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很多网友一样，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花了大量时间讨论、转发关于庆安事件的各种细节。有人问我，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希望李乐斌被枪毙吗？你又没有获取证据的渠道，怎么给他定罪呢？就算证明了央视造假，又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从法律上制裁李乐斌（这一点和很多温和派“公知”是不一样的）。原因很简单：侦查权，公诉权，司法权，统统掌握在李乐斌的上级党委手里。他们怎么可能处理主动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奴才呢？就算判刑，也就是意思意思，很快会因为“表现好”而减刑释放，为党执行新的任务。那些要求当局严惩李乐斌的人，其实和要求平反某年某事件一样天真。且不说杀人犯不可能主动平反被杀者，就算他愿意平反，道义上他是否有这个资格？希特勒为犹太人平反，严惩党卫军成员？斯大林为大清洗受害者平反，严惩克格勃成员？世界上有这么荒谬的事吗？
理论上讲，在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体制内的解决方案是有一定意义的。比如最近的美国巴尔的摩的嫌犯在羁押期间死亡事件，民众的主要诉求无非是调查和起诉涉事警员。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因为美国的执法人员如果犯罪，并非是为了讨好行政当局。恰恰相反，市长、州长、总统都要面临选举压力，避免被反对党或党内的其他候选人抓住把柄。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美国大部分州的总检察长也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各州的总检察长实质上是本州执法机关的顶头上司，执法人员的滥权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连任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犯罪警员的调查、公诉，就非常符合政客的职业利益。只要进入了公诉阶段，司法机关就更没理由庇护警察，因为根本就是两个系统，司法、行政之间的人事、财务是完全独立的，法官、陪审团均没有偏向执法人员的动机。
当然，上面这些机制并非永远有效。即使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政客如果和执法人员有私人关系、利益往来，或者是彼此知道对方的小秘密，他们也完全有可能互相庇护。政客可能为了避免对自己用人失察的指责，或是某些选举之外的其他利益而拒绝对某些“自己人”进行公诉。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美国民众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公诉权的唯一持有者是政府。无论什么国家，“无罪推定”的原则是不适用于政府犯罪的。无罪推定的逻辑是：政府有侦查权和公诉权，当然不能允许他们随便指控一个普通民众。但是民众并没有把政府人员送进监狱的渠道，因而公众舆论对政府恰恰应该使用“有罪推定”的原则，才有可能把政府滥权扼杀在萌芽之中。幸好，虽然没有公诉权，美国民众至少还有一个次优选项：不能把有罪的政府人员送进监狱，至少可以等下次选举把他们选下台，让他们没办法继续祸害我们；而下届政府也许会重启调查。因而舆论上对政府的吹毛求疵就格外重要：宁可把没有错的政府选下去，也不能把有错的政府留在上面，这才是明智的选民策略。只要政府不能自证清白，就要假设它有罪，这样才能在选举中保持警惕。
在一个刑侦机关、公诉机关、司法机关全部由“党委”控制，且党委并不面临选举压力的国家，上面这些当然都不成立。民众想通过舆论把一个流氓团伙的狗腿子送进监狱，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之所以中国现在有那么多官员关在监狱里，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主子服务过于殷勤，而是因为他们和现主子之间发生了根本的利益冲突，而这些是网络舆论所无法左右的。
那么，既然没办法让李乐斌伏法，揭露庆安事件真相的目的是什么？美国人的次优选项是通过选举罢免政府，中国人的次优选项是什么？虽然不能通过选票打击流氓团伙，但是舆论打击是必不可少的。执政者不担心被罢免（至少短期内不用），但他们也有恐惧的东西，就是关于他们个人信息的传播。这一次，不仅李乐斌的年轻时照片被网友挖掘出来，庆安市大小领导的腐败案例，甚至央视记者的受贿嫌疑都在网络上被大爆特爆。一些之前就存在于网上的实名举报也重新进入舆论的视野。虽然这些人的腐败尽人皆知，但是没有这个事件的引导，网络舆论无法形成合力，在短时间内人肉出一批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恶棍。那么，爆出来有什么好处？反正不要脸，为什么怕别人说？他们再不要脸，总要和自己的孩子相处；央视记者出于社交需要，总要和一些稍微正常的人吃饭──我不信此事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李乐斌如果还没有结婚，以后准备和他交往的女性得先想想自己有没有生命危险。如果已经结婚，他的太太也得陪他承担旁人的眼光（当然找了这么个老公也是活该）。这些惩罚也许太轻，但是哪怕有这么一点惩罚，也会让其他的恶警在开枪之前有所忌惮，而不至于风平浪静地把人杀了继续回去打麻将。
除了用社会舆论惩罚这些人，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官媒原已糟糕的公信力进一步破产。而这是政治反对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虽然一个相信官媒的人（比如倾家荡产还在炒股的股民）很难因为一件事而改变，但是这样的事以后绝不会是一件两件，舆论的效果必会积少成多。其实从微博舆论的发展趋势来看，虽然删帖销号和政治逼害日益严重，但是在乎粉丝、珍惜羽毛的人里面替当局讲话甚至是故作中立的已经越来越少见。当然，这也许并不是网络抗争的结果，而是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所致。但不管用处有多大，这就是我们这类人的生活。我也不能分清自己的心理动机是同情好人还是惩罚恶人，还是单纯的话痨。但是对权贵利益集团及其宣传机器这样一个审美和道义的双重灾难，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缄默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