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薄熙来(左)到仇和，他们都曾以改革官员的形象出现于媒体之中。
 
 
 
改革派曾经是中国官员最有魅力的标签，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艺作品就大量刻画勇敢改革、开拓创新的优秀共产党员干部。最早的《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乔厂长到《新星》里的李向南，小说中改革派官员的形像曾经风靡一时，现实中对官员的宣传，也常常借用这些小说中的形象，比如小说《新星》中李向南的原型是吕日周还是习近平。这些小说是党八股之外非常重要的宣传，属于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是一种由来已久、反覆锤炼过的宣传方式。
 
从薄熙来到仇和，他们都曾经以改革官员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之中，而媒体打造他们的方式很像小说打造乔厂长、李向南的形象。我记得曾经看过某杂志描绘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时期改造城市、督促下属不要懒散的故事，也看过某报纸整版报道仇和在宿迁改革、罢免不辞职官员的故事。尽管媒体如此配合，今天的人们还是没有接受他们改革者的形象，即使在他们倒台很久以前，许多人评价薄熙来、仇和的是“酷吏”而不是“改革家”。这里面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比如互联网改变了媒体的单一信息源，让人了解了他们不好的方面。此外，或许“改革”自身内容的变化也是导致“改革者”变成“酷吏”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是针对更早的管制经济，或者说是针对之前党的政策，比如经常搞运动，强迫农民集体劳动，强令农民种植某种低效率的作物，限制人们搞副业，甚至不准多养家禽、家畜。这种情形下的改革只需要把人从束缚中释放出来，就能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只要党自身愿意调整就能变得更好——本来束缚就是党强加的。按照秦晖的说法，文革是负帕累托最优，随便改变一下都能变得更好。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塑造改革和改革官员确乎能够赢得人心。而九十年代后期直至两千年之后，再也找不到那种改革的机会了。这时所谓改革主要是在搞某种建设或发展某个产业，比如薄熙来在大连的市政建设、仇和的招商引资和种树，这需要的是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和更多的人力投入。为此，他们拆迁获取土地、借债获取资金、仇和曾卖掉公立医院、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大手笔的没收财产、压榨官员的闲暇（仇和曾经发动上万机关干部上街管种树）。尽管仍旧有人称他们为改革家，这些做法主要立足于压榨，与八十年代放松管制的改革内容已经相去甚远，也因此他们改革家的形象接受度不高。
 
2000年之后树立一个改革家的形象注定是徒劳的，或者说改革这个词本身已经褪色了。实际上自从党以GDP作为指标选拔干部之后，所有官员的核心工作都和薄熙来、仇和一样，只不过他们做的更绝，所以最后获得的评价不是改革家而是酷吏。而从今天的角度再去看八十年代的改革与改革家，又有一丝讽刺，当时的改革只是撤销一些本来不合理的措施而已，今天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