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认为，在中国支持专制主义的因素很多。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支持，在计划经济下，全国只有一个老板，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迫使50年来中国人屈服于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另一强力支持是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保住甚至加强专制统治。中国人对于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李慎之还指出，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在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个人主义”，没有“自由”和“人权”的观念。“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顾大体、识大局”，人们正是在这种高贵的情操中变为奴隶。中国的专制主义还受到传统哲学的支持。得到儒家和法家的支持，也得到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还受到道家和佛教的消极支持。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墨家也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从秦始皇开始到毛泽东止，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认为：中国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李慎之认为，在中国许多人是不懂什么叫民主的，突出表现在“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泛化之极。李慎之说：“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的。”譬如说：“某某人作风很民主，某某人作风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在中国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在接待外宾时，这些话中讲的“民主”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让外国人听懂此话的意义。另外，中国古来就没有“科学”这个词，如今也用得十分泛滥。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
李慎之说：“我曾问一个跟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独裁必然会导致个人独裁。但这时的陈独秀，已不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了。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
英国人就有较丰富的民主经验，在对德战争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而中国则不同，似乎谁打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以至于专制主义的香火不断。
什么是民主？根据民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据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它是由互相联系的两项内容组成的。第一，民主是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第二，民主是用来表示公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即公民拥有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我们所说的“争民主”，实际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即民主国家，就是要保证全体公民拥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
专制是与民主对立的概念，专制制度的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在农业文明时代表现为皇权至上，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或者“党管政府、党管军队、党管干部”的独裁统治。因此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独裁之后若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若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么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一世与拿破仑三世等，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当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后就利用自己的威望，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当然，跟英法等国不同的是，在苏联与中国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它打着最革命的口号，举着马列主义的大旗复辟专制主义，具有迷惑民众的“形左实右”的特征。不断地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既是李慎之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慎之在新时期对中国人民事业的重大贡献。
在民主体制下或在民主国家中，公民拥有对国家重大决策即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国家各级领导人对各个政党的政治活动，进行公开批评和监督的权利。比如在美国，人人都可以“骂”总统，人人都可以公开批评民主党或共和党，尼克松则因“水门事件”丢了乌纱帽。在民主国家除了国家与政党可以办报纸出版社广播站电视台互联网宣传自己的主张外，任何公民也可以完全自由地经办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广播站电视台互联网，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对政府和政党进行批评与监督。
李慎之认为，在专制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政府教化民众；在民主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反映民众的声音，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批评揭露和监督。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大大的好处：第一，可以防止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做出错误决策；第二，可以防止领导人搞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第三，可以防止领导人滥用手中的权力走向专制和独裁。一举而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呢？
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必须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什么是民主宪法？民主宪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民主宪法不是“管”人民的，而是用来“管”领导人的，防止领导人特别是防止有威望的领导人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防止领导人特别是有威望的领导人走向专制和独裁。世界各国的民主宪法都实行包括反对党的多党制，实行普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领导任期制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领导人，特别是有权有势有威望的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走向专制独裁，这也是斯大林、毛泽东等不愿接受民主制的根本原因。
在专制国家也有宪法（包括秦始皇的《秦律》），它是用来保护领导者的权力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把某个领导人某个党对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写入宪法，如当年苏联的“斯大林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该人和该党的统治提出异议或反对（这本来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则被扣上违反宪法的帽子，定为右派或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统统是空话。专制制度下，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还记得“一句顶一万句”吗？），原定的宪法就可以作废。美国在建国时建立的宪法，一百多年来只做了几次小的修攺，每次修改都是应民众、政党和议会的共同要求进行的。
第二，民主宪法是保护民众的，民主宪法中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是全国民众人人都有的、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毛泽东在反右时提出要区分两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众才能称为“人民”，才能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属于敌我矛盾的民众称为“敌人”，他们是不能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
