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五年后的今天，可以告慰慎之同志的在天之灵的是，思想理论界继承他的遗志，宣传自由民主，批判专制主义，做了许多工作；由他开启的当代新启蒙运动，虽然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仍然艰难地曲折地开辟着自己的道路。
我说当代的新启蒙运动是由他开启的，是这样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后的民间反思高潮（以西单墙的民主论坛为代表）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随后的引进西方文明的大量书刊，构成了当代启蒙运动的第一波浪潮。八九镇压后，万马齐喑，启蒙运动趋于沉寂。1998年4月，李慎之为刘军宁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作序，以《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为题，倡言：“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并且对自由主义作了简要的然而十分精辟的阐述。他在这篇序言里高扬自由主义的旗帜，不但标志着他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而且使沉寂几年的启蒙运动苏醒过来。人们称赞他为“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绝非过誉。
说他的文章标志着他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是因为他一生历经磨难，上下求索。直到这个时候，才终于找到了他的人生坐标。我在他去世后的怀念文章里曾提到：1993年1月我第一次和他交谈时，他说：“你的见解过于着重‘破’的成分；当然‘破’很需要，也很有价值，但更需要、更有价值的是‘立’。中国的发展进程很难预料，不排除发生突变的可能，时刻一到，你长期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破’的工作，只是闪一下就过去了。当然，对于一些关节性的问题，必然有清算的时候，但这个过程快得很。人民更需要的是这个过程之后的理论。所以，还是应当更多注意‘立’的问题，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拿出有长远价值的理论，有根有据，才有说服力，才能发挥作用。”可见，在当时，他的思想着重点，是在“立”上。那么，立什么呢？从他此后几年的文章看，他一直是在苦苦探索之中。直到1998年，他才终于找到“有长远价值的理论”，就是自由主义。同时也找到了晚年生命的归宿。他在1998年5月16日给我的来信中说：“我只是在1989年以后，也就是我下台以后才写一些文章，自问违心之说还没有，但也只是打擦边球。最近写一文《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精神》，才自以为是四十年来第一次说真话。”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于寻觅到真理的满足和愉快。可以说，他从此就把自己献给了弘扬自由主义的神圣事业，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高扬自由主义大旗所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前七十五年。
说他唤醒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因为在这以前的八九年里，思想理论界非常沉闷窒息，虽然有一些民主自由的呼声，但十分微弱，也很分散。李慎之登高一呼，就把许多有志于争取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仁人志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推动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传播。他自己更是言出行随，不断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把启蒙运动带动起来。如他在2000年5月15日所写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文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从它的历史、理论、特点、支持力量及现代化的前景，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专制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在上的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隶主义。”“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他特别批判把秦始皇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只存在于秦始皇以前的周朝，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应该“称之为皇权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皇权专制主义，或者绝对皇权主义。”这些观点，今天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八年以前，确实有点振聋发聩的味道。在他去世前的五年里，他所写的大量文章，突出地宣传和弘扬自由民主，揭露和批判专制主义，发挥了出色的启蒙作用。
在历史的长河里，五年的时间不过只是匆匆一瞬。但如果我们细心考察，就不难发现，在李慎之去世后的这五年里，自由民主的观念正在逐渐深入人心，以致在胡锦涛、温家宝的讲话和报告里，也经常出现民主的字眼；人们对自由虽然讨论较少，但反自由化的喧嚣声大为减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至于专制主义的存在和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李慎之大力提倡的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在一些后继者的努力下，也陆续被社会认知。他在5月16日给我的信里曾提到：“现在特别需要有人研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权、法治（与法制判然有别的法治）、公民、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宪法、宪法法院等问题，写出启蒙的文章来。”他在这里谈到的问题，近年来在网络和报刊上也时有所见。但是，这些细微的变化，主要只是表现在理念上，在观念形态上，而在社会生活的实践里，却察觉不到有什么转变的迹象。专制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垄断主义，仍然占领着经济领域的半壁江山，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一些超大型的国有企业，垄断着资源、市场和利润，以对老百姓的剥夺来养肥极少数亿万富翁。在政治领域，喊了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只是在专制制度的外围打转，根本没有触及变专制为民主这个本质问题，政治民主化远还没有破题。在文化领域，李慎之在八年前指出：专制主义的“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这种欺民愚民的文化专制主义，八年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可恶、更加黑暗了。在社会领域，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垄断，丝毫也没有放松，人民至今没有结社的自由，组党就更谈不上了，公民社会依然遥不可及。这个社会现实表明，肃清专制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民主革命，面临着十分艰巨、十分繁重的任务。作为民主革命的重要形式的启蒙运动，很需要聚合力量，发声呼求，既要启发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政治觉醒，更要唤起党政官吏的人性和良知。特别是要催动民间的力量，推动上层的转变，促使他们把个人的既得利益同民族前途，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中，我们应当继承李慎之的遗志，充分利用他的思想遗产，学习他的遗文。我想，这应该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