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慎之是交往了60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曾经共荣辱、同浮沉。即使是在我当“反革命”，他当“极右派”的日子里，我们也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去年（2003年）他病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病在蓉城。我原以为我们会“一起”去见马克思，但他走了，我却回来了。
我为什么回来？在跟李慎之交往长达60年的朋友中，除我之外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就无从知晓。经过近一年的休养，我初步恢复了健康。我虽然已经83岁了，但我还想把李慎之没有办完或没有办成的事情继续办下去。
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写这篇文章作为对他的纪念。在这篇文章中想谈两件事情：一是我跟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二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了解李慎之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谈第一件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第二件事。
众所周知，李慎之在晚年，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10年内，他发表的文章是如此光彩照人，就像燎原之火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前途的人们的关注，犹如《周易？系辞上》所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
我这篇文章将着重说明李慎之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来龙去脉，希冀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李慎之思想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的产物，他的思想是曾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几代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深刻反思的结果。
一、我与李慎之的六十年交往
我跟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是60年。1943年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入侵中华大地，国民党几百万部队溃不成军，大片的国土沦陷于日寇之手。不愿做亡国奴的大学生，都随着学校迁到大后方的四川。
李慎之（他当时的名字叫李中）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当时的名字叫谢道炉）是金陵大学的学生，我们先后来到蓉城。面对日寇入侵，大学生个个热血沸腾，国民党不仅抗日不力，而且一党独裁、政治腐败，广大劳苦民众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反独裁、反腐败、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全民抗战不当亡国奴，成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为了商讨救国之策，大学生们以各种名目成立了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组织。当时燕大（燕京大学——编者注）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除李慎之外，还有王晶尧？、刘克林、王守义、王文星、卫永清、李原、卞仲耘、崔巍等。金大成立了“现实文学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王宇光、方然、郭挺章、白永达、肖焜焘、刘崎行、彭塞、赵一鹤、贾唯英等人。
在成都的其他大学，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反对独裁，要自由要民主的社团组织。最初我们这些组织间都是秘密接触，由于我同王晶尧（？）相识，刘克林是从我的家乡自贡市的蜀光中学毕业的，通过这层关系逐渐与李慎之熟悉起来，李慎之与我有相似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我们都出自书香门第，又都在教会办的学校中念过书，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无论是古文、现代文还是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间只恨相识太晚。随着各社团组织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我们开始联合行动。先后在成都组织了三次大的活动。
第一次活动是在1944年11月7日，5所大学（燕大、金大、齐鲁、金女大、华西医大）的12个社团在成都望江楼联合召开座谈会，会议决定举办“国是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了参政会的参议员张澜，无党派知名人士吴贻芳，及青年党的常燕生等出席并讲演，参加会议的学生和各阶层人士达2000多人。这么多的人参加集会，在当时的大后方是十分壮观的。张澜在会议上强烈谴责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民主和自由。
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最大的一次民主集会，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国民党的很多报纸都报道了会议消息。会后12个组织还办了一个叫《青年园地》的刊物。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支持。
第二次活动是“市中事件”，这次事件是因为成都市立中学的校长，调动警察殴打了要求抗日的学生。我们12个社团立刻组织“市中”学生，到各大学报告警察殴打无辜中学生的暴行。1944年11月11日，6000多名大学生和中学生义愤填膺，在成都大街上举着标语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示威游行，号称成都学生万人大游行。
游行学生包围了四川省政府，要求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张群派他的秘书出来会见游行学生，学生不答应。最后由5所大学派出5名代表，跟张群对话。学生代表向张群提出4项要求：严惩市中校长；向学生赔礼道歉医治受伤学生；免除成都市长余中英和警察局长方超的职务；保证警察和特务不得进入学校干涉学生活动。当时担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李慎之，是5名学生代表之一，也是跟张群对话的主要发言人。他说起话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多次驳得张群哑口无言。最后，张群同意了学生的全部要求。据说张群在事后还请示了蒋介石，得到了蒋的同意。尽管国民党政府没有真正履行诺言，比如方超免职后调到重庆接着当警察局长，当时重庆是陪都，方超实际上是升了官。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十分高兴。
第三次活动是在1945年5月4日，举办了“五四”烛光晚会。有9所大学的2000多人聚集在华西坝，听文幼章、叶圣陶、沈体南和陈中凡讲演，李慎之是晚会的组织者之一。讲演人发扬“五四”精神，宣传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并对蒋介石的专制和独裁，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会后游行学生举着自制的火炬，沿成都主要街道环行一周。
这几次学生运动，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党报上，曾经如此赞扬过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以来30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当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殊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我和李慎之以及大批的爱国学生，对共产党的支持十分感动，决心“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这就是当时我和慎之及大批爱国学生靠近共产党的原因。