什么叫敌人？一本普通的中学生词典（闵家骥晁继周编写的《中学语文词典》），对此作了准确解释：“两军作战中敌对的一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使用这个词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或“三座大山”，说明他理解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但他老人家一贯“活学活用”，总是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帽子，安排一部分（理论上是5%）民众充当“敌人”。虽然中国已经没有战争了，但在毛泽东时代“敌人”的数量和品种，却比过去大大增加了。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八大类外（还不包括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等），知识分子也成了“老九”。
毛泽东去世后情况有了好转。在民主国家为了防止刑事犯人用暴力侵犯他人权利，经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后，可以剥夺或部分剥夺他们的自由权，但犯人的民主权利（如发表对国家大事的意见，投票选举总统的权利等）是不能剥夺的。中国的死囚还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纯属笑料。
李慎之还从下列几个方面对专制者歪曲民主的说法进行了批驳——
第一，“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跟过去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主义的，同出一辙。民主作为一种普适权利，它是跟每个人的出身、职业、立场、观点、宗教信仰等无关，无论是工人还是过去称为资本家的企业家（眼下流行的称呼叫“老板”），都拥有相同的民主权利；
第二，“我们要的是实质民主，不是形式民主”。李慎之针对这一批评，明确表示：我们既需要实质民主，也需要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实质民主的保证，没有形式民主（如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就不会有实质民主。把“民主”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陈独秀，就因为受实质民主的蛊惑，折腾了20年之后才觉悟到实质民主只不过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名词；
第三，把民主体制的建立同国民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对立起来。远在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共产党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当时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共产党的反驳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首先实行民主政治，人民的民主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怪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比过去大大地进步了，国民党的论点反而成了现在共产党的论点；
第四，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反对实行民主制度，在专制主义没有改革的前提下，这实质上就是“专制压倒一切”。在专制下的所谓“稳定”，由于信息不流通，由于说假话，必然会造成经营与决策失误；由于人民不能监督领导者，必然造成贪污腐败与官僚主义，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果建立了民主体制，上述矛盾即可在民主范围内解决。看看近代史，从英法建立民主体制，从美国反对专制主义的独立战争建立民主体制后，将近300多年的时间内，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惟有英美法等民主国家一直保持了稳定。偶尔发生几起比较严重的内部问题，表面上看闹得不亦乐乎，最终都能不动干戈地依靠自己的民主机制而得到解决；
第五，把民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民主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与稳定发展。2001年11月13日，美俄两国总统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应该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第六，民主是相对集中而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而且把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称为民主集中制。李慎之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组织采取的行动规则，它跟我们所讲的民主不是一回事。民主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的问题，与此相反，作为公民的权利，下级可以批评和反对上级的意见，少数可以批评和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地方可以批评和反对中央的意见。在民主国家这是十分普通的现象。李慎之认为，即使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党或组织的行动规则，也不应叫“服从”，应该改成“少数人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不同时，按多数人的意见行动”，少数人不仅不需要从思想和言论上服从多数人，而且应当受到多数人的保护。比如说选举某人当总统时，应按多数选举人的意见办，在总统当选后少数人仍可继续批评当选总统；又比如，英国在决定是否加入欧盟时，应按多数民众意见办，但处于少数地位的民众仍可继续对欧盟的批评。在民主国家中，涉及到跟国民有重大关系的问题时，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全民公决，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必须按公决中多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
第七，关于大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中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李慎之说：“‘大民主’的话本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反映意见的过程中，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当时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在60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
第八，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体制不符中国国情，不适用于中国情况。当年共产党要求按西方民主方式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时，国民党内顽固派就说过类似的话。李慎之认为，中国原有政治体制是农业文明时期专制主义的产物，民主体制是工业文明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所谓“中国特色”反对建立民主国体，“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上面我谈到了李慎之批判专制体制，倡导民主体制的内容。实际上李慎之对民主的阐述很多。例如，李慎之提到毛泽东把土地改革说成是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又把民主革命分成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毫无道理的泛用民主概念。
事实上，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包括严复、胡适、鲁迅、蔡元培等都批判过专制主义，李慎之的贡献主要是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别开来（除李慎之外，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深刻揭露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表现，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口号举着马列主义旗帜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秦始皇加马克思。
第三阶段：对马列主义和国际共运的反思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南斯拉夫事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柏林墙倒塌，社会主义阵容分崩离析，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等。
在这些事件中，有几个问题贯穿其中——
第一，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受到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自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受到广大人民的猛烈批判。这是为什么？这些事件仅仅用外国反动势力的挑拨离间，就能一笔抹过吗？
