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岐山當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地位，如果沒有得到他本人的首肯，作為其老朋友的德地立人未必敢私自記錄并發表這篇充滿機鋒的“答客問”——王岐山講話天馬行空，卻有不少涉及黨國機密的部分，如果按照當局給高瑜等人羅織的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王岐山真不知道該判多少年徒刑。
更為吊詭的是，這篇文章很快又從《共識网》和共產黨在香港控制的媒體《大公報》上消失了。其“問世”與“離世”的過程，與央視前記者柴靜自行拍攝的關於霧霾的紀錄片《蒼穹之下》一樣，堪稱“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篇文章為何突然消失？以中共黨內的“潛規則”來推測，凡是涉及王書記的文章，中宣部部長乃至主管意識形態的常委劉雲山，未必敢擅自加以刪除。平民出身的劉雲山及其家族醜聞不斷，有諸多把柄握在王岐山的手中，其地位並不穩固，哪敢虎口拔牙、橫挑強敵呢？所以，這篇文章被“毀屍滅跡”，只能是出自王岐山本人或者習近平的意願。
或許，王岐山一開始想用這種“非常規”的方式向公眾傳遞一個重要信號：雖然他此前理直氣壯地宣稱，就是不信共產黨不能完成反腐大業這個“歪理邪說”，但是隨着黨內鬥爭的白熱化，他越來越發現“左右手互搏”的反腐運動要有一個美好的收尾，真的是“難於上青天”。滿腔心事，無人可以訴說，唯有在會面外國客人的時候才有機會傾訴，并以此尋求國內外輿論的支持。卻沒有想到，這篇談話出籠之後，各界議論紛紛，波瀾之大，幾乎快要席卷堤壩了。於是，王岐山或者習近平又下令撤除文章，卻已是悔之晚矣。
在這篇談話記錄中，有一處耐人尋味的段落：王岐山说，他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说法，“人类文化的最基本要素其实中国都有”，即人类是有共同的价值的。王認為：“最基本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然我们怎么谈呢？”也就是說，王岐山否定了晚清自張之洞以來“中學爲体，西學爲用”的“半西化”政策，承認“基本價值”高於“中國特色”。所謂“基本價值”，不就是人類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天性嗎？
在這裡，王岐山雖然没有使用“普世价值”这个名詞，而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用“共同價值”或“基本價值”取而代之，但他说的顯然就是“普世价值”。王岐山難道不知道習近平對普世價值的“咬牙切齒”嗎？習近平氣勢洶洶的“七不講”，成為二零一三年黨內逐級傳達的“九號文件”，也成為習近平時代意識形態往左轉的風向標。其中，就有一條是“普世價值不能講”——就連像溫家寶那樣用普世價值來欺騙人民、來作為人民“望梅止渴”之“梅”都不允許了。年逾七旬的資深記者高瑜就因為揭露“七不講”之真相而被判刑七年，可見習近平的“七不講”並非虛晃一槍，誰敢違背必然會遭到嚴厲的懲罰。習近平稍稍比金正恩“文明”一點的地方，不過是暫時還不會對異議者採取“犬決”或“炮決”的方式罷了。
那麽，王岐山為何敢於“逆龍鱗”，跟幾個外國人——尤其是習近平痛恨的日本人——大講“普世價值”呢？難道他不知道，八十年代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總書記胡耀邦，接見了香港記者陸鏗，海闊天空地說了一番黨內密辛，并被陸鏗寫成報道發表。此事後來就成為胡耀邦遭到元老杯葛的一大罪行？那麽，習近平會不會惡向膽邊生，將公然違背“七不講”諭旨的王岐山抓起來關進監獄呢？也許，王岐山認為，他早已跟習近平成了連體人般的“命運共同體”，即便他“任性”一點，習近平也會優容有加。
而這篇談話的關鍵信息在於，王岐山拒絕了福山的關於司法獨立和問責政府的建議，發誓要將“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的道路走到盡頭。王岐山通過中紀委而控制了中國的司法和情治部門，周永康時代耀武揚威的政法委在降格之後，也得乖乖臣服於王岐山之麾下。所以，公檢法都得聽命於王岐山一個人，王岐山成了人人談虎色變的閻王爺。如此，他又怎麽會自廢武功，實行司法獨立呢？
然而，如果沒有法治和政府的自我設限，民主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樓。其實，王岐山并沒有打算謙卑地向福山請益，而是企圖將福山作為他的一個傳遞信息的管道，他要借福山之口告訴世人——所謂“習王體制”，就是普京加李光耀的威權主義，那些幻想我們成為戈爾巴喬夫的人，不要再癡心妄想了。既然福山是亨廷頓之後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那麽福山的話一定有人听。
在這次會面中說話不多的福山，大概就此看透了王岐山的廬山真面目。福山在最新發表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穩定的政治秩序包括國家建造、法治與可問責政府等三大元素。就法治而論，他總結出「在西方，宗教組織所贏得的獨立地位，演變為司法部門的獨立地位」。這就解決了長久以來人們的疑問：為何「法治」獨在西方成形？另外，福山對於「議會」制度最終發展出制衡君主之功能與「可問責政治」也做出歷史描繪。「可問責的政府」首先出現於英國，君王和議會的爭端，形成了一個「國家機器」有效能但也需負「問責」壓力的政體。以上兩點正是今天中國政治體制的“阿基里斯之踵”。
這些思想成果，本來是中共政權的救命良藥。可惜，指點迷途的高人就在身邊，被譽為“中共黨內第一聰明人”的王岐山卻什麽也聽不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