“市中事件”后，成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它同昆明的“民青”，重庆的“新青”，成为当时国内的三大青年组织（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三个组织合并为“民联”，北方局青委的许多领导同志，当年都是“民联”的成员）这些社团都成为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三次活动取得成功，但5所大学12个社团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高度注意。据说李慎之和我，都列入了国民党特务抓人的黑名单之中。当时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是吴玉章，副书记是张友渔，我们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中共四川省委对我们十分关心，一方面支持我们反对一党独裁，要自由、要民主、要抗日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安危格外关怀。我毕业后留在金大当助教，李慎之也从燕大毕业，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迫害我们，省委领导建议我们离开成都。我是四川自贡市人，张友渔让我先回自贡另寻工作。我跟李慎之依依惜别，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在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共同斗争中已经结成生死之交。
我回到自贡后，改名为谢以明并去蜀光中学教书。蜀光中学是企业家和教育家联合办学的典范，它的董事会得到我国近代盐务改革家、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以及自贡盐业企业家欧阳尔彬等的大力支持，办学经费充足。学校按南开模式办学，张伯苓、喻传鉴、韩叙信等先后担任董事长或校长，他们都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毕业于燕大，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影响，提倡科学与民主。
让我十分惊喜的是：不仅李慎之来到了蜀光，还有燕大的李肇通，金大的张薇之，武大的李行夫，西南联大的曹贞固（石坚），东北大学的高跃墀等，也先后来到蜀光。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开会，继续评论国事。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以及毛泽东与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慎之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再从新民主主义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蜀光中学的老师，每两人住一间宿舍，我和李慎之正好住一屋。李慎之教全校的公民课，讲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李慎之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宣传马列主义。我教地理和历史课，同时在音乐教室开设“大众哲学”。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艾思奇、周而复等进步作家及其作品，还介绍高尔基、伊林等苏联作家及其作品。学生们经常到我同李慎之的宿舍，谈论时事。我们还在进步学生中传阅中共中央和民盟、民协等组织的报刊，如《民主报》、《新华日报》、《华西晚报》和《群众》杂志等，让学生了解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专制独裁、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们成立了“燎原壁报社”、“学联”等社团。
1945年10月19日，100名学生自发举行了鲁迅逝世9周年纪念会。当昆明“12？1惨案”的消息传到学校时，学生们十分愤怒，纷纷通过壁报等形式，声讨国民党的罪行。学生还直接给吴玉章写信，揭露国民党在自贡搞反苏游行的真相，学生给吴玉章的信在《新华日报》刊登后，在自贡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统治的活动，迅速在学校开展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露出衣服下的手枪，对我们进行威胁。朋友和家人都让我们离开自贡，我和李慎之商量后，决定抢在国民党动手之前，提前出走。我把行李悄悄送回家，他把行李悄悄送到缪秋杰家，然后分别离开蜀光（有人说李慎之为了掩护我，从蜀光跳墙逃走，其实蜀光中学是没有围墙的）。
在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们的纯真、热情，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慎之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要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我到今日，还跟蜀光中学这所巴蜀名校，以及当年蜀光的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年陈著常（原为蜀光主任，后任蜀光校长）百年华诞，我还代表北京和成都的蜀光校友会，写了七律两首，敬祝陈老校长期颐之寿。
为了防止特务追捕，我俩分别在不同时间，沿不同路线重返蓉城。由于我们在成都搞学生运动时就小有名气，很快就找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成都基督教堂，受到陈鼎文的热烈欢迎。陈鼎文是以基督教活动为掩护的老共产党员，我们向他汇报了在蜀光的情况，表达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跟共产党走，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国民党迫害，而且是因为我们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跟当时共产党的主张一致。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曾经说过：“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刘少奇说过：“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董必武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类似的说法，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处处皆是。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他们说（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当年这些讲话和文章，对我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我们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在成都逗留期间，李慎之与我觉得：在蜀光工作期间，我们只图痛快，干事不谨慎不踏实，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还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我们为防止特务追捕而更改名字时，他从李中改为李慎之，表示谨慎工作；我从谢以明改为谢实之，表示踏实工作（有人说李慎之在延安整风后，为了防止自己口无遮挡改名慎之，实际上去延安之前我们已经改了名字）。“谢实之”三字都是仄声，叫起来不方便，我又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张友渔通过李相符教授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社亟需我们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前去工作。于是我跟李慎之分两路去重庆，我从成都到三台，沿陆路到重庆；李慎之从成都到宜宾、泸州，沿水路到重庆。到达重庆新华日报社后，我被分配到采访部，李慎之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过去我们争民主、反专制，都是个人的独立行动，隨时都有被国民党秘密抓捕的危险。到了新华日报社不仅可以经常得到党的指示，还有了为自由民主进行活动的公开身份，不用担心被特务秘密抓捕。
这段时期，我作为新华日报社记者，按照社里的安排，采访过聚集在重庆的许多民主派人士，在采访胡风时，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主张。胡风在国民党统治下如此拥护共产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一直到1955年我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前，我跟胡风却很少来往，更无私交。
