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桓 文化观察家
这些年，改革更是让位于「发展」，从体制中深红词汇褪色为体制外浅蓝词。
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日前过世，其身后荣誉理所当然地与他的改革历程挂起钩来，颇多溢美之词。而谁都知道，这些年来，改革已死要么是共识，要么可以用经验得到印证。而农村改革作为改革的分支，数十年来难有寸进，而今与城改付诸流水。
杜润生作为贯穿多个时代的改革智囊，在稍纵即逝的改革窗口期抓住一点机会，参与推动了政策制定与顶层设计。这是他作为改革参与者的荣誉，是合乎潮流之下的应有回报。而在改革空剩改革话语，乃至于只剩下躯壳的今天，杜润生之死象征着「改革已死」板上钉钉。
其实在思想界中，对改革已死的判定早已经下达。异见知识分子早已摆脱了改革话语的魔咒，开始以超越的眼光对其严厉批判，以期将人们从改革话语的深度蛊惑中带出来。而在改革最为拥戴的体制改良人士那里，也以绝望的现实，对改革做了各种告别。
五年前甚至更早，改革的停滞现象就普遍发生。在这种局面下，当汪洋主政广东，提出从思想解放、经济上「腾笼换鸟」以社会建设等改革方案时，确实引动了改革式微下的短暂兴奋。汪洋赴京后，其门徒在粤省依然有农改动作，但已经无力回天。
得益于长寿，杜润生在漫长的经历中收获了遍布体制内外的门生。即使这样，依旧可以看到，改革既然已经不再是执政的主流倾向，体制内再有改革势力的潜伏，并不能唤起改革的真实动作。这些年，改革更是让位于「发展」，从体制中深红词汇褪色为体制外浅蓝词。
相当长的时间内，改革都被理解为（准确地说是灌输）政权维持合法性的动力来源，改革派也利用这一点挟威自重。举凡谈到改革，就是进步，就是国家良心，却全然无视（准确说是不敢面对）改革的停滞与倒退。杜润生逝世后，终于从这种虚与委蛇的「改革」枷锁中解脱。
多少年来，改革作为某种欺骗式的话语，俨然成了政权的「二房东」，向人民提出种种过分的要求。民众一听见改革二字，似乎就顾不上仔细甄别，改革竟然在其衰落的进程中成为规范民众的意识形态。这是改革话语的反动所在，反「改革」也就势成必然。
我们今天不承认改革继续对统治有效，承认它对思想限度的束缚，完全抛弃改革话语，重新说另外一种政治语言——无论是对政权，还是对大众而言，都是极其迫切的。所以，纪念杜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民众他所代表的改革派在这个国家的真实处境。
改革思想的控制力是极其强大的，这也是它在颓唐之下显露其恶性的根本原因所在。不只是「改革已死」，还要反思改革派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问题，进而在政治进程中发掘新的路径，甩开「改革」的负累，已经成为大陆民间及思想界未完成的「排毒」过程。
总之，改革理念所生成的改良方案或幻想中的对革命的拒斥，已经成为大陆人求取思维进步的一大障碍。借助杜润生这一充满了改革色彩的人物的离逝，借机全面检讨作为政纲、思想资源、行动依据的改革，对于大陆十分必要。但愿杜润生的逝世能催生些许新生的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