第二，跟实行自由经济的国家相比，凡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包括苏联式、朝鲜式、南斯拉夫式、古巴式、挪威式、印度式、缅甸式、加纳式等各式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即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推行国有化，消灭私有制的国家，经济发展都相对缓慢。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经济危机”。这是为什么？
第三，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有计划性与私人所有制的无计划性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工人阶级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贫困化，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等等。到了20世纪末，历史的发展恰恰同上述预言相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自身的重大改变，其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持续发展，把社会主义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趋势不仅没有延续，生活水平反而有很大的提高，这是为什么？
第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运筹学、信息论、控制论、混沌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系统论、系统工程和复杂性理论等新科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激光技术、数字信息和网络等高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理论和技术，不仅为解决复杂的自然科学问题，也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出了贡献，比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的有计划性与私有制的无计划性的矛盾，这一矛盾曾被马克思及其信徒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因，我们自己也曾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自由和人权制度的保护下，通过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共享，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它不仅没有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而是走向成功，走向现代化的信息文明。
与此相反，在专制下，人们不能说真话，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和共享，计划经济由于得不到正确的经济发展信息（毛泽东获得的信息总是“形势大好”，农民家家都吃红烧肉），总是做出错误的决策。这些错误的决策，在专制主义下强制执行，不许任何人发表不同意见，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并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大众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李慎之认为，这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生产总值大起大落，起落幅度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人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反思。参加反思的不仅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还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通过这次反思，对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如它的起源、演变、概念、实质、目的和价值等；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理论；对列宁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理论；以及对自由、民主、人权理论等，重新进行了评价。这次反思对于中国人民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这场反思没有能在中国公开进行，但是科学的真理是封锁不住的。正如在国民党的封锁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在今天的新闻和信息封锁下，“星星之火”同样也可以燎原。
顾准、李慎之等，就是这场大反思中的佼佼者。当然李慎之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新华通讯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时，主持过《参考消息》与《大参考消息》的编辑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的外交顾问，熟悉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他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主管美国、日本和西欧等研究所的学术工作；他经常出国访问、交流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因此李慎之能够及时地获得未经歪曲的国外真实信息，另外他本人有很高的外语和中文水平，他不仅能直接阅读和使用外文资料，还能发现过去翻译中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与理解马列的基本原理有密切关系。李慎之在主观上有反思马列主义的强烈愿望，在客观上又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因此李慎之在20世纪末，能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对李慎之在反思中涉及到的所有问题，做全面介绍。值得庆幸的是，在李慎之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思想界通过互联网和部分公开、半公开刊物以及内部资料，发表了数百篇纪念李慎之的文章，使李慎之许多反思中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流传。
李慎之在反思中，认识到自己早年特别信奉的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正确。李慎之认为关于人类社会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情况的，也是符合中国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与此相应的人类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即人们所说的现代化。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对世界现代化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20世纪，现代化研究出现过三次高潮（或三次浪潮）——50～6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研究；70～80年代的后现代化研究；80～90年代的新现代化研究。虽然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各具不同特点，但具有共同规律。
例如：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它包含着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它起源于欧洲，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现象；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时间才能解决；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一切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有可能区别出不同水平或阶段；经典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现代化是趋同的过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现代化是不可逆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向；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在转变时期，现代化的代价和痛苦是巨大的，但从长远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
李慎之记得，1950年，20世纪正好走完一半时，苏联《真理报》发表了爱伦堡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回顾了20世纪前50年的变化，然后展望20世纪后50年的发展。爱伦堡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被认为是最有世界眼光的记者和作家，不但使我们为之倾倒，也使许多老革命家赞叹不已。爱伦堡的文章谈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出现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又过了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批东欧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爱伦堡眼里，20世纪剩下的一半岁月里，世界的发展一定是无产阶级政权从胜利走向胜利，从一国走向世界的历史。世界形势是如此地一清二楚，真可以说是“无待蓍龟矣！”。20世纪终于结束了，历史跟爱伦堡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爱伦堡的预言不仅没有应验，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爱伦堡的老家苏联，会在存在了74年，取得伟大的胜利与成就之后一朝瓦解。