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经常能遇见周恩来，周恩来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友好。有次我回到新华日报社，正好周恩来坐车出门，他从车上看见我，特别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期间，我和慎之如鱼得水，工作十分愉快。
重庆和谈之后，为了加强国共合作时期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新华日报社分成两部分。周恩来带着乔冠华、张文晋、宋平、陈家康等人，去了南京和上海，李慎之是无锡人，所以跟周恩来去了南京。我是四川人，仍留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当时，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周恩来宣布：吴玉章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
重庆新华日报社由吴老直接领导，吴老是我们自贡荣县人，以吴老为首的荣县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宣布荣县独立，并成立了荣县军政府。我第一次见吴老是张友渔引见的，吴老笑眯眯地说：“你也是自贡人”，向我问起自贡的情况，问我的家庭和妻子的情况。当吴老听说我的舅舅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而且是1928年在成都被国民党枪杀的14人之一，吴老说：“我知道那次屠杀，二三十年过去了，革命不是更壮大了吗。”
初见吴老，我只觉得他是仁厚的蔼然长者，跟我心目中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开国英杰的形象似乎不完全一致，但稍一接触就感到他容貌谦逊而身有盛德，在不言中就足以使人顽谦懦立（？）。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慎之先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国民党决定打内战，准备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根本不让周恩来在南京或上海建立新华日报社，不久重庆新华日报社也被查封。1946年10月，我继王维舟、傅钟之后，作为第三批人员与杨超、于江震撤回延安，与李慎之又一次重逢，令人喜不自胜。
到延安后新华日报社改名新华通讯社，李慎之分配到国际部，吴冷西担任国际部主任；我被分配到国统区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带领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边区和全国的共产党部队，反击胡宗南的进攻。刘少奇带领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新华通讯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隨刘少奇的中央工委行动，迅速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包括未成年的孩子在内，大约有100多人，也组成一个大队，其中有新华通讯社的老干部韦君宜、杨述，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女婿李河，以及方实、白天、王丹一等，还有李慎之的爱人张贻，因为怀孕挺着大肚子，只好留在大队中。我的爱人卢玉带着一个小孩，同时负责大队的医护工作，李慎之爱人则是她的重点护理对象之一。
新华通讯社领导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100多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人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通讯社总部会合。总部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支长枪和一把短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的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这个任务对我和慎之来说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人生地不熟，听不懂当地百姓的土话，百姓也不懂我们说啥，只能边说边做手势，才能勉强明白对方的意思。尽管如此，我通过地方政府找到当地老百姓，千方百计弄到了100多匹马和毛驴，还有部分车辆，解决了尽速撤离的关键问题，李慎之对我大加赞扬。
撤离延安时，正是陕北的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100多人的吃和住。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中午饿了就拿出硬邦邦的干馒头，使劲啃才能啃下一小块。
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顾老人、小孩、孕妇和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老乡家，不足5平方米的炕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李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第二天天还未明，我就要提前上路，有一回我24小时没有休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爬山涉水行进了120里路，实际行程超过150里。
事后谈起来，许多人都不相信，两个被人讥笑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先生，居然带着这支老弱病残的队伍，在北国的凛凛寒冬中翻山越岭，安全到达目的地。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段经历，都感到当时那股干劲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提起这段往事，我只想说明慎之与我，包括当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无论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升了官的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经舍生忘死、备受艰辛、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通讯社从临县转移到太行武安县的冶陶镇。我和李慎之参加新华通讯社的整风运动，整风的内容是“三查”（查成分、查历史、查立场思想）。当时能够上大学的人，不可能是无产者或无产者家庭出身，如果查三代，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能查出一堆“问题”。我和李慎之在成分方面是高级职员，比上（无产者）不足比下（地主资本家）有余，还算是比较好的。在历史方面，没有被国民党关过，十分清白。我们只好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安心工作，不服从组织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每个人都必须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把自己说得越臭越好。
当时还有一个理论，说是马列和无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发产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强行灌输。因为我和慎之都在教会学校念过书，我们悄悄议论，这种说法跟基督教的“原罪论”有什么区别？
半年的整风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我们的情绪很快就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民党政权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们被告知迅速做好准备，去国统区接管政权。真没有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毛主席的领导是多么伟大、多么英明！
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薄一波任秘书长。为了培养建国后亟需的大量干部，决定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当校长，成仿吾为副校长。吴老知道我在金大当过助教，要调我到华北大学当教师。当时新华通讯社社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兼任。新华通讯社虽然有编辑400多人，全国解放之后，若要在每个省设一个分社，人就不够了，因此不同意我调华北大学。吴老找到刘少奇同志请他帮忙，刘少奇把意见转告廖承志，廖承志说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没有表示要留在新华通讯社，只说：“服从组织分配”。
