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在这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民主运动中，陈子明先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属于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在“文革”后期严酷环境下出现的很少的一些先知先觉者。他在1976年的“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中挺身而出，在毛泽东晚年的最后一次镇压下短期蒙难。毛泽东死后那次深得民心的宫廷政变扭转了历史，也平反了冤案，使他成为著名的“四五英雄”。在随后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他既参加过西单民主墙运动、民刊社团与高校竞选运动等带有体制外色彩的重要活动，也积极参与过体制内改革初期的出谋划策，还开创性地办起了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开我国“民间智库”的先河。这个机构不仅凝聚了一批有志者，出了不少人才和成果，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民间智库的经营管理经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还不知“NGO”“NPO”为何物的当时，这可以说是有筚路蓝缕之功，为“第三部门”和“公民社会”闯出了最早的一片天地。

陈子明

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中，陈子明先生是个理性的参与者，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同时避免事态恶化、防止悲剧的发生，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事后他却为此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成为当时著名知识分子中直接为此事被判刑期最长的一人。这次他没能像上一次天安门事件那样很快迎来平反的一天，而是作为政治犯坐满了整个刑期。更加严酷的是，这期间他还经历了癌症的生死考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没有屈服于强权，这已足够令人钦佩。而更难得的是他还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在牢房里以及在保外就医和刑满“剥权”期间—仍然不自由的情况下，坚持读书、写作、思考问题。而且不是像许多“狱中英雄”那样只是抒怀寄愤，写些表达信念、坚持信仰的文字（说“只是”当然并无贬低之意，能如此已经非常不简单），而是一直进行着思想性、甚至学理性的探索。这确实是令人惊奇的事。政治犯的生涯培养出政治家应该说并不特别少见，但政治犯生涯，特别是长达十几年的此种生涯能培养出杰出的思想家、学者，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也的确是非常罕见的了。

还在保外就医期间，陈子明先生就以各种笔名发表了许多著述（有的是与已故的何家栋先生合著），刑满出狱和复权后，他更进入了“高产期”。在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宪政民主化转型的总目标下，他对中国问题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实，从实际政策到基础理论，从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国际关系，他都有涉及。而且不少文章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俨然是“学术规范”的论文，但又绝不同于时下流行的那种除了“学术规范”别无长物的“掉书袋”之作。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始终把握着当下中国真切的问题意识，秉持着宪政民主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的立场，但是绝不以价值先行而无视事实或淡化逻辑。无论未来的中国将走向怎样的方向，他的这些深思之作都将被后人记得，从而在思想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

除了自己的研究，陈子明先生还热心助人，包括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进行沟通、交流与商榷，从而给我们留下很多论战性的作品。但是他商榷的目的不只是论战，更重要的是他还努力挖掘争论各方实有的或应有的重叠共识（或者用我的话说是“共同的底线”）。这对于民主事业的实践者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说实话，在当今的思想界，这样做的意义主要并不在于在政治实践层面“团结大多数”，而在于从学理上分清基本的是非。这些共识或者“底线”并不是“和稀泥”的东西，它们本身都是原则。坚持这样的原则不仅意味着争取左、右各方人士对一些基本规则的认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可能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为捍卫这些原则必须与来自各方的践踏原则者，即无论“左边”还是“右边”的那些强横者及其辩护士进行抗争。这就是陈子明先生认为“宪政左派”与“宪政右派”应该携手来反对“专政左派”和“专政右派”的来由。我相信，政治实践层面的“团结多数”思想与学理层次上的清晰独到并不矛盾。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空间狭小的当下，“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的支持是潜在的、隐性的，而“专政左派”和“专政右派”的敌视却是直接的、显性的。所以坚持“共同的底线”而成为“左右公友”的可能性远不如成为“左右公敌”的可能性大。不过，思想者不同于需要争取多数选票的政客，学理上的清晰和不含糊（尤其不为“实际需要”而故意含糊）却是更重要。在这方面，陈子明先生的文章也是非常精彩的。

在不自由的时代，强势者总是想按自己的需要剪裁老百姓的“记忆”，因此“拒绝遗忘”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意义。陈子明先生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与奋斗，他本人的丰富经历就是“从‘文革’到改革”这一部中国当代历史的缩影。他也有意识地为历史作证，为后人留下这个大时代的宝贵记忆。文集中的这一部分不仅深刻而且生动。无论是十分个人化的回忆录（如他与王之虹女士的爱情经历），还是重大公共事件（从1976年到1989年，以及民主墙、新启蒙等等）的亲历回顾，都既有可读性，也包含着深沉的思考。陈子明先生在研究乡村治理和中国思想演进等很多领域时都很注意历史沿革，而他自己肯定也是后世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从这方面讲，他的这些文字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陈子明先生的这12卷文集记载了不寻常的过去，我们期待着他的思想能在中国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