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对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由对手定义。
大陆微信的朋友圈最近有讨论反对话语与改良话语的关系问题，莫之许认为反对话语绝非从改良话语所出，两下截然不同。这种见解有助于澄清反对话语的独立面貌，防止它被改良话语污染，从而将反对派从改良派中划出来，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反对话语固然回异与改良话语，但是反对话语本身并不仅仅由反对派来定义。实际上，在这么多年来，反对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对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由对手定义。反对话语与改良话语有过合流的时候，那是因为在特定的阶段，改良话语也构成了“反对话语”。
当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的时候，反对话语是什么？宪政！但是在刘晓波前后很长时间内，体制对宪政并不截然排斥，反而纳入改革话语中加以盘桓利用。到了后来，改良派发现，宪政已经成为禁用词，它对体制本身已经形成了“反对”，宪政就成了反对话语。
改良话语统治中国自由主义圈（假设有这么个东西的话）二十多年，它之所以能办到，是因为改革话语被大众普遍接受。反对也被理解成一种“激烈的改良”，这就是大众对反对派的印象——大众没有将反对话语并视作一个现成的东西，改良话语掩盖了它。
改良话语的变迁，包括了它的软化或趋于强硬，软一点就是改良，硬一些就成了“政治反对”。这种软硬变化取决于大势，比如从刘晓波时的环境转变为许志永他们时的环境，这个话语转换的过程会突出许多人、甩掉许多人，最是合乎时宜，死守改良会很尴尬。
现在的问题是，改良话语已经被现实不容，在话语序列中成为一种羞耻，处于它历史的最衰竭阶段。这种情况下，反对话语要特立独行，与改良话语决裂，并且上溯归依八九一代，理出反对的一个脉络来。在粗疏的政权塑形之下，也有对话语的精心编织，此言不虚。
但是在话语与行动之间，依旧要面临一个搭配的问题。易言之，有反对话语不一定有反对派，孤例可能有；有反对派也不一定有反对话语，可能共享一个界限含糊的话语体系。这种错置是中国特色的。就此观之，将改良话语从反对话语中剔除出去，无外乎雪耻与脱敏的区别。
因此，在话语的“起义”上来讲，现在是很尴尬的时候。廓清反对话语源流，反对派在哪里？坚守改良话语，凭借者若何？这么纠缠与纠结，单靠说“话”的人是难以了断的，最后还是看外界的，好比刀劈入水，分开截然不同的两界。话语事要由刀刃了断，也真是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