1948年8月，我从新华通讯社来到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当时学校最缺的老师是马列课教员，我一边学一边教，担负起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到北京，1950年改名中国人民大学，我担任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负责人。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都是在人大培养的，我也成了马列主义研究班的教授。
1955年，我不同意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实行专政。我后来听说，吴玉章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六条39号小院吴老的家中，我住在东厢房（原吴老秘书李培之的临时住处），吴老住正房，李培之改住到西厢房。“审查”期间，每月工资照发。
半年后，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专程前来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我心里明白，在毛泽东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认错误的，我若能苟且偷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十几年的青春年华，只能付诸东流水了。
1960年，因大灾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大白吃饭，公安部才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出生入死参加解放战争，打倒国民党，如今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我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96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也被免于刑事起诉。我的户口仍留在北京，回老家自贡市安排工作。
回到自贡半年左右，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领导时，我都被拉去陪斗。
1966年岁末，我在自贡街上拉架子车，边赶路边看街上的大字报和贴报栏（作为监管对象，不准我阅读任何书报，为了弄清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像患了恶性疟疾似地不断发寒颤，我只能用这种方法获取消息）。忽然从贴报拦中，目击到一行黑体字：吴玉章同志逝世！这条消息让我五内俱焚，我不能在大街上动容哭泣，卸罢车回到斗室中，我的眼泪才毫无顾忌地流淌下来。云山千里，道路阻隔，身不由已，不能前往吊唁。我只能遥望京都呈诗一首：“十载相随受教深，拨云驱雾感宝箴。山城一别承多训，临县重逢叙斗争。奉召石庄蒙重托，执鞭人大时相亲。拜辞未遂初衷愿，哀悼灵旗泪满襟。”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胡乔木准备办一个中国社科杂志，于光远和黎澍把我调到中国社科院任杂志编辑。人大复校后我回到人大，惊奇地发现我的党籍竟还完好地保存着。全国所有的右派和反革命一律被开除党籍，我的爱人因同我关系密切早已被无辜除名。听说当年处理我的党籍时，吴老曾表示：“既然尚未审查清楚，作什么组织结论。”我可能是全国唯一没有开除党籍的反革命分子。
自从1955年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回到北京后我就去找他，这时他已回到新华通讯社，没有平反，也没有安排工作，夫妻俩与30多岁的女儿，同住在皇亭子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内，生活虽然艰苦但夫妻俩都很乐观。离别20年，我们再次劫后相逢，“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唐？刘禹锡）
谈起件件往事，无不催人泪下，感慨万千。从此以后，直到他去世前，我们经常来往，我们在一起反思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对世界、对历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通过多次谈话，对李慎之的思想发展，我是比较清楚比较了解的。
二、我和李慎之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在纪念李慎之逝世周年之际，我想说的题目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谈李慎之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李慎之的思想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样划分不十分科学，因为不同阶段之间的许多想法是彼此交错的。这样划分只是为了叙述起来更有条理，更容易让人理解。
第一阶段：李慎之的学生时期
李慎之是无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跟钱钟书的父亲是世交。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殉）国家之急”（《汉书？司马迁》）；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汉书？萧望之传》）“谔谔能昌唯唯亡”（唐？周昙）。另一方面，李慎之又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教育，受到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李慎之在中学时，从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师那里，受到过民主宪政的教育，他对老师在公民课中讲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着深刻的印象。李慎之在高中学习时，曾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社会发展学说很感兴趣。
李慎之上大学时国内各种思想十分活跃，除三民主义外，胡适的自由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的杂文等都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远东战争后，全面进攻中国。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中华民族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同时，我们生活的时代民不聊生，现实社会十分黑暗，军、警、宪、特欺压百姓。蒋介石大搞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干部”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无法无天，人民没有民主，没有自由。
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的追求，作为我们毕身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李慎之思想发展的基础。李慎之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并不属于李慎之个人，它是时代的客观的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了解李慎之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就能理解李慎之在晚年为什么会发出自由民主的最强音，为什么会赤裸裸地剥开用马列主义包装起来的专制主义，为什么会全力倡导“全球化”。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新三民主义，对李慎之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高举抗日和民族独立的旗帜，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阶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三座大山”，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现民主自由，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繁荣的社会主义。