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军旅生涯是从黄埔开始的。1925年底，18岁的青年团员林育蓉改名林彪，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分在步兵科第二团第三营。1926年5月，北伐前线吃紧，林彪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二营七连任见习排长。这时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12月，独立团改编为第25师73团，林彪正式当排长。
1927年南昌起义时，林彪是第11军25师73团三营七连连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林彪任一营二连的连长。
1928年春，林彪率领一营二连用计谋在湖南来阳接连打了两次小胜仗。第一次用的是“猪肉计”，第二次用的“里应外合计”。两次胜仗一打，林彪就有了“会用计”、“能打仗”的好名声，恰在此时，一营营长周子昆负重伤，于是朱德与陈毅就任命林彪为第一营营长。
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井冈山。
会师后，两支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设第10、11、12三个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三个师的师长分别由朱德、毛泽东、陈毅兼任。其中第10师下设28、29两个团，第28团团长又由参谋长王尔琢兼任。林彪任第10师第28团第一营营长。
5月4日，在砻溪河西的沙滩上召开会师庆祝大会。就在这次会上，毛林初次相识。这年，林彪21岁，毛泽东比他大14岁。
那天天气好，沙滩的风景也好。林彪一早起来就很兴奋，特地换了一件干净的半新不旧的军装，当他得知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后马上召集部队集合，林彪站在队前对大家说：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团部派人来说，毛委员马上要来看我们——”
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谁都知道毛泽东是一大代表。
林彪向大家挥挥手又说：“毛委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红军的重要领导。我们马上要见到毛委员了，请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使毛委员对我们部队有个好印象——”“毛委员曾说过，我们这支队伍，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伍，但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林彪正说得热闹，毛泽东就与朱德、陈毅来了。毛泽东听到林彪讲话中正引用着他的“红段子”，特别舒心。他问朱德与陈毅那个娃娃是谁呀？陈毅说，他就是在敖山庙、来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
毛泽东一听原来就是那个会用计策打仗的小营长，立刻走了过来，拉着林彪的手说：“你的话讲得很好啊！”
林彪双脚一并立正说：“报告毛委员，我叫林彪。”
毛泽东说：“你这么年轻，又敢打巧仗，很不错啊！”
林彪腼腆地一笑，回头对部队说：欢迎毛委员给大家讲话。
毛泽东来到队伍前方，叉着腰对大家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以前是一支铁军，是百战百胜的部队！你们参加了北伐，从南打到北，又参加了南昌起义。你们在会昌，敖山庙、来阳城的仗打得好，为革命立了功。现在来到井冈山，创造革命根据地，希望再立新功。——我们在这里把根据地搞起来，再发展红军队伍，革命力量壮大了，我们就可以解放全中国。”
于是大家又鼓掌。
毛泽东给部队讲话后就与林彪亲切交谈，问身世问履历，意外得知林彪竟是自己的老朋友林育英、林育南的小堂弟，更觉得与这位小兄弟特别有缘了。
二人初次见面互相都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三国演义》有一回写刘备与赵云初次相见。
说的是刘关张三人发兵救了正与袁绍交战的老朋友公孙瓒，那时赵云刚投奔公孙瓒不久。公孙瓒就“教与赵云相见。”
刘备初见赵云就对眼。“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数日后，“玄德与赵云分别，执手垂泪，不忍相离。”赵云对刘备说：“我原以为公孙瓒是个英雄，现在看看他的所作所为，与袁绍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路货色。”
刘备说：“你先暂时委曲，屈身事之，我们将来还一定会相见的。”
两人挥泪而别。
毛泽东与林彪于砻溪沙滩初次相见的情景与此也有几处相似。
此时的毛泽东旌旗初举，正是物色人才遍求能者搭建班底的时候；此时的林彪初出山林，也正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的时候。
也就是说双方都是在“选择”的时期，以毛的智力不难识别林彪有良将潜质；以林的智力也不难识别毛有人主气度。
毛林初次见面就对上眼了。
又由于林彪是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而这两人确实也是毛泽东的好朋友，所以二人在感情上就又多了一层联系。
