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在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宣判。高瑜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高瑜表示不服判决将上诉。据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说，高瑜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12月1日所记录的仍被中国当局监禁的44名记者之一。而这个数字也使得中国成为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高瑜的委托律师尚宝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其实她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一件事情：说高瑜在2013年的6、7月份将一份文件传递给在国外的《明镜》周刊主编何频，就是这件事，非常简单也很具体。高瑜当时出于不得已，而承认这个指控，但后来都一直予以否认。”高瑜的所谓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但是，辩护律师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的内部文件不属于“国家机密”。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指出，自上次高瑜被监禁至今次被拘留期间，她仍积极写政治评论，并以尖锐评论刚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著称。如果高瑜对政策严谨的批评报道，对国家构成威胁的话，对高瑜的指控，无非是中国领导层近期禁止所有批评的言论。所谓“中国梦”将没法实现，直至和平的批评受到尊重，立即撤除高瑜所有指控，才能进一步踏上这条路。所以，高瑜案的实质是公民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批评自由权利是否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
前不久发生的央视记者、节目主持人“毕姥爷”事件虽尚未尘埃落定，但说到底也还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即使暴虐倾向稍轻一点的五毛们所强调的“言论自由也要有一个界线”，也不过是自欺欺人，帮着政府忽悠，不然，请五毛们给划一个界线出来。当真要一个界线，还是我来划给五毛们，那就是依宪治国，而不是依党章党规治国；依宪治国，才是言论自由的界线。宪法是国家最高位阶的根本大法，宪法既然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那就应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否则的话，随意拿公民的言论治罪，宪法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除了言论自由，就是意识形态。而一牵涉到意识形态，再有人挑起来，政府就坐不住了，认为这是在挑战他们的底线，挑战“治国之本”，绝不容忍。毕福剑所谓的“不雅视频”由一些人告密举报后，也就正好犯了党国大忌。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意识形态是一个很政治也很敏感的词汇，据说连股民都“要听党的话”。因为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人民日报要它跌它就跌，人民日报要它涨它就涨——人民日报就代表党，代表党中央。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天天在喊“团结一致”的中国人其实是一盘散沙，是最不团结的，若是再不强化意识形态，别说让人们团结在“周围”了，十几亿中国人简直就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可再强化，又有什么用呢？99.99%，甚至比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的中国人（也就是小数点后面再加几位数），其实是不大关心政治，更不会关心所谓的意识形态。不论人民生活，还是经济发展，也不论物质财富，还是思想精神，事实上与我们这种意识形态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用普通人的话说，意识形态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所谓意识形态，就是阴谋家或阳谋家为了政治需要玩出来的，改用古人话法，就成了：天下本无事，政客自扰之。
李慎之在《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谈到钱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四卷《管锥编》时，特别钦佩钱钟书那四卷著作都是“‘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没有理睬三十年来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
现在想来，钱先生对那统治中国三十年的意识形态该是怎样地刻骨铭心，怎样地痛恨之至。鲁迅说过，最高的轻蔑，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钱钟书在著作中丝毫不理睬毛泽东时代，其实正是他对那个时代最大的轻蔑。
既如此，自己为何还要来说这个话题呢？这是因为生在一个如此强化意识形态的国度，有人逼得你非讲不可：你说你不懂意识形态，他说你就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中。你说你只希望国家实行民主，保障新闻、言论、出版自由，保障自由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实行宪政，不问什么意识形态不意识形态，他说你说的这些就属于西方意识形态——你既然在中国要求这些，也就等于你喜欢西方意识形态；而一个中国人之所以会喜欢西方意识形态，恰恰证明，这是有“敌对势力渗透”。我的妈呀，三拐两拐，就把你给绕进去了，证明“你是受了西方敌对势力影响”，证明你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既然不是社会主义思想，那就一定是资本主义思想，二者必居其一，而这就是意识形态——你还敢说你不懂？我的乖乖！
但只要不是后面有枪逼着非承认不可，我还是会说我不懂。不懂是不懂，不过，我可以讲一讲自己所理解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意识形态现状，坚决反对把今天的中国人坚持的现代“普世价值”硬说成是“敌对势力渗透”或“受西方敌对势力影响”。