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当时成立的各种青年组织，如中国新民主主义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等，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当时，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特别是苏维埃政权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给了我们极大鼓舞。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影响了我们以及建国后的一代年轻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在苏联的专制独裁，以及对不同意见或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在1956年以前是闻所未闻的）。可以说苏联这个“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主义样板，也是促使李慎之和我们这一代青年，决心跟共产党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60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您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李慎之回答说：“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我们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第二阶段：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毛泽东时代”是从毛泽东取得大陆政权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为止，包括毛泽东宣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了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属于人民”：“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共同纲领》阐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个体、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尽管对于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对于毛主席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的说法；对于毛主席说“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等，感到十分惊讶。但是马上就想，呼喊“万岁”表达了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说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宣称我们要“独裁”，这不过是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幽默，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
我和慎之都记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又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0年，毛泽东还说：要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3年准备、10年建设”，经过10年或更长时间的建设后，才考虑采取某些社会主义的步骤，稳步地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可实际情况是，“三年准备”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刚刚结束，1952年9月，毛泽东跟中央少数人讨论后突然改变国家发展方向，不打算等到10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从现在（1952年）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在同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过渡时期“中国国內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矛盾，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人民民主专政则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反右前宣布的区分“毒草”与“香花”的标准（即划右派的标准），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都是这一理论的表现。
按照这一理论，民主革命没有了，民主、自由与人权只有“人民”可以有，专政对象则没有。马列主义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能超越的，毛主席自己也说过，这是“天经地义”。民主、自由与经济繁荣的新民主主义还没有开始实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么竟能够直接“蹦”入社会主义呢？我与慎之都十分不解。
尽管经过学习和反复教育，我们只是口头上说明白了，而心里并没有弄清楚，更没有料到从此中国将进入一个黑暗和专制的“毛泽东时代”，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从反右、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如灭顶之灾，降临到要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共产党人和民众身上，降临到曾跟毛泽东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和元勋身上，降临到千千万万希望个人权利能够不受侵犯的无辜的公民身上。这些人都被毛泽东说成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这些“同路人”由于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先后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
其实，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除土地改革外（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泽东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根本就没有进行，哪来什么“同路人”？
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毛泽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方法，就是毛亲自发动的政治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每次运动都将5%的人，载上名目不同、花样翻新的帽子，打成“专政对象”，即使不计算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和朋友，搞上20次运动，就可以把100%的民众专政一遍。在1956年之前，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潘汉年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还有一个至今也让人莫明其妙的高饶反党联盟案。与此同时，全国还轰轰烈烈地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整党建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
正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偏偏就在1956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专制独裁，大搞“个人迷信”的事件，及随之发生的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毛泽东为了稳定中国大局，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于是在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在下半年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无端地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大炼假钢铁、大放假卫星的“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中，耗费了国家大量资源，把祖先几千年来留下的一片片青山绿水变成了荒山秃岭。