毛泽东此人对父亲语多不敬，对母亲却是全心热爱，对弟妹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毛泽民，毛泽覃，都是他带出来引上革命道路的。
邓小平因为曾与他的小阿弟毛泽覃共过事，又同为“邓毛谢古”毛派小集团，所以毛泽东对邓小平也视作自己的兄弟一样。毛泽东对林彪也有这样的感情。
也就从这一天起，年纪轻轻、个头儿瘦小的林彪就被身材魁伟、博古通今、风趣雄辩的毛泽东吸引住了。
从南昌起义以来，林彪一路跟着朱德、陈毅打仗，朱德、陈毅既表扬过他，提拔过他，也批评过他、处罚过他。这些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朱、陈的才智不足以使林彪折服。正如赵云认为公孙瓒不行一样，林彪也认为朱、陈不行。
这就是在接下来发生的“朱毛之争”中，林彪站在毛泽东一边原因。
二、朱毛纷争各说各理，林彪站队旧主换新
井冈山草创之初，毛泽东虽然占有前委书记这个根据地党内的最高职务，但在军内的势力显然薄弱。
朱毛会师时，毛泽东的部队仅有秋收起义的残兵700多人，加上收编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队伍，加起来也就1000多人，而朱德的部队就有8000多人，其中南昌起义的余部有2000多，其余是湘南暴动胜利后的农军。1：8，这种实力对比的差距，使毛感到不安。毛当然知道“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道理，所以对朱德部队也是刻意团结、关心、拉拢的。在朱部带兵的林彪正是毛泽东格外垂青的对象。1928年8月王尔琢阵亡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红军政委的特殊地位，将林彪破格提拔成28团的团长。营长是中层干部，团长则是高级干部了。当然这样的提拔也要得到朱德、陈毅的同意，朱陈二人就不是那么爽快。毛是提议之人，坚持之人。毛对林有识人之明、提携之恩。毛对林“投之以桃”，林对毛是“报之以李”的。在井冈山与江西苏区初期的党内斗争中，林从来都是“一边倒”，坚定地站在毛一边。
三十年后。1959年8月在庐山林彪帮腔批判彭德怀：“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自古两雄不能并立”这是一句老百姓的俗话，同样的俗话还有“一山不容二虎”、“一个马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等。确实这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但也有大量“相见恨晚，英雄相惜”的例外，但林彪将此视作为规律。
那时，周恩来、博古、张闻天这些人都还没有到中央苏区来，苏区的“两雄”是毛泽东和朱德。国民党称之为“共匪朱毛部”，共产党中央也称之为“朱毛红军”，朱毛、朱毛，一般朱在前，毛在后。即使是在红四军的花名册上，也是朱德第一，毛随其后。
果然，朱毛“双雄”会师不久就产生冲突，不到一年尖锐得接近“不可两立”的程度了。
毛是前委书记，前委机关很小，最初只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江华两个人。后来多了几个人，但仍然很小。尽管是如此之小的机关，毛泽东却仍要实行前委的一元化领导，口号是“党管一切”，集“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三大要职于一身。“大权独搅，小权分散”是毛与生俱有，至死不变的组织信念与领导作风，但在实际操作时“大权”与“小权”的界限也不是容易分得清的。“大权”独搅，不容他人置喙；“小权”也不一定就舍得分散。
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高层军官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一个人忙得四脚朝天，屁股冒烟，而自己则闲得无聊，于是就心里长草，当然不服气。于是生出了一个主意，在前委下面恢复军委设置，以分前委之权。
这个主意一时也得逞了，毛泽东也同意了，一来自己也确实忙不过来；二来可能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毛也留了一手，只同意设置“临时军委”，而不同意恢复“正式军委”。
“临时军委”设立前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派来一个留苏学军事的刘安恭同志。
刘安恭是重庆永川人，与朱德“三同”，四川老乡，老朋友，老同事。早在1918年，刘赴欧留学第二年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又在德国期间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1924年刘回国，在四川军阀杨森军部当参谋，后又受杨森重用担任成都市电话局长。此时的朱德也在杨森部做统战工作，朱与刘得以共事。八一南昌起义时，朱在南昌第三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则是他的副团长。起义失败后，刘遵照党的指示在上海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起赴苏学习军事，直至1929年春才回国。刘刚一回国即被派往红四军工作，于1929年5月初到达宁都红四军军部。刘一来就担任政治部主任，没几天就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
刘的委派和任职很可能有周恩来的因素。周当然了解刘与朱的关系，派刘来的目的既是为了加强红军的军事指挥力量，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朱德的力量。
