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文章，严厉批评武训以及电影《武训传》。知情人明白，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自然不敢怠慢。于是，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批判武训的文章，一场文化思想批判运动自此弥漫全中国。
或许，现在的年轻人，至今都对这件事疑惑不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地推动对一部电影的批判呢？显然，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去审视。否则，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联系的，都是有原因的。1951年的中国，可谓是“内忧外患”。一是敌特反坏分子十分猖狂。是年二月初，中央刚刚颂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掀起镇反运动。二是抗美援朝战争正进入相持阶段。三次反击战役，虽说促成了“朝鲜停战谈判”，但是“边谈边打”胶着僵持的局势，也让一些人滋生对战争胜利的怀疑。三是西藏问题正在谈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定，西藏虽然面临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进驻拉萨，但是同西藏少数农奴主的斗争仍然没有结束。可以说，当时的内外矛盾，是一场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看得更清楚。
然而，1951年初，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武训传》正在中国热映。这也是赵丹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演的第一部影片。《武训传》描写和歌颂了清末光绪年间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据说是赞扬声一片。有人说，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倘若说，这部电影没有引起轰动，估计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批判。问题是，对武训的歌功颂德，显然是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格格不入的。毛泽东的愤怒，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毕竟，武训其人其事，在毛泽东看来，他就是一个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甚至对阶级敌人卑躬屈服的典型人物。
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中说到：“《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泽东将其的愤慨之情，掷地有声，都融入这段话之中了。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武训是“不足为训”的。
其实，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武训未必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甚至可以说，武训是“足以为训”的。他的精神，值得肯定。说武训不足训，显然是这部电影的“不合时宜”矣；武训其人其事，恰恰在一个严肃的政治时期，被人抹去历史的灰尘，一不小心重新被人提起了而已。
武训是被写入《清史稿》的人物。他原本是一个乞丐。一个小人物，能收入《清史稿》，足见其不易。《清史稿》说：“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其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七孤贫，从母乞於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母既丧，稍长，且佣且乞”。梁启超先生亦有文章，说“武训三岁丧父，家贫，行乞度日，饮食必先奉母，人称孝乞。七岁复丧母，昼行乞，夜绩麻，得一钱，即储之，日惟以两钱市粗馒自养。”也就是说，武训从小家贫，并以行乞为生。
武训为什么要行乞兴学？《清史稿》仅有一句话：“自恨不识字”。故“誓积赀设义学”。野史笔记，则有众多说法。比如，七岁时，武训曾拿着积蓄的两百文铜钱求私塾老师收留读书，却遭富家子弟赶出学堂；还有，武训在财主家行佣，地主欺武训不识字，曾作假帐抵赖，武训不仅分文未得，还遭财主毒打。等等。有些情节，电影《武训传》亦有描写。总之，青年武训立下志向，决心行乞兴学，他要让穷人的孩子读书识字，从而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的行乞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山东口音的行乞之语：“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在赵丹演绎之下，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实，据后人细心收集，武训一生留下了多达30余首的行乞歌，都是很感人的。比如：“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武训含垢忍辱30年，终于在他的家乡堂邑县的柳林、馆陶、临清三地，办起3所义学，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据说，武训通过行乞而居然致富，然而他依然靠乞讨生活，直至死去。他的事迹，在其家乡众口相传，感人至深。