为掩盖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又在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张闻天、彭德怀头上。1960年由于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即老百姓说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之内饥饿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艰辛度日。
1963年至1965年期间，经济形势刚有好转，退居二线的毛反戈一击，先是发动“四清”运动，而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运动时间长达10年，先后有“三家村”、“海瑞罢官”、“二月兵变”、“彭罗陸杨反党集团”、“刘邓路线”、“61人叛徒集团”、“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5？16事件”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被打成坏头头操纵的反动组织。当时的8亿人□中受到打击迫害，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数竟达1.6亿，比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还多。文革10年中，不正常死亡人数达700多万，是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军死伤人数的两倍以上。运动后期在“四人帮”支持下，搞起“批林、批孔、批儒、批水浒”的恶作剧，把矛头指向“愚忠”的周恩来，只是因为周先谢世，毛方作罢。最后还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罢免了邓小平。
除上述这些矛头指向“专政对象”的政治运动外，毛泽东还搞了大量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的政治远动，比如：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被说成“自愿参加”、“自觉革命”，在专制制度下，在“大批判”的大棒下，在“群众专政”的威慑下，那有“自愿”可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制度下，中国社会继续实行希特勒倡导的、蒋介石率先仿效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张报纸”的独裁方针，只不过对象有所不同：共产党代替了国民党，毛泽东代替了蒋介石，《人民日报》代替了《中央日报》。
许多被毛泽东定为专政对象的人，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讲真活。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就是因为讲了真话，为胡风鸣不平；李慎之因为向毛泽东派来征求意见的人说了真话，希望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彭德怀元帅反映了所谓“三面红旗”下，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真实恶果，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子。
毛泽东专制主义造成的最大恶果之一，就是从上到下，全民不敢讲真话。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必须处处小心，时刻防范被毛“引蛇出洞”。在专制之下全民只能讲拥护毛、拥护党的话，如果任何人想要升官、入党、提级、评职称，就连找工作、升学、办户口等都要说假话。讲假话成了专制制度下，中国普通人的生存之道。如果说，政治上搞错了可以平反，经济上搞糟了可以恢复，这些事情可以在短时间内尽快完成，但是由于假话流行造成中华民族精神、道义和品德的败坏，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克服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各种非法的、反人道的、无人性的、野蛮的做法，在全社会通行无阻。最豪迈的最革命的语言与反理性、反人道、反人性的最丑恶的现实相结合，成为“毛泽东时代”这段历史的主流。在中国的武术中，有种技法叫“形左实右”，意思是说从形式上看要打对手的左侧，而实际上是要攻击对手的右侧。这个词后来被毛泽东活学活用到《我的一张大字报》上，用来批判刘少奇。其实，这个词最能反映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特征，从1951年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止，在社会上形成“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潮，这一思潮连绵不断花样翻新，为害中国几十年。文革中出现的所谓“四人帮”，就是“形左实右”路线的典型产物。我与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虽然被踏上一只脚，但我们的脑子仍然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如此黑暗的专制时代？为什么社会主义会走向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主义？李慎之在劳改中，我在共产党的监狱中，遭受到同样的挫折，面对着同样的现实，虽然没有联系，但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后，有一段时间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们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要认真改造自己。李慎之给毛主席写过一封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
一直到大跃进失败，进入人祸大于天灾的“困难时期”，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只完成指标的69.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2.6%.粮食产量下降37.8%，降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产量下降50.9%，降到1949年水平。几亿中国人手里拿着粮票、布票、肉票、烟票、油票、鞋票、工业票、购货本，以及每逢节日供应的豆腐票、花生票、瓜子票等，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因饥饿、浮肿而死亡的人数估计为4000万人，经济损失估计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这种情景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国民党时代）也是史无前例的。当我们看到社会萧条，民众饥肠辘辘，不断有人饿死病死时，当眼前的现实跟我们当年投身革命的愿望，跟毛泽东许诺的自由民主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截然不同时，我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
对此，慎之说了8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当我们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时，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健忘症”患者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8亿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反思同样的问题。在这场没人领导、没人发动、没人号召、没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李慎之是这些反思者之一。李慎之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熟悉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博古通今、视野开阔，他从中国现实出发，在20多年的反思中，终于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说出了心中沉淀了多年的话，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
