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维护正义的人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统统关进大牢（图片来源：网络）
7月1日是中共建党纪念日。今年7月1日中共政权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授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法》。与1993制订的旧国安法覆盖范围相比，除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传统”意义上的违法行为，网络安全、宗教事务、金融、经济、粮食安全、能源、太空、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都被纳入国家安全法适用的范畴。
众所周知，现实中国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国。因此，所谓的“国家安全”实质上是“党国安全”。新《国家安全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第二章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仅从这些法律条文就不难看出这部国家安全法形同党规党法，完全是适应维护党国安全的需要而制订的。
宪法学家陈小平先生指出，在中国，只有党没有国家。因此他认为，“中国没有国家安全，只有党的安全。”他解释说：“在中国，即使党亡了，国家还是存在，国家有什么安全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有过殖民地的历史？最多用共产党的语言说是‘半殖民地’。 所谓‘亡国’只不过是中共宣传机器营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忽悠人的故事。”陈小平进一步指出，新国安法是中共防止颜色革命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它在控制社会的精密度上比原来更精确，虽然一直都在控制。这个法律的出台，就是对过去这么多年的控制经验作出的总结，然后用法律形式加以固定。”陈小平指出，中国的法律从来就没有约束政府和执政当局的意图在里面。“中国的法律就是李慎之说的‘秦始皇的法制’。”
新国家安全法第十三条“任何个人和组织违反本法和有关法律，不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义务或者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所谓“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不作严格界定，使得执政当局可以依照该法打压所有他们认为可能危害党国安全的个人和组织，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纽约大学法学院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一幅全面蓝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像是对宪法的重新解释和界定，是把中国转变成一个国家安全国度的广泛策略，转变成一种类似“加里森国度”（Garrison State），即戒备森严的警察国家。”“这是对国家安全的新的强化策略，我认为它会进一步限制中国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机会，限制律师程序。”
孔杰荣教授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也常常导致了更大而不是更小的动荡。人民常常发现因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带来的各种紧张。面对国内非常困难的状况，中国领导人很清楚需要加强由此带来的与中共执政密切相关的国家安全。”
7月2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在BBC中文网上发表文章，其中列举中共当局面临的八大挑战：一是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老百姓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民主自由权利和越来越健全的法治环境；三是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四是如何实现社会稳定。目前矛盾多发高发，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五是如何保护好生态环境。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六是如何促进国家和平统一；七是如何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八是如何解决党内的消极腐败问题。文章称，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最重要、最需要解决的是消极腐败问题。这个挑战解决不好、应对不力，应对其他挑战无从说起。
另据《争鸣》杂志7月号报道：今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生活会，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和政协党组成员以及军委委员、中纪委副书记等均应邀参加。生活会历时两天，共长达11小时。在会上发放了一份关于中共党建和对党员干部巡视、考察的调研报告。据称，报告中毫不隐讳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这六大危机和问题包括：1、中共的理念、党的使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丧失；2、党建长期处于徘徊、迷失方向，基本处于瘫痪状态；3、党组织腐败、涣散、已渐失去社会上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向心力；4、党的领导干部在和平、物质丰富环境下懒、散、堕、疲、庸状况毕露；5、党政干部滥权、越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情况泛滥，激化社会民怨、民愤；6、党政干部、公职人员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激化社会仇官气氛。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显示中共体制腐败带来的吏治腐败已经无药可医。该报道还披露，根据该调研报告，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平均合格率仅达1/4左右，而地方基层单位、县级党委不合格及表现差、需改组的“领导班子”高达90%以上，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共党组织的从根子上已经彻底烂掉。
正因为面临各种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与困境，中共当局非常害怕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致使中共失去政权，受到清算。在当局的授意和组织下，今年6月14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不惜以整版篇幅刊发了5篇反颜色革命的文章。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邵峰在文章中说，在颜色革命的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非常注重政府支持和NGO积极参与的双管齐下，NGO发挥了特殊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则称，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干涉内政、颠覆政权的工具。他们借助基金会、NGO，以及互联网和新媒体，资助、拉拢和培养亲西方的反政府人士，对目标国进行长期政治渗透。待机会来临，直接帮助策划、起事，因此，颜色革命是国家安全之敌、动乱之源、人民之祸。
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加大了打压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成长的公民社会的力度，不仅抓捕了大批NGO成员，还加紧制订《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企图把境外非政府组织也纳入到公安部门的监控之下。
正是本着维护党国安全的思路，近年来，中共当局对非政府组织和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展开了强力围剿，定点清除。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呼吁全国人大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街头行动派“公盟”首当其冲，随着中共当局的数度打压，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一批代表人物的被捕入狱，“公盟”已经逐渐从社会视野里失去影响力和媒体关注度。
最近一年来，当局持续对民间公益机构实施密集打压，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萧杀态势。据北京益仁平中心今年6月15日发布的信息：
2014年6月17日，在我国反乙肝歧视和反残障歧视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公益机构郑州亿人平遭到警方搜查。
2014年9月18日，因受当局打压，著名的民间公益机构“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宣布停止运营。
2014年10月9日、10日，知名民间智库机构“北京传知行”的创办人、负责人及多名工作人员被拘捕，办公室被查抄。
2015年1月，一位与国际非营利组织有关的英国人士因警察提出的签证问题被迫离开中国；据2015年3月的媒体报道，另一位与我国民间机构有关的法国人士因类似原因被拘留了十天，其后也被迫离开中国。
2015年3月6日、7日，“女权五姐妹”被抓捕，这五人全都是民间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
2015年3月7日，女权公益机构“杭州蔚之鸣”构办公室遭到警察搜查。
2015年3月24日，北京益仁平中心办公室遭警察搜查。
2015年6月12日，反歧视公益机构广州众一行负责人郭彬和公益人士杨占青被警察拘捕。
另据美国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报告，近年来中国以“违反国家安全”为罪名的案件大大增加，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动不动就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等罪名，伊力哈木、浦志强、屠夫（吴淦）、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刘兴联、赵枫生、吕耿松、陈树庆、赵海通、刘家财、天理（陈启棠）、姜力钧、杨林、陈云飞、湖面一舟（叶晓峥）、苏昌兰、张圣雨、王默、谢文飞、梁勤晖（尖刀）、梁祝强、郑景贤、黄潜、徐志强（圣观法师）、黃静怡等等，都是以相关罪名被逮捕或判刑。随着新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将会有更多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被当局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实施拘捕并判处刑罚。
习近平登基后，抛出臭名昭著的“七不讲”，成立权力无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新国家安全法，拒斥普世价值，发起对颜色革命的大批判，严厉打击NGO和公民社会，肆意抓捕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看似来势汹汹、自信满满，其实正暴露出其恐惧颜色革命，害怕爆发总体性危机，色厉内荏，缺乏安全感的内心焦虑！习近平和中共统治集团为了保党国江山，不惜逆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而行，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抗拒民主宪政，行法西斯统治之实，企图阻挡社会进步的步伐，不过是螳臂当车，最终必将为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