刘当军委书记后，果然与毛离心离德，公然在军委会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并就此做出了决定。当然事先必然征得到了朱的同意，说不定就是朱的授意。表面上看，这个决定是下级党委限制了上级党委的权限，从程序上讲显然是不妥当的，其实这个决定是专门针对老毛的。
刘安恭毕竟是新来乍到之人，其它同志怎么可能听从他的意见呢？所以说，“临时军委”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刘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许多人对于毛的专权早有意见。
毛虽然一开始同意恢复军委，及至看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临时军委”夺走了前委在军队内的实权后，他当然不会满意。想想还是过去的日子好，忙是忙，但忙得开心忙得放心，于是声称要取消刚恢复起来的“临时军委”。
于是，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军委，朱毛之间由暗斗转化为明争。
那时的朱德刚与毛泽东共事不久，还没有尝到老毛手段的厉害，不“服头”，依仗人多枪多，在中央又有后台，现在又来了一个敢说敢干的刘安恭，一时就放着胆子与老毛较量了一回。朱德公开表态支持刘安恭的做法。他说军委与前委要分清彼此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则坚决地反对军委的决定。他说：“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军委与前委的分权问题，而其实质是要不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是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
俗话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毛泽东这一辈子与人辩论总是能一下子占据理论高点。这段话就是毛一生一再强调、反复运用、屡屡置对手死地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但是，当时这条原则还远没有后来那么深入人心，所以朱德、刘安恭还能与毛争一争。
朱想：朱毛，朱毛，没有猪那有毛，猪之不存，毛将焉附？
毛却想：井冈山混沌之初，我才是开天辟地的。先有我这根毛、而后才有你这头猪。
朱认为我人多枪多，你不是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毛认为我是前委书记，我就是代表党，军队是党的武装，你人再多枪再多也得服从党管，服从党管就得服我管。
朱想少来这一套，我并没有反对“党领导枪”，我反对的是“党管一切”。你的“党管一切”实际上是你管一切，表面上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脱离群众，削弱党的领导。
两人吵得不亦乐乎。
事情也可以说是刘安恭挑起来的，刘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朱德这一派的先锋大将。刘有恃无恐将矛头直指毛，他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批判毛泽东“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细察早期党史，刘安恭很可能是中共党内和军内真正反对毛泽东专制独裁的第一人。
在刘安恭之前，反对毛泽东的人也是有的。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俊也反毛。“三湾改编”时，毛将秋收起义的残余部队改编成一个团七个连，提拔黄埔生陈浩当团长，将余、苏二人编入“军官连”。杯酒释兵权，通过改编让这两一向掌握兵权的人彻底坐了冷板凳。不久这两个遭遇冷落的人以“向湖南省委告状”为由离开了部队。后来又先后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反动派。
不料，新被提拔的团长陈浩不久也反毛。陈浩与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及一营营长黄子吉联袂反对毛，暗地里准备拉着部队离开罗霄山脉向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离开老毛越远越好”。千钧一发之际，毛得到宛希先的密报赶到部队一举将这四个黄埔生“斩立决”。
除了余、苏、陈等反毛在先外，刘安恭也是一个最早反毛的人。但刘与上述诸人有所不同，第一他不久壮烈牺牲，盖棺论定他是响当当的革命烈士；第二、刘安恭反对的不是行军路线的问题，也不是这个仗该不该打，怎么打的小问题，而正是毛一生坚持、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的大问题。
由于刘安恭的立场鲜明，朱德的公开支持，处于人少势孤又不得人心的毛泽东相当被动。
军队是讲究山头与派系的，旧军队尤其是这样，你一开始跟了什么人就是这个人的人。所以“朱毛之争”开始时，原是朱的人拥护朱，原是毛的人拥护毛，几无例外。但毛的人少又不得力，没有一个相当于刘安恭这样既有一定地位，又很能干勇敢的人出来为毛挡挡子弹。按说毛的亲信也是有的，如罗荣桓、何长工，也许他们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比较低，营一级干部，影响有限；也可能是性格原因，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几个人也不是好斗之徒。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这个人正是林彪，这个从朱德麾下分化出来的“白袍小将”，扮演了一个“单枪挺毛”的角色。平日里的林彪给人的印象是寡言少语、深藏不露，现在居然是他主动地站出来拥毛批朱，这实在出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于是越发吸引眼球。
