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张世界地图，在家里打开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就看不见地板了。有人问我你们家有多大？我就说，有世界那麼大。——桑格格
旅居美国几年来，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尽量不买中国製造的產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製造的廉价商品堆在美国的大小商场，满坑满穀，令人目不暇接。有一个美国记者写了一本名為《离开中国製造一年》的书，描述离开中国製造的生活有多么不容易，尤其是孩子的玩具和圣诞节的装饰品，不买中国生產的，几乎就没有其他选项。我不买中国製造，因為这些產品往往是劳改营的奴隶劳工或珠三角命运等同於奴隶劳工的农民工生產出来的。我这个没有多大消费能力的人，不买中国製造，无损於中国的“大国崛起”，但我必须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有一样东西却非买不可，那就是我从出生以来从未离开过的郫县豆瓣。
八零后女作家颜歌的小说《我们家》，就从平乐镇的豆瓣厂说起。如果説鲁迅有鲁镇、沉从文有凤凰，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有马孔多，那么颜歌就有平乐镇。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把来自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妙趣横生的四川方言糅在一起，在插敍、倒敍、蒙太奇中数过了一个豆瓣厂和一个家族三十多年间的悲欢离合。虽然故事局限在一个充满草莽气的“豆瓣世家”中，但每个读者都能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身上，找到自己或者熟悉的人的影子。顏歌说过：“就像我的秘密并不能打动你，打动我们的是共同的那些秘密，那些不可言说的沉默之美。这就是我一直写小说的原因。……每一个小说家用来表达的，都是他自己的人生而已，至少我是如此，声嘶力竭地，歇斯底里，终於会达到最后的静默。”是的，作為郫县人的颜歌，写出来的是一部豆瓣酱裡的爱与恨、笑与泪、慾望与谎言。
豆瓣厂的变迁，就是中国的变迁
在外人看来，豆瓣酱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调味品，但在四川人的生活中，一天都离不开它。“我们镇的人吶，怎么説呢，可能从小把舌头打了洞，生出来就吃著海椒面，喝口稀饭都少不了麻辣两味，花椒不麻，海椒不辣，那是天要塌了。”四川人可以没肉吃，却不能没有豆瓣下饭。郫县豆瓣被誉為川菜之魂，在山清水秀的川西平原上，不仅郫县人做豆瓣，几乎每个乡村、每条街道的居民都会做豆瓣，不会做豆瓣的媳妇必定不是好媳妇，而每家做的豆瓣味道都略有不同。
在成都平原上，豆瓣是一门大生意，薛家做了恐怕也是四五代了。颜歌如此描述平乐镇晒豆瓣的气势：“横竪一垻子的土陶缸子，大半人高，两人合抱，裡面汩汩地泡著四月裡才发了毛的蚕豆和五月刚刚打碎的红海椒，以及八角、香叶那些香料和大把大把的盐巴，那辣椒味道一天变两天地，慢慢在太阳下蒸得出了花发了亮。”那个季节，整个镇子的空气中都充满豆瓣酱的香味。有人説，当飞机飞临成都上空，就能闻到豆瓣的味道。飞行员不用看航行地图，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到成都了。
如果把豆瓣厂的变迁看成是中国经济兴衰的缩影，那么《我们家》这部小说也可以被视為中国的“另类经济史”。中共建政之后，杀富不济贫，地主和工商业者遭遇灭顶之灾。小说写道，“薛家早些年被弄得倒肠烂渣，祖上的基业充了公，薛老厂长七十多八十岁了也被拉出来剃了阴阳头，女婿发配到砖窑去，女儿薛英娟硬是从一厂之长被贬成了厂工，每天翻曲是她，守晒场是她，洗茅房喂猪食还是她。”豆瓣厂倒是“回到了人民手中”，由於国营模式的无能低效，由生机勃勃变得奄奄一息，走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
