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檢察院檢察官楊斌女士近日辭職，廣州媒體對於這個體制內敢言人士給予了熱切報道，網易搜狐等南方系舊部所在的商業新聞網站也盡力轉載、擴散。45歲的楊斌在2011年就被剝奪了辦案資格，原因當然是她講過那麼多真話，被認為與體制抵觸。
她講過什麼話呢？她評價反映文革的電影《歸來》：「無望的等待、殘缺的結局令人傷痛。再回味，確實不應該有完美的結局，一個從未真正地懺悔和反思過的民族和政黨，憑什麼歸來，又憑什麼有未來？」她諷刺執社會熱點事件：「貪官反腐，嫖客掃黃，宇宙教打擊全能教，都是奇葩。」「其實我覺得最需要查擺的是組織，個體吃藥沒用。」評公車改革：「個人認為，公車使用管理制度不僅不應該是秘密，而且應該廣泛宣傳，廣而告之，以方便納稅人監督。」她評執政黨：「沒有人能活到一萬歲，同理，沒有一個政黨能永遠執政。自詡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我們，昨天不能面對自然常識，今天不能面對社會和政治常識，後文革時代。」如果事先不知道她的工作身份，很難相信這些話是一個檢察官說出來的，更像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的語錄。這一方面證明，大陸公共知識分子不是一種身份，不過是知識分子的角色承擔；也從另一方面說明，這位從30名檢察官中遴選出來進入市檢察院的女性，確有獨立思想。楊斌成為媒體的公眾人物，是因為在2000年為溺斃孩子的母親辯護，認為這位周姓母親之所以做出犯罪舉動，與背後的男權壓迫與社會漠然不無關係，請求法院予以輕判。周姓母親刑滿釋放後，回廣州找楊斌跪謝，一時間，「良心檢察官」楊斌成為廣州公共輿論中的重要人物。這個案件對楊斌的改變，還在於她就此關注犯罪人員的現實困難，開始在治罪之外，對他們進行人道救助，從而引導楊斌創辦了一家公益機構，專司從實際困難與精神輔助上給犯罪人員提供救助。楊斌在2011年被剝奪辦案資格，調入了檔案室做管理員。這是體制內對知識分子最為流行的懲罰方式，令其閑置，以磨蝕其心志。然後，楊斌繼續在社交媒體上評議社會事件，此風不改，愈發取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在體制內也有暗地裏的喝彩。「環境是環境，個人是個人。」認同這句話，雖然我也經常抨擊體制之惡，但作為體制人，我依然認為，我們還是可以選擇的，畢竟，不作惡不同流合污，最大的代價也就是沒仕途沒前途，堅守良知底線就得丟工作乃至坐牢丟小命的時代已經過去。大陸體制內尤其是司法單位，也有少數異類，在微博上發表公知言論，獲得一些贊美。但是這些男性與楊斌不一樣的是，一旦領導問罪下來，這些人就會立刻熄火，明哲保身起來，終於導致「竟無一人是男兒」。而楊斌則比她的男性同行更有勇氣，更有擔當，也走得更遠。楊斌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美譽度，當然與廣州前些年開放的言論環境有關，她與媒體彼此成就。如果在內陸省份，很難想像會有這麼這個一個司法體制內的「異見人士」，所以，能夠讓楊斌抒發情懷，甚至以職業捍衞情懷的，與前些年廣州發達的市民社會息息相關。但廣州到底是在大陸，所以楊斌的這一切遭遇，前半程是幸好在廣州，後半程則可惜仍然中國。這像是一種宿命，逃不掉，卻讓楊斌這樣的人掙扎著要去脫離和超越。正如她對「暴民論」一針見血的見解：「今日社會之困境，公權是始作俑者。製造愚民，就得接受刁民暴民，因為他們一脈相承。開啟民智，呼喚人性，培育真正的公民，才是解困的鑰匙。」可以想見，辭職後的楊斌會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她失去的不過是枷鎖，得到的是自由，這是彌足珍貴的。體制內當然不乏辭職出走的人，但像楊斌這樣，社會公眾和體制中人都在默默思考這位女性的出走：這不是另一位娜拉的出走，因為楊斌不是為了反抗男權，而是為了爭取心靈的自由。我們也不該擔心「娜拉出走後」怎麼辦？毋須為楊斌擔心，最該擔心的是那些仍然做著出走夢、卻始終不能邁出腿的人，體制縱有千般好，不如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