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布达拉宫(AFP/Getty Images)
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导致达赖喇嘛及数万西藏难民流亡印度，是西藏问题的标志性事件。其实在那之前，藏人游击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他们以驱逐汉人为目标，攻打中共机关并杀死中共干部。中共则派遣大军进行“平叛”，在四省藏区肃清藏人反抗者。
武器落后的藏人不是中共正规军对手。四省藏区的叛乱者在围剿下纷纷逃进西藏境内，恐慌如同疫病般在西藏蔓延。解放军追剿“叛匪”，把“平叛”扩展到西藏，进一步刺激了拉萨与中共的对立。
拉萨与北京的蜜月期从四省藏区叛乱开始就到了头。拉萨事件前，双方虽然没有翻脸，心里都打各自的算盘。也许拉萨期望叛乱能对中共形成压力，可以使中共更多让步，中共却因此认识到，要保证西藏彻底稳定，必须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按照当时中共内部文件的话说：“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只有把西藏改造成共产党的体制，才有可能牢固控制西藏。
拉萨事件八个多月前，毛泽东就有这样的指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对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说：“让他们闹大点，闹得越大，改革越彻底，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可知中共高层那时已转变为玛基雅维里式的策略，即听凭事态扩大并失控，再名正言顺地以军事手段一举摧毁西藏地方势力，接管西藏政权，从此对西藏实施直接统治。
到1958年，西藏境内的武装反抗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小规模的解放军部队几乎不敢外出，最多曾组成六、七百辆汽车的武装车队才敢出拉萨运输物资。拉萨城内也不太平。从1958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反抗战士和难民涌进拉萨，城里城外搭满帐篷，到处是携带武器的反抗者，紧张气氛不断上升。对涌进拉萨的成千上万造反战士，噶厦政府已无法控制。拉萨局势迟早要爆炸，只是等待一个引信。
1959年3月10日。原计划达赖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军区看演出。但是藏人中广泛传开中共打算趁机绑架达赖喇嘛的消息。10日上午，上万藏人和藏军围住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事态逐步扩大和失控，激动的群众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处死了几名他们认为是叛徒的藏人。西藏政府官员、藏军和叛乱战士也随之公开联合，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后来的西藏流亡政府将每年这一天（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
对逃亡印度，达赖喇嘛后来在自传中说是请示神谕后的决定，3月10日晚10点，他乔装成普通僧人，在六百余名随员和士兵护卫下走上不归路，经过14天跋涉到达印度。
达赖喇嘛出逃印度途中未受到中共方面任何拦截，按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许家屯记述，包括后来的西藏军区作家吉柚权查证，是毛泽东指示放行的。抓达赖不难，但是抓了又该如何处理？打伤打死问题就更大。那不仅将跟整个藏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国际舆论上也无法交代。让达赖喇嘛留在西藏，无论对中共的“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之目标都是障碍。他不仅是凝聚藏人的精神领袖，而且也被传统赋予了世俗权力的无上地位，他可以随时利用至高无上的号召力对北京造成威胁。北京虽然有废黜他的实力，却难服藏人之心。所以从当时的利弊衡量，最方便的结局就是达赖喇嘛自行出走。这在某些方面与毛泽东后来放走林彪的思路是相同的。二者不同在于，林彪的飞机人算不如天算地坠毁在蒙古，使毛泽东既免于背上黑锅，又除掉了后患，而达赖喇嘛却安然在印度住了下去，并且在毛死后重新成为北京不可忽视的强敌。
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共一直宣称他是被劫持出境。五年半之后才正式宣布解除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开始称其为敌人。
拉萨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中共彻底接管西藏政权，使得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对西藏实现了完整的主权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