林彪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取消军委的主张。林彪说：现在红军只是一支4000多人的小部队，又处于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而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的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
一路行军，一路争吵。到了1929年的6月，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前3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四军里确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林彪所说的“有领袖欲的少数同志”指谁？显然是指朱德，当然也包括刘安恭，很可能还包括陈毅。
有人说这是林彪一生中第一次给毛泽东写的效忠信。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公正。当时毛的威信、地位与实力还不足以能使林彪去背朱投毛，更谈不上去“效忠”。林彪的这一行为是一种选择，他在朱毛之间选择了毛，正像赵云在刘备与公孙瓒之间选择了刘备一样。
至于林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那是因为他看不上朱的能力和作风，也可能在提拔他当团长时对朱德已有芥蒂，也可能确实是观点与毛更接近。
不管是哪种原因，林彪的行为都不能算投机，也谈不上在红军内部制造分裂。但是，林彪的行为也不能算是多么正义，言语之中带有很多对朱德的个人攻击。笔者认为这一行为是年轻的林彪一种涉世不深的率性而为。
正感势孤的毛泽东收到林彪的信喜出望外，在没有预先征得林彪同意的情况下就在会议开始时公开了这封信。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常做这样的事。比如半年后又一次公开林彪的所谓“红旗能打多久”的信，30年后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彭德怀的信，也都没有征得写信人的同意。
由于毛泽东公开了信，就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林彪索性公开亮明观点，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的这封信正是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就这样，毛泽东也有了自己的先锋大将。
双方的先锋大将刘安恭和林彪在这次“白沙会议”上的争论更为激烈。
刘安恭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和军委的职权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刘安恭说得很尖锐，你老毛不是老在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吗？而你自己就不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央的领导，总是自创原则，另搞一套。所以，你所强调的“党的绝对领导”是假，是要你的绝对领导才是真。
林彪剑走偏锋，集中火力攻击朱德。他站出来发言：“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有了林、刘叫阵，井冈山的这一场斗争热闹极了。
不仅仅只是会上的口头争论，会下也有实际行动。“白砂会议”十天后的6月18日，红四军抵达龙岩附近的小池镇。朱德在此召开“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会议，竟然干脆没有通知毛泽东。但是朱德通知了谭震林参会并要谭向毛传达。谭震林建议毛也去参加会议，毛泽东无奈地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呢？”
显然对于“请不请毛泽东与会”？在朱德的心中一定也是再三惦量的，最终选择了“不请”。决定很简单，解释却是多种多样的。一是“就不请，你能怎么着”？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不尿你了”；二是“怎么请”？关系太尴尬了，请也不好不请也不好；三是请了如不来，不是“热脸贴了冷屁股”自讨没趣吗？四是来了怎么办？会该如何开？听他好还是不听他的好？再说再有几天就开“七大”了，还有必要装“怂蛋”吗？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此时的朱德对这场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与决心，凭朱德一贯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作风与品德，即便就用八抬大轿也要抬着毛委员来与会的。朱德平素被老毛欺侮得太厉害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久抑欲伸”。