西方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及其老师黑格尔）都说：要是没有一套概念、体系和方法，就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世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和慎之就领略到了当代共产党人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即将世界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营垒。前者是黑暗的，没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荣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大概维持了40年。曾提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毛泽东，到晚年才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取代“东风”与“西风”。过了十来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三个世界”理论随之失效，但“第三世界”的说法仍阴魂不散流传至今。
现在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在内，大概都记得每当党开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从国际阶级斗争的总形势讲起。先讲世界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所谓“总危机”，马上就要完蛋了！然后讲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共产主义——人间的天堂即将降临到人间了！再从国际到国内，无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国内形势任何时候都是一片“大好”。一直延续到1982年的十二大，胡耀邦作报告时不再分析国际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新的分析国际形势的工具取而代之。就像走夜路的人总是需要拿一盏灯笼或者拿一个手电筒一样，否则就无法迈步。那么中国人在失去马列这盏灯笼或手电筒之后，应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呢？
第四阶段：李慎之的全球化思想
李慎之处于世纪之交，重新回顾过去的100年，展望今后的100年。他肯定无疑地预测：对于21世纪来说，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
在中国，李慎之第一个提出了“全球化”理论。我认为全球化理论是李慎之思想的又一精华，是李慎之经过多年的反思，抛弃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的理论，认识到“英特纳雄纳尔”不可能实现之后，对人类社会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
李慎之认为，全球化也许可以说来自于人类的天性，或者出于人类的宿命。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本来是同源共祖的人类，为寻求适于生存的土地而向世界各地分散之后，随着活动能力的增大而相互交往，重新汇合。李慎之把全球化的起点定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哥伦布的发现使人类对地球上的不同地区有了了解，实现了地理的全球化；牛顿力学的出现，启动了科学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英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全球化；民主自由人权加速了政治体制的全球化；互联网开始了信息（思想意识）的全球化……
在500年里，人类虽然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一些苗头，但也还没有想到“全球化”这个词儿。只有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这个词儿才开始流行，其标志就是罗马俱乐部在1992年发表的报告：《第一次全球革命》，说人类正处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
全球化的重要的特点是国际关系的经济化。这个趋势其实在20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很明显了。20世纪最大的两个发动战争的国家——德国和日本，开战前都想在经济上大占便宜，结果却都是大蚀其本。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它们在无条件投降而被占领以后，一心发展经济，反而取得了大战前没有得到的经济利益。世纪末想称霸波斯湾的伊拉克，因为侵略科威特而做了一场蚀本买卖——美伊战争后，萨达姆不仅成了阶下囚，还使伊拉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与此同时，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成功地加入了WTO，至少在经济上，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
在思想领域，现代文明的信息（包括民主和宪政，自由和人权等），已经传播到地球上各个角落，几乎不留任何死角。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1991年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所谓“和平演变”，事实上可以解释为现代文明的信息冲破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封闭的壁垒。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此外，还有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恐怖主义，核武器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艾滋病、SARS等恶性病的全球化；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20世纪末联合国作用的迅速加强，正是全球化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的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从进化论（无论是生物进化论还是宇宙进化论）的立场来看，全球化是值得欢迎的。其实不论你欢迎不欢迎，它都是必然要到来的，既无法反对，也无法回避。
李慎之认为，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是不承认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图，它就会像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过去已经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篱，今后它还要冲破更多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对于那些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国家，困难当然可能小一些；而对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痛苦就会很多。
总之，全球化将冲破国家民族与文化的界限是没有问题的。它将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拼盘，而是一个系统。还要看到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值；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类原始的利己心，是人类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它也把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迪斯科和摇滚乐……海洛因和艾滋病一起传播到世界。
市场全球化，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却还来不及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新秩序。就这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不但有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也有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以至东正教的、天主教的、耶稣教的、儒教的原教旨主义……以各种极端的形式在发达国家中蔓延。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而且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诸如教育事业的衰败、出版行业的不景气、文学水平的低落、画家画不出好画、音乐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学碰到了逻辑的和实验的界限等等，而且表现为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