到了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民主化，为什么中国还是专制社会？这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跟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李慎之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比如：诗、词、曲、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渗透在各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灵魂，它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单一的，它贯穿在上述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之中，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李慎之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它的核心就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国藩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而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100多年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盛不衰。
我和李慎之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学过一首歌，歌中唱到“把生命交托给总理”，歌中的总理指的是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他当时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灵还管治着中国的芸芸众生。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还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解放之后，我们和全国人民日夜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方面是专制主义，一方面是奴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中，数亿民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苏联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伊朗人对霍梅尼的宗教狂热，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800万大军取得了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毛泽东早年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从中国农民立场出发，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欢呼农民暴力“好得很”。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到了晚年更是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农民运动在发动阶段，总是带有“平等、自由”的民主色彩，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当皇帝的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大搞专制主义的典型——跟随他起义的开国元勋们被他杀得一个不留。
50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即朱元璋大搞专制主义，同秦始皇一样，都是巩固政权之必需。毛泽东跟朱元璋不同之处，是打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大旗，而在思想上毛泽东跟秦始皇、朱元璋一样，大搞专制主义“是巩固政权之必需”。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为中国专制主义的起奌，在秦始皇之前实现的是“分封制”，天子把土地分封给世袭的诸侯，由各地诸侯管理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欧洲人称为封建社会「在过去的中国史书上，没有封建社会之说，它是马克思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引人中国后，为了套用这一理论，从英文“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直译为“一种分封的政治制度”）翻译而来的——笔者注」。秦始皇称帝后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由中央委派的官吏管理国家，所有的官吏都不是世袭的，任命和罢免权都在中央手里，从而建立了一种以皇帝为无上权威（“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有的专家建议称为皇权主义制度，也有的专家主张称为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李慎之对此并无定论，他曾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专家。尽管大家对此种制度的称呼不同，但一致认为：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跟“分封制”，应当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持继了大约2200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当然别的国家也有专制主义，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大多没有中国长。
从1940年算起，中国向现代化或向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的过渡，已经有将近160年的历史了。在这160年中，无论是在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物质方面都有所成就（洋务运动时期，清王朝国民生产总值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精神上也有收获（如今在中国，亲朋好友间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议论国家重大问题，包括“6.4”、法轮功等问题，也包括传阅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等文章，一般不会被“监督”或“告密”了，这比起毛泽东时代已进步多了！），但李慎之认为，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首长自以为是，下属曲意逢迎真是随处可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只见千士之喏喏，不见一士之谔谔”；只见“首长在前，大小百官前呼后拥，民众列队恭候”的画面，一幅接一幅。
李慎之在文章中，列出中国专制主义的七大特点：第一是资格特别老；第二是具有某种神学品格，不管是流氓地痞还是杀人放火的强盗，一登皇位，就是“奉天承运”、“继天立极”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第三是专制主义人情化，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是臣民，而中国的老百姓是“子民”，历代统治者都“爱民如子”，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中国民众还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第四是“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第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最高权利集中在皇帝一身，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第六是实行言论管制或曰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代不绝书，在今天报纸、书刊、甚至互联网上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或者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单”剥夺言论自由，或者以“颠覆国家安全罪”的罪名，判言者有罪；第七是中国专制主义生命力特别顽强。不说专制王朝时期的2100多年，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立即暴露出法西斯独裁本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