朱德当然是有优势的，朱德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①朱德人多枪多。8000比1000，双方实力对比悬殊。
②朱德远比毛泽东得人望，也就是群众威信高。
朱德为人慈祥宽厚、、平易近人，对下属宽容，对上级服从，生活艰苦朴素，能与士兵打成一片，有民主作风，为人敞亮，既不独断专权，也不藏着掖着，凡事能与大家商量。
而毛虽平常说话风趣，但遇事喜欢骂人训人，尖酸刻薄、专制独裁，还要搞点生活特殊化。
③朱德是红军中威望最高的军事领袖。
现在的人们受到党史影响，往往以为朱德不会打仗，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朱德早在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就已经成名，是名符其实的久经沙场老将。此时43岁，正是年富力强。事实上井冈山的几次大仗也都是由朱德指挥的。1928年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之战险象环生，正是由于朱德亲临火线的指挥才终于打败了江西“两只羊”(杨池生、杨如轩)率领的五个团，井冈山转危为安。
所以说，当年的井冈山并没有人认为朱德不会打仗，虽然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有远见卓识，政治上比朱德行，但并没有人认为毛泽东打仗也比朱德行。认为毛泽东打仗也行，那是一、两年后的事。
此时的毛泽东初涉军旅，正处于学习军事阶段，偶尔参与军事指挥也缺少自信，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彭德怀则独领一旅在外；而那些已有一定名声的军头刘伯承、贺龙、徐向前都不在井冈山上；后起之秀如林彪、粟裕当年都只22岁，后生固然可畏，毕竟乳臭未干，还是被大家认为是经验不多的毛头小伙。
所以“朱毛之争”激化后，一般将士并不认为离不开毛，而是离不开朱。要走也是毛走朱留。
④朱德在中央有后台，既有中央背景，又有国际背景。
毛泽东也有他的优势。
①党内资历高。
他是中共创始人，一大代表，在党内的资历除张国焘外无人可比，这是任何它人都不具备的政治资源；他是前委书记，在江西与湖南，他就是代表党的。
②井冈山，是他先来的。不是有句戏词：“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嘛。
③长于政治。
毛泽东善于从政治观点来考虑问题。政治观点往往也是全局观点，所以毛泽东拿得出东西，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然后通过宣传工作扩大影响，通过严肃的纪律保证执行。
4、毛伶牙利齿，识文断字，又会权谋诡计。
写文章他的文章最好看；做报告他的报告最动听；搞宣传谁也搞不过他，所以他居然当过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而且他这个代理部长是民国首屈一指的大才子汪精卫推荐的；不仅有远见，往往有奇谋，搞斗争也是谁也搞不过他的。
毛泽东当时所缺的就是军事，假以时日，一旦学会了军事，毛泽东就是一个全活人儿。
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老毛的优势都是软件，老朱的优势却是硬件。毛一没有朱的实力；二没有朱的人望；三没有朱会打仗；四没有朱那样在中央有后台。那个年头，主要得看谁的兵多枪多会打仗，所以总体上讲老毛还是处于劣势。
无论有没有林彪的支持，毛在这一场斗争中必定失败。林彪的支持只不过给毛的失败挽回了一点面子。如果没有林支持，形势会呈一边倒，毛会输得更难看。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内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毛被绝大多数的代表通过正常合法的程序选下去了。说是“落选”，那是客气，其实是失败得很凄凉。
朱毛之争，以毛失败暂告一段落。心情落寞的毛离开江西，带着贺子珍到福建邓子恢的地盘养病去了。
事缓则圆。仅只几个月时间，形势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七大”暂时获胜的朱德、陈毅、刘安恭自己不争气，接连吃败仗，刘安恭战死沙场。湘南一战更是惨不忍睹，朱军长自己几乎身首两异。
历史证明，朱德这人确实是好人，他几乎是中共高层唯一不整人也没有整过人的人。朱德人是大好人，也是能人，但不是大能人。他致命的弱点就是缺少雄才霸主之气，一味讲民主和团结，“七大”后由他领衔主演的领导班子一盘散沙，形不成一个核心，屁大的事也要各路军头聚在一起民主决策。没有了毛的威慑力量与当机立断的作风，各路军头并不把朱放在眼里，你说东，他说西，往往议论三天也形不成一个决议。
“当断不断，反为所乱”这是规律。朱德由于决策能力的不足，影响了军事能力的发挥。在打了几个败仗后渐渐地丧失了威信。于是在“七大”惨遭失败的毛泽东在红军内的威信又悄然地探底回升了。
人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动物。毛在时，人人都说他脾气太坏，巴不得他早点下台；可一旦没了毛，又觉得红军没他那两把刷子还真玩儿不转。于是将士们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干革命还就得要有老毛那样的杀伐专断的劲儿，否则真成不了事。
就在部队群心不稳的时刻，中央发挥了作用。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总书记是向仲发，工人出身，没有文化，处于傀儡角色，实际领导人则是两个革命知识分子：李立三与周恩来。