然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当时的文化部为了呼应这场讨论，曾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调查团去武训家乡进行社会调查。这个调查团中有一个名叫“李进”的女同志，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江青。据说，在这次调查中，江青情绪高涨，表现出色，她还因为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胆囊炎。毛泽东身边侍卫人员后来也有回忆，对江青的表现，还是肯定的。比如，说她积极工作，不搞特殊，也吃派饭；说她身体不好，在农村生活20多天，很不容易；说她与袁水拍等调查人员配合较好。等等。当时，她的好出风头、急性子的毛病，似乎也没有发作。毕竟，当时的江青，不过是文化部的一名普通干部而已。
调查团的成果是一篇洋洋数万言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在《人民日报》连载了6天（7月23日至28日）。调查的结论是明确的：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调查还说：“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武训乃行乞之人，居然成了大债主、大地主。显然是要有依据的。据说，调查组查到了一本《武训地亩帐》。这本帐是由武训家族保管的，显然，这是罪证之一，并逐条列入《武训历史调查记》之中。其实，这些事，《清史稿》也是有说法的：“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这就是说，武训靠行乞的办法，挣到了钱，而且将钱委托富人放债以图钱生钱，最后武训靠这些钱置地230亩。梁启超的笔下甚至还有细节描写，说明武训是怎么放债的：“数岁，得钱六千，邑有富家某，颇自好，训肿门求见，阍者挥之，不去，予以钱，不受，主人恐其扰，不敢见。训长跪于门外不去，不得已见之，乃伏而请曰：”丐者有求于贵人，贵人必许我‘。主人曰：“若欲乞钱耶？’对曰：”丐者非向贵人乞钱，乃以钱托贵人耳。丐者有钱六千，愿藏之贵人家，取其息。一年之后，以子为母，贵人其许我？‘主人以其数之无多也，许之，乃拜谢而去。此后丐所获盈一千，则持往富家。如是者十年，子母相权，几及百千。“这个调查报告，从今天的角度看，它显然忽视了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而抓住了他靠放债置田致富的之事。报告似乎也没有提及，武训致富兴学之后行乞如故的事实。武训终身未婚，不娶妻，不生子，不置家。一个大地主，会如此吗？
毛泽东推动武训批判，恐怕还是有深层次原因的。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武训死后，满清王朝，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对武训都是高度赞扬的。按当时的说法，就是“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赞扬”。比如，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其事迹亦“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民国之后，不知何故，武训的地位又大大提高。1934年，基于“全民教育”和“教育强国”的思想，当时的国民政府掀起武训热，隆重纪念武训97岁诞辰。蒋介石亲笔书写《武训先生赞》，蒋介石对武训评价之高，叹为观止。其中有一句话：“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冯玉祥、蔡元培、张学良、杨虎城、郁达夫、刘半农、段祺瑞、吴佩孚、韩复榘等等，左派、右派，军阀、文人似乎在武训身上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全国各地，还出现了许多以武训名字命名的学校。1945年，国民政府再次在陪都重庆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武训诞辰活动。问题的关键，乃是我们党内的一些人，也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同声附和。当时的《新华日报》，也曾连续6天辟出专版进行报道。这或许也是令毛泽东心生不满的原因之一。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写到：“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清光绪22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享年五十九岁。《清史稿》记载：“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也就是说，武训在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据说，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官绅全体执绋送殡，百姓自动参加葬礼者达万人，观者人山人海，师生哭声震天，百姓纷纷落泪。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为此赞扬武训：“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然而，武训可能想不到，他死后会获得如此殊荣；他当然也想不到，五十多年后又会受到中国上下各阶层的无情批判。
或许，命中注动，武训是得不到安宁的。武训死后葬于柳林崇贤义塾东壁。他的想法，或许是想在九泉之下听朗朗书声。然而，1966年8月28日（阴历7月13日），红卫兵砸毁了武训墓，并将武训尸骨挖出游街示众，最后将其尸骨抛于柳林北门外土窑前，将其彻底砸烂。红卫兵还威胁武训亲属，绝不得收葬其尸骨。据说，武训的尸骨，最后还是被一位不知名的牲口棚饲养员悄悄葬于附近水渠之中，地点不详。古人说，丰碑自在人心，这话有理。
1985年12月，山东省政府给国务院呈递了一份《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次年5月，国务院作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武训的“名誉”终被恢复。武训墓亦得已修复，但其尸骨已不知所终。此时此刻，武训在天之灵，又会作何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