中国意识形态是一个什么现状呢？一位网友在文章开篇这样说道：“我们经常上网的人都清楚，中国社会目前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依然激烈，整个社会也好像被分成了几个‘意识族群’，什么极左、极右，当然还有理性派。”而本文前面也说了，意识形态当属政治范畴，而凡属政治范畴的东西，在我们这种国家，也就高于一切。特别是最近央视主持人老毕在饭桌上调侃的所谓“不雅视频”流出后，像是挖了一些人的祖坟，当我们看到一些毛左们的激愤之情，你会觉得这些人的思维完全还停留在毛时代，没有丝毫长进。比如，毛左们在骂老毕时就这么说道：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你老毕还能做主持人？你还能过上现在这样的幸福生活？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没有你现在的一切！可见，在毛左们心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上帝，不，比上帝还上帝。有了毛主席，就有了一切——毛左们的“认知”低到这等地步，还讲他妈的什么共识，这不是侮辱智商又是什么！
什么是意识形态，就是国家或叫政府在大会上所强调的那些“要坚持”、“要高举”、“要指导”的形而上，不管这种强调在实际上落实得如何，就是要在大会上一遍一遍地讲。当然，一个中国人，只要不把反对他们的意思公开说出来，在工作在生活甚至在整个一生，即使你把他们强调的那些东西忘到九霄云外，也没有人会跟你过不去。
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国家高层好像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走个形式，而且是不得已地走形式，仿佛有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什么势力强迫他们条件反射地非那样讲不可：不那样讲，就会有很大一大部分人如丧考妣，甚至会闹事。别看现在早已是“后三十年”了，可“前三十年”常常借尸还魂，甚至一天都没有停止在这个国家角角落落里游荡。别的不说，你只要听听王伟光、朱继东、逄先知、李铁映等左得出奇的人物在说什么，就知道中国的“左爷”们是多么地冥顽不化。因此，有人担心，在当下中国大陆，不那样讲，就有可能没有资格站在或是坐在那个大会上；不那样讲，虽不能说国将不国，但自己的位置就会不保。
然而，事实上包括“如丧考妣”的那一部分人也看到了，现在其实喊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谁也没看到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子，甚至连古巴、老挝都比不上。也就是说，几乎整个国家都是两面人，都在自打耳光：高层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而全体国民也是有意无意地“不坚持”、“不高举”、“不指导”。
你说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可真正研究分析下去，你又会觉得，仿佛国家高层就喜欢眼下这种局面，即他们在大会上那样讲，至于全体国民听不听，听多少，有多少人肯照着去做，完全可以随你的便。不仅如此，有时你还会发现，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他们就是做做样子，走走形式，当真要深化改革，还真不能把他们自己在大会上讲的那一套落实在行动上，不然，反而要坏事。比如，大会上讲要永远高举毛的旗帜，大会上讲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大会上讲要以马的主义思想为指导。可如果从上到下当真按照这三条去做，别说什么深化改革，干脆倒退到1978年前，倒退到毛时代好了。正如一位网友在跟帖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他们实行专制的一块遮羞布，如果他们真的认可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就不会有改革开放。”
所以说，毛左们至今执迷不悟，国家高层其实也同样讨厌他们，甚至更不可能与他们达成共识。高层们要的是修正过的所谓社会主义，要的是修正过的所谓毛泽东思想，至于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完全就像说西服或领带上还要有个点缀一样。当真回到毛泽东时代，别说他们不可能还把子女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深造”，更不可能有万贯家财，就是他们现在所制定和推行的那些“国策”，也都会悉数被推倒，而且按照“伟大领袖”的性格和手段，这些人还很有可能被送到秦城监狱去吃牢饭——谁叫他们要搞“修正主义”，谁叫他们不按他老人家说的去做，谁叫他们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者像王伟光院长那样：时时不忘记阶级斗争。
既是这样一种现状，那怎么办呢？
本人虽不相信“中国人私下个个都是毕福剑”，但中国的毛左在总人口中就算有30%，或再夸张点说有50%，一半对一半，也还是难以达成共识。因此，自己的意见，也就只有实事求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先不讲意识形态，也不讲什么共识，先讲出真相，公布中共以及国家历史档案，不造假，不说谎，更不粉饰，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像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公布斯大林真相一样地公布毛泽东的真相，像后来俄罗斯公布苏联斯大林时期历史档案一样公布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历史档案，然后允许大家公开自由发表意见，不论此人是坚持普世价值者，还是毛泽东的粉丝，都可同等发表意见。有了真相，再允许自由争论，也就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像现在这样，没有言论自由，又难以了解真相，反对文革反对“开国领袖”者仍会反对下去，而因为没有看到国家权威公布的真相，不相信包括五七年打右派后夹边沟那种惨状，更不相信后来大面积饿死人的历史，特别是不相信那些死亡数字，毛左们也就还会继续坚持认为“开国领袖”如何伟大，不承认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所犯下的那些罪孽。
一九三一年底，夏丏尊、叶圣陶等编辑出版的中学生杂志给鲁迅先生出了一道题：在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假如一个中学生站在你鲁迅面前，你会对他说些什么？鲁迅的回答是：先问一句，“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做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没有事实真相，没有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所看到而又愿意相信的东西，如何达成共识？而没有共识，国家要建立所谓的意识形态，那也就只好“做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