李立三既是毛泽东的老乡，也是旧相识，两人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贴出一则“征友启事”，响应的只有三个半，那“半个人”就是李立三。及至参加革命后一开始也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当初就是毛派他去的安源。李立三在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得到了后去的刘少奇的密切配合，李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刘则深入细致，二人优势互补，将一个平静的安源搞得风生水起。李立三由此名声大振，成为中共第一号工人运动专家，号称“天下第一人”，在党内声望超过了毛泽东，七搞八搞，也不知怎地居然就成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也就是成了毛泽东的上司。
李立三当然也是一个绝对的骄傲分子，他谁也看不起，朱德、陈毅不在他的眼下。李立三与陈毅是旅法同学，又是一起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的，相知甚深，他当面就对陈毅说过凭你那两把刷子恐怕不行的话。但是他不敢看不起毛泽东。
至于周恩来对朱德与陈毅那就有更深的了解了。朱德是他介绍入党的，陈毅是他留法时的小兄弟，这两人能吃几碗干饭，周恩来倍儿清。
周对毛虽说早在1924年的广州就认识了。那时周当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毛是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两人有过一面或数面之交，并不深入了解。
虽然李立三和周恩来都信任朱、陈的人品，却都不相信这两人的能力。
即便是周恩来，当初派刘安恭也不过是帮朱抑毛，在朱毛之间找平衡，并不是真的要把毛赶下台。毛下台后，朱打了败仗，刘又战死了，周恩来的心思也变了，于是又力主朱德、陈毅要把权力重新交还给毛泽东了。
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正式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此信由陈毅执笔起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讨论定稿，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批评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问题；信中要求立即建立强化政治领导的政治委员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信中不仅明确指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还指明“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
这样一来，毛泽东不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领导红四军，同时又以“军政治委员”的身份成为红四军政治领导的核心。既是上一级的领导，又是这一级的“核心”。对于红四军，毛泽东是领导；对于毛泽东，毛泽东的领导还是毛泽东。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红四军“九大”在此召开。毛在“古田会议”上，既争得了面子，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又挣得了里子，“古田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全都是毛的主张。
红四军“七大”的群众选举结果被中央的“九月来信”完全否定。长达一年之久的“朱毛之争”，最终以毛泽东的完全胜利告结束。
三、话沧桑人物命运，言未尽意义远近
几点结语：
1、“朱毛之争”的性质
林彪之言“现在四军里确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就道出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更是这样认识的。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说：“两种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久抑欲伸的素志”。
毛的这一段话表明，朱德、刘安恭也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要有一个拿在自己手里的“党的机关”去实现党的领导，而其实质呢？也就是“以求伸张久抑欲伸的素志”。
除了权力斗争，“朱毛之争”还包含了其它许多丰富的内涵，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朱、刘及“七大”的多数代表而言，这是一场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对于毛泽东而言则是一场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斗争。
2、人物的下场
①朱德
俗话说“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可俗话还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朱毛之争”以朱德落败告终，从此朱总司令就蔫了，终生不敢再“反毛”，当毛之世，终为“左衽”，做点实际具体工作，一辈子勉强“平安”。毛泽东呢？毛将一个“认赌服输”了的朱总司令摆在那儿，正好可以独搅大权，便宜行事。朱总司令，朱总司令，我们叫了一辈子的“朱总司令”！可是，这世界上哪有一个连自己的“司令部”都没有的总司令啊！在毛手下，他不得不窝囊。
