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中国体制内改革派标志性刊物《炎黄春秋》杂志原定3月18日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的2015年新春联谊会，因遭到“有关部门”干涉，被迫取消。这是《炎黄春秋》杂志社多年来首次被迫取消年年举办的新春联谊会。有分析说，事件表明，北京当局对意识形态和言论空间在进一步收窄。
一个每年都开的联谊会，从未听说发生过影响当地安全的事情，今年却被自称具有“三个自信”的执政当局“为了国家安全”强行取消了。区区一个联谊会，就能影响国家安全，那如果像民主国家那样每天都有人从事结社、集会、罢工、游行和政党活动，他们的政府不是早就撑不下去了吗？可是谁都知道，民主国家的政府根本不把这种现象当回事儿，而这种民主国家国民的创造力反而是我们这种一党专政的国家望尘莫及的。
哪像咱们的“大中国”，防火防盗防上访，说白了，就是怕民众“闹腾”，防民众“起事儿”。像《民主中国》征文启事中说的“组合起来”、“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这类“现象”，在中国大陆民间虽未绝迹，却也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所谓“集体维权”简直就是一句空话。当然，也有政府格外恩准的，但你那“集体行动”一定是“爱党爱国”，比如上世纪末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大陆各个城市的大学都组织起学生，并很快获得批准上街示威游行，抗议美利坚轰炸我大使馆，壮我国威。还有一次即几年前为了与日本争那个蕞尔小岛，也是恩准各地民众可以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宿敌日本，发扬所谓民族主义精神。想想，让人感觉很有意思。
有人不知道，越是不许民众发泄，民众积累的情绪也就“越丰厚”，有那么一天，不论是你批准不批准的“群体事件”一旦发生，民众都有可能借机发挥，不，借机发泄，给社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力。
为什么政治文明的国家不怕“群体事件”，更不怕集会游行，原因就是人家政府知道，民众一定是因为有了什么不满，需要发泄了才上街，既然需要发泄，就让他们发泄好了，发泄完了，大家还是“各回各的家”。
而我们不行，我们害怕得要死。我总怀疑，大陆政府官员每天第一任务，根本不是什么为了完成GDP，更不是什么为了“民生”，而是要防止“群众起来造反”。说防止群众起来造反，这是文革语言，现在的说法是防止有群众闹事，要防止民众聚会，哪怕只有十几个乃至只有几个人的聚会，甚至只是几个观点相同的人“同城吃饭”，政府也怕，怕一旦像滚雪球似地滚了起来怎么办，要把“星星之火”扑灭在“萌芽状态”。
所以说，在中国大陆，要想有“广泛参与，组合起来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争取民主”，简直比登天还难。去年二月确，我的朋友邵晟东先生与他的一些朋友不过是要悼念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结果坐了一个多月的牢狱。而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像徐友渔教授和郝建教授等人不过是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居然也不行，仍然安上一个“寻衅滋事”罪名，失去自由多日。尽管已是现代社会，已进入智能时代，可统治严厉到如此地步，除了个人单独呐喊几声或是在键盘上敲几行文字，还能有何作为！
总之，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似乎恰恰相反：你很少听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说他们是人民的政府，但是他们不怕人民；而你总是听到我们的政府说“我们是人民的政府”，然而这种人民的政府却特别害怕人民，甚至连在他们监督下选出的人民代表都害怕，害怕到不允许人民包括人民代表随便说话，即使在全国两会期间的小组发言中，也一样。更不许人民结社、集会、示威游行——人民代表也不行。人类几千年，你听说过有这样的“人民政府”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在政府看来，大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一个火种，至少是一粒“火星”，像一根火柴，或像一个打火机，于是，它不允许这一根根“火柴”联合在一起，也不允许这一个个“打火机”凑一块，让你只能是一个火种，只能是一粒火星。只要不是政府组织召开的“团结一致”的大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政府就希望它的臣民们最好天天一盘散沙。
我们不是有宪法三十五条吗？我们不是要依法治国吗？是。但是个屁。只要那会儿他觉得稳定压倒一切，那就什么都不讲了。什么宪法，什么依法治国，都是统治者的工具，他们随时随地进行“有效”地“选用”。
你在电视上总是听到一个又一个官员在表忠心时，说要跟以国家一把手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还有更露骨的，甚至毫不掩饰地直接说要与一把手保持高度一致，却从没听哪个官员说要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要与法律保持高度一致，要与人民保持高度一致，要与真理保持高度一致，要与先进政治文明保持高度一致。
谁都知道，任何个人都不是神，非但不完美，且常常会出错，甚至会犯大错。然而你却说自己要与国家领导人保持高度一致，这不是很可笑吗？美国官员不可能说他要与美国国会或是与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保持高度一致，更不会说要与现任总统奥巴马保持高度一致；英国官员也不可能说要与保守党（抑或工党）保持高度一致，更不会说要与现任首相卡梅伦或与伊丽莎白女王保持高度一致。
保持高度一致？怎么可能呢？只有机器人在人的指挥下才可以与人保持高度一致。一个鲜活的生命，一定有自己的思想，只要不是参加那种极特别的组织或搞什么仪式，说要与别人保持高度一致，只能是谎言。这种话最不可信。
胡锦涛时代，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以及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不都说过要与胡锦涛保持高度一致吗，可我们至少到今天还没有听说胡锦涛如何腐败，而那很多说要与他保持高度一致的官员为何成为腐败分子了呢？可见，动不动就说自己要与什么人保持高度一致，极不可靠。
前不久，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意思是人类越文明，越难以容忍不文明。最近中国拒绝朝鲜加入亚投行创始国申请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据说，拒绝的主要原因就是朝鲜无法提供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的详细信息，而这又是加入世投行的必要条件之一。看来，时至今日，连我们这种国家，似乎也想摆脱不公开不透明或不民主的坏名声，拒绝与比我们更专制独裁的国家成为“伙伴关系”，即使这国家与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也不行。既然如此，政府为何还要制造一种“北京方面意识形态和言论空间在进一步收窄”的恐怖景象，让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前景大失所望或说不抱希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