中国人从20世纪起，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危机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碰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传承了3000多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今天不仅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还要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这是一个激烈而痛苦的过程，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事实上，现代化仅仅靠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道德秩序。中国人在失去了所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真的就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么？答案是“不能”。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有尊严的位置。当务之急就是要发掘出我国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加速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上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上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部经验显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个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最新的情况是：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0%的最富的国家，消费了世界总产品的84%.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200名富豪的财产，占全球人口总收入的41%.其中头3名的富豪的财产超过了世界48个最贫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少数人先富起来，贫富差距增大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发达国家，贫富相差的程度都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危险值，而且这批先富起来的人中，有一大批人并非生产劳动致富或科技创新致富。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要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是相当困难的。
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带来公害的全球化。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的存活率有了极大的提高，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世界人口从16亿增加到60亿。地球并没有扩大，人类生活所需的资源，越来越处于濒于枯竭或者严重污染的状态，如大气和水的污染，森林的砍伐，气候的变暖，臭氧层的破坏等，而且受害者是不分国界的。可以预言的是：21世纪内，地球环境难以全面改善，情况可能还将继续恶化。20世纪曾出现过为争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我们知道：缺水比缺油要严重得多。国家之间由于争夺水源发生小的或大的战争的概率是很大的，因为水资源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或不同的民众间，也会因为水资源问题造成激烈纠纷。
中国的环保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对于我和慎之这些在20世纪生活了3/4的人来说，已经看到祖国许许多多青山绿水变为穷山恶水——近年来，淮河与太湖的污染，黄河断流和长江的黄河化，更是触目惊心。
全球化最后应当能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来，这也是自古以来贤哲的理想。保护环境，无疑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价值。另外，人类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正逐渐成为“全球伦理”。各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各种公约，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等“游戏规则”，将会更加规范。在21世纪，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暴力理论必然要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的全球价值取而代之。
不过，历史表明，各国、各民族之间，即使价值观相同，也并不能免于冲突甚至战争。如信奉马列的中苏、中越之间发生的边界战争。自古以来发生战争的一大原因恰恰是因为文明有差异。在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以后，历史更悠久，根子更深的文明差异、宗教和民族差异，还在酝酿着仇恨与对立，有可能成为未来纷争的原因。如美国的“9.11”事件，中东的巴以冲突等，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问题。
为了使中国步入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光有经济改革是不行的，必须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推行政治改革。据统计，从1970年到1995年的1/4世纪中，东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倍，对外贸易总额增加50倍。在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料到会突然发生东亚经济危机。本来被世人认为是唯一可以推动东亚经济前进的火车头——日本经济，疲软不振的状况也日趋显著。执政32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每年达8%的辉煌的经济增长率也保不了他的权位。经济可以决定政治文化，事实上政治、甚至文化也可以决定经济。这次东亚的经济危机，很多要到这些国家本身的政治、文化中去找。现在国际上出现很多新名词，如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资本主义、伙伴资本主义）大概指的就是东亚国家经济运作的情况，其中官商不分、官商勾结是这些被认为经济绩效创造了“世界奇迹”的国家最大的弊端。
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这些国家经济中的这类弊病，又有哪些是现在中国国内所没有的呢？
不错，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没有面临危机。但是，对于我们经济中存在的隐忧，如贫富差别过大，银行死账坏账比例过高，国企改革不见成效等，大家都是心知肚明。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在于我们迄今还不是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法治国家，各种经济行为都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属于“黑箱作业”。这种运作方式最终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规运转。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但要在经济政策上下功夫，更要在政治改革上下功夫。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目的就是造就真正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人。在黑暗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要中国人独立创业，参加公平竞争是有极大的困难的。个人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同属现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国传统中压根儿没有个人主义，“五四”之后刚介绍进来，不久就被批倒、批臭。
李慎之说，他曾经参加一个讨论知识经济的会议，听来听去也听不大懂，但是有两个词却始终在心里涌动：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李的印象是：没有一大批富有个人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知识经济是搞不起来的。当然，一个一个分散的个人并不能形成力量。形成力量要靠把有这种意识的个人组织到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来。也可以说，只有民主、法治的社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个人来。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李慎之认为，政治改革必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在民主的发展上，不但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而且落后于印度。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什么不行？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将来的经济改革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速一样，造成惨剧。李慎之多次表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需要走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需要有远大政治眼光和世界视野的领导人。
