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先是分别对美国和英国进行了高调的国事访问；此后访问了新加坡并借此机会实现了台海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谈；本周又分别到土耳其和菲律宾参加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峰会。利用在这些双边和多边领导人的会谈场合的讲话、在两个集团峰会上的公开发言、以及与当地企业界和其他民间团体交流的机会，习近平多次阐述带有习氏标记的外交政策。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与前任相比变化明显。邓小平的提出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亦步亦趋“韬光养晦”和“不当头” 外交政策，已经被现任领导集团正式抛弃。习的外交体现了更主动、更具进攻性的格局。总体来讲，这一变化体现了中国在经济增长之后的扩张欲望，这一点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应该在预料之中。当然，通过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一系列外交活动进行的有组织的主题报道看，习近平希望以强硬的外交姿态争取国内政治得分的意图也非常明显。
习近平外交政策调整的第一个特点是，在避免与美国正面对峙的同时，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传统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进行敲打。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试探美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争取“霸主”地位的容忍程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通过建立地区强国的地位从而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进行演习。在这一方面，中国对日本、菲律宾等美国传统盟友在领海问题上采取的前所未有的不妥协态度就是明证。
从近期看，习近平的这一试探尚未取得成功。在明显无法得到国际支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主动退让。与两、三年前相比，日、菲领导人的政策主张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中国政府却不得不从拒绝与对方领导人接触转变成为“有限接触”的政策。美国则更是没有丝毫退让的表示，不仅在口头上对自己的传统盟友表示坚定的支持，而且还派出军舰到争端海域公开巡游。对于美国的强硬反应，中国政府似乎还没有有效的对策。
习近平外交政策调整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外交领域中增添更多的经济元素，即通过投资承诺来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对意识形态相同的“同志战友”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是毛泽东时代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邓小平改变了这种做法，大量减少了对外经济援助，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建设。习近平开始向毛的做法回归，他上台之后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政策，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以此吸引相关国家的支持。
习近平的做法体现了中国经济实力发生的重大变化，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国家机器对增长成果的高度掌控，与毛时代相比，中国政府能够用于扩大对外影响力的经济资源更多。由于中国的执政党已经无法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吸引追随者，也没有多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其经济外交更多地是用来争取国际上的中间政治力量，或者是分化自由民主阵营，缓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当然，“一带一路”还没有大规模付诸实施，效果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检验，但是相关国家的偿债能力和信誉已经成为是令人担心的问题。
习近平外交政策的第三个变化是它开始注重“软实力”扩张。一反从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的做法，习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公开反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制度和思想成果，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公开地宣传“中国制度优势”。虽然他们在中国全境坚持控制舆论和钳制思想的做法充分地反映了他们的不自信，但是他们却用虚张声势的腔调来向外输出专制的意识形态。这些做法虽然有些像夜行者为壮胆而高声歌唱，让人感到滑稽不堪，但是它的确是习近平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