②林彪
林彪在这场斗争中选边站队，单枪挺毛，不仅有功于毛泽东，而且也有恩于毛泽东。毛泽东对此终身难忘，不仅时常想起，而且多次提起。
1966年6月在杭州，毛泽东对来访的胡志明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那时文革刚刚开始，毛泽东对胡志明这样讲，既是坦露心曲，也是制造舆论，他已经在向外国友人解释他将要提拔林彪的理由了。
由此可见，林彪由于在“朱毛之争”的表现，在毛泽东那里积累了几乎是“吃不完”的老本。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无论林彪后来多次与毛泽东发生纷争，也无论在纷争是重是轻，林彪是对是错，毛泽东始终都能原谅他，即时有时实在心烦了，也不过说上一句“你还是个娃娃”。
③刘安恭
结局最惨的是刘安恭。白沙会议上“临时军委”被强行撤消了，刘被安排当了四纵队的司令员。丢了临时军委书记的刘更是坚定地反对毛。刘在纵队司令员的岗位上干得也相当出色。他过去在杨森的部队干过，又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所以指挥打仗有相当的水平。1929年10月21日在攻打峰市的战斗中，刘安恭血染沙、壮烈牺牲，年仅30岁。他是红军下井冈山后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
刘牺牲了，照例应该盖棺论定，毫无疑问是一名光荣的革命烈士，然而却长期得不到认可。朱毛到延安后，有人曾分别向朱毛问起过对刘的看法，朱对刘给了很高的评价，而毛却仍然对刘恶言相加。
刘的烈士地位直到1984年才由总政有关单位经过认真核查后确认。
3、深远的影响
①人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党史军史上有过红四军“六大”、“七大”，“八大”与“九大”，后来却没有了？
当初，“党代表大会”曾是红军中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红四军从1928年5月至11月仅半年时间就先后召开了六次党代会，隔年6月开七大，9月开八大，12月开九大，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开了九次，虽然每次会期都较短，但是所有的重大决议都经过了代表大会通过。及至“七大”毛下台、“八大”毛缺席、“九大”毛又上台，这个军队里的党代表大会就没有了(据说还有过一次“十大”)。毛的领导地位强化了，毛的建军路线确立了，毛也就不再需要有这个“党代表大会”的军内“民主决策机制”了。
这其后，胜仗是打了一些的，根据地也扩大了，但是1930年下半年发动了“反‘AB团’运动”，到10、11月至高峰，终于在12月激发“富田事变”，在很短的时间内无端杀害了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革命干群，其中一批“七大”时投反对票的“反毛份子”也沦为“AB团份子”。
这两者间有什么联系呢？如果“十大”、“十一大”继续开下去，如果朱德、陈毅还能投反对票，如果“士兵委员会”还能继续发挥作用，这个“反AB团”的血腥惨案能不能发生呢？
②红军创建之初，“民主”曾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那时有“士兵委员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战士洋溢着民主精神，部队充满了民主气氛，与旧军队的“绝对服从”有着鲜明的差别。这样的红军也曾表现出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曾打过很多次胜仗，列入史册的“大柏地战斗”就是由这样一支民主化的军队所打的大胜仗。
当时红军里的这种“民主机制”是与许多曾经接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分不开的，这里也包括毛泽东；是与旅法旅德、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仁人志士们分不开的，这里也包括朱德、陈毅。有许多民主措施就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来的，如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等等。
但是这样的“民主”也注定不得长久，尤其在中国，尤其在江湖、尤其在战争年代。“民主”如果不加正确的引导必然演变成“极端民主化”，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人们渴望的唯一目标是成功与胜利，为了胜利，什么都可以放弃。反掉了“极端民主化”，一般民主也不能保证，换来的只是更高级、更完备的集权制。
③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没有红四军“九大”，就没有毛泽东建军路线的确立；没有毛的建军路线，就不可能有一支高度集中统一、具有铁的纪律，党指挥枪的强大军队；没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一旦战争成为过去，在战争中形成的这样一套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会给建国后的和平建设带来什么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