教师的‘越界’言论。”徐岚在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 高校教师的哪些言论触犯了意识形态的“底线”？她认为，“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建立这样一个标准，越界的言论就会继续在高校、在媒体、在互联网上肆意传播。”
徐岚点名批评了贺卫方和陈丹青，说“贺卫方在微博中大谈宪政，陈丹青在其微信公众帐号以《大家别去美国！一个愚蠢而落后的国家》为题，内容却是对美国的过度美化，诱导效果可见一斑。”
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宣传画2006年在北京自由市场上卖。有的重印时加上了标题“疯狂年代”一浪激起千层石
针对徐岚对贺陈的抨击，赵楚在纵览中国上发表文章，说这是“文革欲来风满楼”。赵文说，贺卫方是法学家，多年来从事普及法治知识的写作，在社交网络时代，关注有关公共利益的社会与知识话题；陈丹青也因对社会问题的评论而很受公众喜爱。赵楚说，贺卫方和陈丹青作为学者和艺术家，愿意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本是“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难得的个体情怀和热忱的证明，因此他们所为受到公众的很大支持。”
徐岚文章发表几天后，作者大漠鱼在天涯社区发表题为《徐岚小姐，您不火简直没天理》的网文。文章说，徐岚这篇文章“火了，火的原因不在于其有多高深的见地，也不在于生花的妙笔，而在于这篇文章让不少网民似乎嗅到了文革的硝烟味道。”文章说，“徐岚必将成为‘周花’之后的又一颗新星，恭喜您的左脚已经迈进了人民大会堂的门槛。”
徐岚在遭到网友批评后，通过其微博（微博名“叙岚”），以题为《我扛得住所有的谩骂，你经得起良知的追问？》的文章回应。
徐岚在该文中说，“在这个远不够晴朗的互联网空间，太多的公知、死磕派律师、所谓的法学专家走到了他们所倡导的言论自由的反面，他们会咬住你的某一句话以偏概全，对你的本意进行曲解。”她还辩护道，“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作为一个公务人员，我谈一点看法，难道违背了言论自由？”
在海内外华人社区有知名度的被誉为“民主小贩”的杨恒均也在博客发表了一封《给徐岚的信》。杨恒均在文中说，“中国向何处去，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官媒有钱有渠道有支持，应包容一些。”
杨恒均在信中写道：“你可能不知道，就我所知，你点评的那位教授的文字几乎不能上到任何一个纸媒，尤其是官方掌握的五千多份纸媒……还有上千的电视台，所以他也就在微博讲两句，应该不会成为洪水猛兽。何况，他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中共创党元老，包括毛泽东也反复提过的。更何况，中国变化一日千里，你能保证中国不会进一步改革最终走向我们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规定的法治、自由和民主？”
杨恒均还对徐岚说，“我刚刚也看到你微博下面的一些带侮辱性的留言，所以，我支持你反驳和反击，这是你的权利，也是你享受的言论自由。不过反击是必要的，但不要扩大化；辱骂你的有几个公知、大V可指出来，去走法律程序告他们。怎么可以打击一大片？”
一人走过银川郊外一家电影制片厂的文革宣传画(资料照片)“运动啦！运动啦！”
“东方明月”也在其博客发表文章，题为《重演的历史：“运动了！运动了！”》。 “运动啦！”是由古华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中的一句台词。影片中，王秋赦在历次运动后被整疯了，整日敲着锣沿街大喊：“运动啦！运动啦！”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东方明月”的博文说，徐岚文章中的这些论调并不陌生，“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基本相似的程序和结果。比如几乎总是先由党政部门发红头文件，声称敌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严厉打击他们云云。”文章说，“虽然‘我们’是谁不一定清楚，但敌人是谁一定是清楚的。也就是说，我说你是敌人，你当然就是敌人，如果你不是敌人，我怎么会认为你是敌人呢？接着是舆论动员，党刊党报上大字报社论，无论点名或不点名，反正接着运动就来了。”
文章写道，“今天的中国，虽然法治尚未正式进入轨道，民主政治也还很遥远，但人们已经自发地朝着正常治理的方向努力，通过践踏法治来寻求治理不但南辕北辙，而且也会遭到反对—即使发动者可能依然会获得暂时的无限风光，但它绝不可能持续。”
杨恒均在致徐岚的“信”末写道，“另外，看到你长微博后面那个显眼的‘亮剑’，我心里直打鼓，你要对谁亮剑呢？千万别亮错了啊！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刚刚进入国家政府机关工作，大概像你那样大的年纪吧，我相当年轻气盛，对社会上一些事情很是看不惯，常常认为那些同政府不合拍的人士是为政府为国家为党添乱，很多时候恨不得抽出—— （对不起，我当时手里没有笔，我也不会写你那么一气呵成的好文章），不过我腰里有枪——嗯，很多时候我都想，真想对付这些发出不同声音，与党和政府唱对台戏的家伙。谢天谢地，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这样做，否则，我会后悔终身，甚至会认为自己猪狗不如。因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很多个同政府与党不同的声音，后来都成了指导我们继续改革开放的最强音，造就了今天富强的中国，也让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