文革结束，万物復甦。薛英娟拨云见日、王者归来，在县委领导的支持下做回了豆瓣厂一把手的位置。虽然豆瓣厂属於国营企业，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厂长成了说一不二的“准独立经营者”。在书中以“奶奶”的身份出现的薛英娟，安排小儿子胜强到豆瓣厂做学徒工。小儿子认為老妈亏待了他——哥哥到大城市读大学、当教授，姐姐嫁到省城、进了官家大院，為什麼自己要来当一名搅动豆瓣酱的奴隶？还是师傅一句话点醒了这个心比天高的少年人：“你现在肯定看不起这个营生，你觉得你妈亏待你啊？我给你説，你妈那是维护你！现在你跟我学，学好了味道，生意就稳当了，生意稳当了，以后就都交给你管，你懂不懂？”
果然，在书中以“爸爸”的身份出现的段胜强，很快熬成了厂长，豆瓣厂宛如半个家族企业。如今，全厂上下都是他一个人説了算，还有司机为他开奥迪轿车。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描写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一次次血雨腥风的革命，每一次革命都如同烙饼一般，彻底翻个面。豆瓣厂的故事也是如此：所谓“改革开放”，无非是“一觉醒来回到解放前”而已。
大家庭好比一隻猫
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将数亿人裹挟其中。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裡，人人都是陌生人，加繆的“异乡人”的疏离感像雾霾一样蔓延。於是，很多人对传统伦理和似乎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模式充满怀念——即便那些没有经歷过那种生活的人，也将上四世同堂的生活高度浪漫化。而赶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尾巴，又经歷过二十世纪种种战乱与动盪的前辈作家王鼎钧，如此形容大家庭的生活：“在大家庭好比一隻猫，努力扭曲身体以各种姿势去舔掉身上的骯脏，吞进肚里，有些事是要隐瞒的，有些话是不外传的。”他又说：“家庭真是个奇怪的组织，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灾难。”很不幸，颜歌的故事验证了后者。
《我们家》的人物关係有点《红楼梦》，奶奶如同《红楼梦》裡慈祥而威严的贾母，操纵一切、发号施令，却又无法抹平子女间的裂痕，眼睁睁地看著自己亲自为子女们安排的繁花似锦的人生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顿挫与断裂。而下一代个个有自己的小算盘，瞒著老祖宗為所欲為，所谓的“孝心”，不过是狐假虎威的私心。
《我们家》的故事又更像《金瓶梅》，作為女作家的顏歌不避荤腥，写尽了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宰製人心的“眼目的情慾、肉体的情慾和今生的骄傲”。在欲望号街车上，男人都像西门庆，女人都像潘金莲。作為主人公的“爸爸”是这个世界的桶箍，一块铁皮，不好不坏，不松不紧，刚刚箍住几块木片，让它们不散架。“爸爸”又好像这个世界里的孙悟空，腾云驾雾，在豆瓣厂指点江山，翻转挪移，在老婆和二奶之间睡来睡去。他是中国无数或大或小的老闆中再平凡不过的一员，坏当然坏，却又没有坏到十恶不赦的地步。
中国人大都很重视节日，尤其重视长辈的寿辰。节日营造出一种和谐而甜蜜的氛围，但隐藏在其背后的，却是剑拔弩张、勾心斗角，恨不得把最亲的亲人当作最大的敌人。所以，节日总是最具戏剧冲突的时刻，《红楼梦》和《金瓶梅》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在节日上演的，李安的电影《喜宴》、《饮食男女》也都是在节日和酒席间出现起承转合。在小说《我们家》当中，在为奶奶操办八十大寿的背景下，大伯的迂腐、大姑的倔强以及爸爸的世故，再一次撞击、周旋与融合。