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政府应对事故的办法，完全无助于防止灾难事故再发生，更不会消解中国的官民对立。 （图摄于2015年6月2日，法新社图片）
不难看到的是，官民对立并没有缓和，而是比四年前更尖锐了。事故一出，当权者的第一反应就十分紧张，未经调查，就以国务院的名义定性船沉是”大风大雨造成的”。言外之意，就是民间不要像当年动车事故那样，把政府当作舆论批评的靶子。虽然习近平行事风格很高调，而且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许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会直接面对人民，但他还是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当局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太紧张。
四年前的动车事故发生后，大V们在微博上发动的煽情舆论，令当局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习近平吸取了这个教训，上台以来，他不仅对网络上的敢言者进行了系统整肃和打压，还组建了自己的队伍，”抢占舆论高地”。在这次”东方之星”翻沉事故引发的舆论攻防战中，这支队伍果然派上用场。结果，却是帮了当局的倒忙。明知沉船中几百人生命无望，家人处在煎熬之中，《人民日报》却发出了”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啦”这样不可思议的文章，让世人看到，当局的舆论队伍，竟然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
对比之下，微信中的民间舆论，比四年前微博时代又有了进步，令当局矫揉造作的煽情舆论更难以容忍。这可能与微信更适合小众化的交流有一定关系。这种交流不仅能产生有深度、有分析的文字，也能更迅速地传播开来。
笔者通过微信收到一个段子，”我眼中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就是一例：
1）内河船吃水浅、重心偏高，这是设计问题，背后是标准问题；2）船只多次改造，加剧重心缺陷与逃生障碍，这是监管问题；3）涉事水域天气恶劣有预报，但该船长未重视、未采取正确措施，这是犯罪问题；4）船舶公司对下属船只放任，这属于管理问题；5）江面气候恶劣，不适宜航行，但只有预报，没有限行措施，这属于机制问题；6）出事后，限制报道，这属于党性问题；7）部分媒体过度煽情、洗地，这属于人性问题；8）大风暴露了上述一切，是最后一根稻草，风是唯一凶手，企图判风死刑，这是智商问题，以此欺骗大众，在互联网时代还这样做，是组织集体智商问题；9）把丧事当喜事办，不是他们家风俗问题，是他们几个人的精神问题。
可以说，这次有关”东方之星”翻沉事故的官方与民间的舆论攻防战，民间还是占了上风。不过，这并不能让我对中国的事情变得乐观起来。因为这个事件让我看到，虽然民间赢了，官民舆论之争，也不能有效地改变国家强、社会弱的大格局。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遇难者家属的处境。在巨大的国家机器压迫下，遇难者家属的心声在国内媒体上完全听不到，外媒的报道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管束。最悲哀的是，你看不到中国社会像正常社会那样，对遭遇这场飞来横祸的家庭立即伸出援助之手，这固然是因为有组织的社会，比如宗教和慈善机构本身就力量不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越来越将社会有组织的自助和自救视为对自己的威胁，把遇难者家属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非动用一切手段，把遇难者家属置于当局的全面控制之下不能安心。
事实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政府应对事故的这种办法，完全无助于防止”东方之星”这样惨烈的灾难事故再发生，更不会消解中国的官民对立。等到国家把社会彻底压垮的时候，稍有风吹草动，国家就会与社会一同崩塌。到那时候，能够逃出这种劫难的人只是极少数。这就是此次”东方之星”船难最令人感到可怕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