第五阶段：晚年的企盼——启蒙教育与公民教育
所有现代化的国家，从农业文明转轨到现代文明时，都经历了反对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根本目的或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果，就是要把广大民众从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的现代人——现代文明就是由这样的现代人创立的。欧洲的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中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成果。尽管如此，欧洲的启蒙运动仍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同样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
李慎之认为，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大约有6次：
第一次是19世纪末的戊戌（1898）维新；
第二次是辛亥（1911）革命，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2000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未能阻止专制主义卷土重来；
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第四次是1927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第五次是1937年抗战开始以后，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争自由反独裁全民抗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
第六次是抗战胜利以后，百年国耻已经洗尽，租界已经收回，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领事裁判权已经撤销，中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手中握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人们认为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出现了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一直持继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共同纲领》后即告结束。
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11年以后，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场“大民主”，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不是民主启蒙，而是专制主义的大复辟，它使中国皇权专制主义达到历史最高峰。这可能是中国专制主义崩溃之前的“回光返照”，或者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这6次启蒙运动中，五四的影响最大。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样，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开始，也是中国人从观念上走向现代文明世界的开始。“五四”先贤引进了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民主”，引进了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即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胡适之言曰：“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之还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陈独秀言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护法者的蔡元培说过：“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为现代共和国家“绝对之原则”，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五四”运动中还有一位特别杰出的人物，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鲁迅不但以其文学的天才，刻画出中国人在两千年的专制主义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Q和《狂人日记》中的“我”，大大扩大和加深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且也在思想战线上树起一面不朽的个人主义旗帜。晚年的鲁迅，和蔡元培、宋庆龄一起组织保卫人权大同盟，为确立和发扬中国的民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此可见，“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300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而新的高科技产业一般都是依靠风险投资，从小型的个体产业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如果10亿中国人都能从奴隶主义和蒙昧主义下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文明需要的富有个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对《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等深有研究，而对科学民主和现代文明并无所知或知之不多的毛泽东，在1937年归纳了11种不合乎“党性”的行为，独出心裁而且莫明其妙地将这些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此文一出，不仅歪曲了世界公认的自由主义的真实涵义，否定了自由主义在发展现代文明中的价值，并且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毛泽东还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这种批评同样歪曲了世界公认的个人主义的真正意义，否定了个人主义在发展现代文明中的价值，严重败坏了个人主义的声誉。毛泽东批判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提倡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生活过的人，都还记得在反右斗争后开展的批判个人主义运动，提倡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做毛泽东的“小小螺丝钉”。虽然这个“比奴隶主义还奴隶主义”的工具说与螺钉说，在今天已经无人提及，但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视作洪水猛兽者，还大有人在。李慎之特别希望专家学者们，能够发表一批深入浅出的文章，重新回到“五四”，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名。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夭折的原因，前几年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当年蒋介石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压制中国人要求个人自由的事实，确有其道理。不过“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即使过去有过，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进入21世纪，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
在李慎之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经常突发奇想。他想的最多的是两件事——
第一是希望能做个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高水平的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人才。慎之曾批评我说：你当过大学校长，但不能实行你的办学思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第二，他说自己如果有来生的话，愿意当一辈子中学的公民课教员，他希望能够为中小学生编一套12册的《公民读本》。要让新一代的中国青少年，从小就知道民主与自由，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从小就知道批评和监督国家与地方领导人，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小就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完成自己应尽的批评和监督国家与地方领导人的义务。
中国的未来属于新一代的中国公民！
「2004年5月，北京」
（注：本文由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八十三岁的谢韬教授口述，赵明大记录和整理，最后由谢韬教授审阅并定稿） （2006年11月23日注：袁晓露编辑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