每个人都怀揣心事，想告诉别人又怕别人知道：大姑忍辱负重多年后终於离婚，大伯念念不忘初恋情人，妈妈婚外情，爸爸包二奶，奶奶隐藏巨额遗產……这个家庭在平乐镇上呼风唤雨，好不让外人羡慕，内部却宛如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这一家人，个个都是风风光光的成功人士，但每个人的现实生活都与理想都存在著严重的错位，每个人都感到极不幸福。贫穷的时代已经远去，他们什么都不缺，却又无比空虚。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的心裡状态。他们或者心胸狭窄，或许贪图享乐，或许口是心非，是生活的重负让他们或多或少地想著法子对抗生活，或伤害别人或自我伤害。还好，有豆瓣酱可以调味，再失败的一盘菜，豆瓣酱都能让它起死回生；还好，有四川人特有的幽默可以疗伤，再深的伤口，幽默感都能像罌粟一样将疼痛麻醉——即便不能治癒，至少可以暂时不痛。故事的结局是“爸爸”眼看种种矛盾遮掩不住，万箭穿心之下，突发心臟病。莎士比亚说：“结局好的事就是好事。”王鼎钧附会了一句：“结局好的人才是好人。”那么，《我们家》裡面，谁也算不上是好人。
用四川方言在泥土裡唱歌
读完《我们家》，我不禁感嘆，颜歌写出了自上个世纪初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以来最具市井气和烟火色的“川味小说”。
四川人没有北京人的傲慢，也没有上海人的刻薄，世世代代尽享帝国边缘的自由自在、自给自足。所以，四川方言是最具幽默感和表现力的方言，它时而绵裡藏针，时而穿云裂帛，时而让人开怀大笑，时而让人笑中含泪。
中国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不仅要求政治上高度统一，也要求文化和语言统一。方言一直处於受歧视、受打压的地位。中央下令广东的媒体不得使用广东话播新闻，以防止“文化分离主义”，却激发出了年轻世代的强烈反弹，人们捍卫“粤语”的豪情壮志，宛如捍卫他们被侵佔的土地和被强迫拆迁的祖屋。四川人也是如此，有老子所説的“小国寡民”、“小富即安”的心态，既然“帝力於我何加焉”，那么奥运会与航空母舰又跟我们有什么关係呢？
四川人热爱的是美食和麻将，四川人最不爱听的是用北京话讲述的大道理。颜歌在小说中描述了四川人最快乐的时刻，是结伴去吃路边摊的时刻：“几个小伙子，青天白日走在街上就忽然想起来要吃凉拌兔丁，冲起去了邓大爷的摊子上——必须是上午啊，下午就麼了——邓大爷呢，斜著嘴叼著一支纸烟，上面的烟灰已经吊了有半指长，慢悠悠地，他就站起来给他们拌兔丁，而爸爸他们几个就围著他的小推车，口水滴答地看著他叼著这根烟，空出手来把花生，大头菜，芹菜颗颗，芝麻，红油海椒，花椒面，白糖，醋，还有那抓心脑肺的兔丁都丢到那个大铝瓢里面去，哐哐……”这不仅是美食，更是生活方式：在每一个小摊背后，都隐藏著人们对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渴求。
可惜，九十年代以来，连平乐这样的小镇也不能倖免於全国上下大兴土木的“破坏性建设”的浪潮。轿车越来越多，城管越来越多，路边摊越来越少，不知不觉间，“上头的人不知发什么疯，説要整治镇容镇貌了……几杆子赶走了这些摆摊摊的：凉拌兔丁的，卖红油大头菜和春捲的，烤蛋烘糕的，製酱米酥的，打黄糖锅盔的，甚至修剪刀磨菜刀的——呼啦啦地从街面上散了个风捲残云。那些爸爸从小看到大的老脸们啊，走的走，逃的逃，剩下了几个也就是缩头乌龟般坐到了牙缝大的门面裡，隔著玻璃，戴著口罩，用塑胶手套递出些残羹冷炙——那还吃个锤子吃！爸爸駡道。”於是，很多美味的四川小吃，只有到臺湾的夜市上才能找到——因為那裡没有城管，摊贩也不用缴纳沉重的苛捐杂税。
离开了故乡，我并没有太强烈到乡愁——正如我的四川朋友王怡和冉云飞所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既然故乡已经沦陷，离开或许是个“眼不见心不烦”的选择。离开了故乡，我惟一的遗憾是离开母语的环境，久而久之，就只能説那些“书面语的四川话”了。所以，读《我们家》，让我最感动的是那些土得掉渣的四川话，那些怪头怪脑的词汇，与逝去的童年有关，与日渐老去的父老乡亲有关，正如有评论家所説：“方言的好处，是提醒我们自己跟最亲的那些人，是怎麼讲话的，语言是怎麼开始的。”阅读这本处处是鲜活如泥鰍的方言的小说，我如同一举收復了沦陷於敌手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