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顏無恥的“司法主權”
上世紀80年代，高瑜是中新社記者，對體制內改革充滿期望，也利用那一短暫的、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發表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新聞報導。“六四”開槍之後，高瑜因為公開反對大屠殺，而2次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入獄，此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獨立記者和自由記者。高瑜敏銳和尖銳的分析報導，以及在異議人士群體中的活躍身影，讓中共當局感到如芒在背、並對其恨之入骨。劉曉波被判刑11年之後，高瑜在自家陽台的柵欄上繫上許多黃絲帶，以示紀念和抗議。沒有想到，5年之後，黃絲帶仍然迎風飄舞，繫黃絲帶的人也走進了監獄。
高瑜案震驚國際社會和中國民間社會。美國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瑪麗‧哈夫表示：“對這名資深記者的判決，是對那些以和平方式質疑中國官方政策和做法的公益律師、網絡活動家、記者、宗教領袖等人士，做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府行為的一部分。我們呼籲中國當局立刻釋放高瑜，並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人權承諾。”歐盟發言人表示：“高瑜案突顯了在中國捍衛人權的人士，包括記者、網絡博客作者等，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遭受迫害的情況。”
荒謬的“七不講”為中共箝制言論的作為之一。
“國際特赦”組織批評說，“高瑜成為當局藉此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受害者”。“保護記者委員會”譴責說，這是目前習近平政府無意偏離任何中共專制底線的清晰標誌。“美國筆會中心”則發表聲明指出，對高瑜的重判，顯示像天安門鎮壓這樣的嚴酷措施依然是習近平的統治手段。國際記者協會、香港記者協會和台灣記者協會也紛紛發表聲明強烈抗議。
死豬不怕開水燙，中共當局以更為強硬的方式回應外界的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回應稱，“中國所有公民都享有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高瑜案件是依法處理，其它國家無法干涉，希望其它國家尊重中國的司法主權”。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旗下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以《高瑜洩國家機密判7年與言論自由無關》為題發表評論說：“中國的保密法不是一個用來描著玩的字帖，有人因為觸犯它而遭了牢獄之災，其中被判重刑的不乏高官。……高瑜沒有任何權利可以特殊，她為境外新聞機構供稿，必須以合法途徑做事。”該評論還抨擊說：“西方一些勢力用‘人權’和‘言論自由’反覆圍攻中國，證明了中西在這個老問題上很難調和。……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西的這種對立將無休無止。”
高瑜僅僅因為透露習近平在黨內的一篇關於“七不講”講話（不准講普世價值、不准講公民社會、不准講司法獨立、不准講新聞自由、不准講公民權利、不准講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准講權貴資產階級），就被重判7年，習近平的一句話值1年刑期。如果習近平說的是十不講或十五不講，那麼，年逾七旬、疾病纏身的高瑜是否就要被判處10年或15年的重刑？高瑜案之後，“七不講”就變成“八不講”了——必須外加一條“不准講七不講”。
習近平和普京一般黑
2013年，當新公民運動的發起者許志永被判4年徒刑的時候，許多對習近平心存幻想的改革派和開明派人士爲其辯護說，習近平剛剛上台，尚未掌握全權，該案或許是周永康推行的維穩體制按照慣性運行的結果。甚至還有人說，這是周永康及其背後的江系勢力故意用打壓民間社會的惡行，來抹黑“白紙一張”的習近平。“陰謀論”演繹得頭頭是道，習近平反倒成了一個比許志永還要無辜的受害者。
然而，高瑜案的整個進程，卻是在習近平牢牢集權的背景下展開。周永康及其“餘孽”早已深陷囚籠，根本不可能再出來跟習近平“添亂”。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屆前任，羽翼被折，步步驚心，但求自保，遑論反擊？面對作為“野心皇帝”的習近平，他們也不可能像鄧小平對待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趾高氣揚地垂簾聽政。所以，大權在握的習近平必須爲每一個政策、每一個案例負全部的責任。
重判高瑜，毫無疑問就是習近平本人的決策。如果沒有習近平的認可，當局不可能在法院尚未宣判的時候，就以家人的安全爲籌碼逼迫高瑜認罪，並將高瑜認罪的畫面在央視播放。這種“文革”式的“遊街示眾”、羞辱對手的人格尊嚴，只有在“文革”中死去活來、並對“文革”愛恨交織的習近平最為擅長。如果沒有習近平的認可，法院不可能在幾度拖延之後，不顧國際社會的警告，仍然對高瑜判處重刑，而且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霸道專橫，完全無視律師提供的有力證據，一手炮製這一曠世冤案。
高瑜與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等所謂“黨內開明派”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也在這個圈子中獲得不少高層權力鬥爭的消息。然而，此次高瑜被重判，顯示出這個由少數退休高官組成的“黨內開明派”對習近平毫無影響力。他們本人的開明立場固然毋庸置疑，但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可以抗衡獨裁趨勢越來越明顯的當政者的“派系”。高瑜案釋放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信號：中國的民間社會除了自行凝聚反對力量之外，再也不能寄希望於黨內出現一個真正的改革派，因為習近平將蘇共末代總書記和改革者戈爾巴喬夫看作千古罪人，他的身邊自然都是一群頑劣僵化的、保江山爲旨歸的“紅二代”。
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的時候，向普京獻媚說：“我跟您很相像！”在如何煉成獨裁者的道路上，這兩個人確實是首尾相隨。普京對批評他的記者毫不留情，甚至不惜採取暗殺手段。俄國著名異見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大量報導車臣地區的狀況，詳細描寫了車臣人遭受的可怕苦難，嚴厲批評俄軍士兵的暴行。2004年，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英國出版了名為《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的新書，嚴厲批評克格勃出身的普京，稱普京將把俄羅斯帶回蘇聯時期；10月7日，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其位於莫斯科的公寓樓內慘遭槍殺，屍體倒伏在公寓樓內的電梯裡。
與普京相比，熱愛儒家和佛教的習近平顯得溫柔敦厚許多。對待高瑜，只是判刑入獄，還沒有趕盡殺絕。而高瑜的受難，絕非高瑜一個人的受難，鋼鐵鐐銬已然落到每一個中國記者和言論者身上。是奮起抗爭，將獨裁者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還是繼續懷抱幻想、自欺欺人——未來只有這兩種選擇。但願我們珍惜高瑜用她的自由爲我們換來的寶貴信息，以此以論據作出正確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