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国书展举办之前，示威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前举行集会，反对中国审查制度。
Sam Hodg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可以被铭记为中国出版业真正走向世界的一年。5月，一个庞大的中国出版商队伍作为主宾国代表，参加了出版业盛会美国书展(BookExpo America)。周四，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业团体中国出版协会被国际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接纳为成员。该协会由60多个组织组成，总部设在日内瓦，宗旨包括促进出版自由等。
但是鉴于中国在出版业中的崛起，12家美国出版商签署了一项承诺书，抵制外国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遭到的审查。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版市场。
“作为出版商，我们承诺通过深思熟虑、坚持原则的方式来对待中国的审查，”该承诺书称。“在全世界面对言论自由和审查问题之时，我们都秉承相同的价值观。但我们与中国交往的步伐，使这个市场成了一个重要且有象征性的例子，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发起这项行动的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本周四公布了承诺书，这在时间上配合了出版业规模最大的年度盛会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一同签署承诺书的著名出版社包括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 Publishers)、W·W·诺顿出版公司(W. W. Norton& Company)和格劳夫/大西洋出版社(Grove/Atlantic)。
“这是我们需要站出来坚持的东西，”格劳夫/大西洋出版社总裁和出版人摩根·恩特利金(Morgan Entrekin)在法兰克福接受电话采访说。“尤其是在中国受邀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之际，我们需要设定面向未来的标准，使中国大陆的出版商可以对负责决策的不管什么人说，这些是我们需要遵守的标准。”
该承诺书是对美国笔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的回应。今年5月发布的那份报告称，外国作家作品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有时会遭到未经授权的删节。最有可能受到审查的书籍涉及性或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1989年对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的镇压、台湾、西藏、少数民族、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共党史。
该报告指出，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和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的作品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审查。奥斯特的小说《日落公园》(Sunset Park)中，描写了中国异见作家刘晓波在2008年被关押的情况，但中文译本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删除了相关内容。
“笔会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外国作家——及其代理商和出版商——对中国审查的工作机制缺乏充分的了解，无法尽可能地确保他们的书免受审查，或减少审查的影响，”美国笔会的报告说。
在签署这份承诺书时，出版商同意帮助作者与中国的编辑和出版商协商，以减少对译本的审查。对于被审查的内容，该声明列出了一些措施，让出版商可以帮助作者通过其他渠道，把被删节的部分呈现给中国读者。恩特利金说，由于很多书的版权由代理商控制，出版界需要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出版商这边发挥领导作用，将会起到催化效果，”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诺塞尔(Suzanne Nossel)在纽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对于出版商而言，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重要的市场，我认为，鉴于其人口规模、城镇化步伐，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这对出版商是一个巨大而长期的市场机遇。”
“同时，这显然也是个原则问题，这些出版商的生意是建立在言论自由的价值观之上的，”她说。
但是也存在财务上的考虑。
“我很好奇，美国出版商是否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任何资源，”《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稿人何伟(Peter Hessler)通过电邮评论道。“说到底，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何伟的四本书中，有三本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他指出，对很多寻求在中国出版高质量中译本的外国作家来说，翻译人员报酬低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雇佣独立的编辑来比对译文和原文，会增加出版社的成本。但恩特利金表示，格劳夫/大西洋出版社做好了承担这类额外成本的准备。
“弄清哪些书会被审查这件事不会很难，”他说。
中国出版业的一些从业者对承诺书表示欢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吉人说，作者与中方出版社加强沟通有利于两头的编辑流程。
“出版业里有很多编辑真的想什么都不删，”张吉人在上海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障整部书稿的完整性。但我们也活在这个制度里，有时候别无选择。”
在应对中国更广泛的审查时，中国出版社面临的麻烦常常和外国作者一样多。张吉人说，过去两年里，出版气候“受到的压力加大了”。张吉人是何伟的编辑。他的一些翻译项目之前曾得到批准，包括一本有关阿拉伯之春的书，但最近又被毙掉了。
尽管中国出版业仍处在不断的变动中，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
“10年前，我们谈论的是盗版，版税，西方作者是否从销售额中拿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写过多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的梅英东(Michael Meyer)说。“而10年后的现在，我们不再讨论商业方面的事，我们开始讨论言论自由了。”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amyyq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