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小说《1984》完稿于1948年。本来，奥威尔给这部小说取的名字是《欧洲的最后一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出版商出于商业考虑建议他换一个书名，于是，奥威尔就把这本书改名为《1984》。
对于《1984》这个书名的来历，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奥威尔把完成这本书的那一年1948年的后两位数字颠倒过来，这就成了1984。《1984》的出版造成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进而，“1984”也成为了极权社会的代名词。
1970年，苏联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安德烈∙阿马利克写了一本小册子《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该书预言，民族问题将是苏联制度未来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将从争取真正的自治着手，在事实上以至在形式上脱离苏联，由此导致斯大林式的旧帝国分崩离析。
阿马利克这本小书引起很多争论，论者大都不赞成他的预言。因为在当时，苏联显得很强大很稳定，另外，民族问题也不突出。殊不知21年后，苏联解体，于是很多人想起了阿马利克这本书，而作者本人则被视为先知。
不过，认真探究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苏联解体的实际过程和阿马利克的预言相比，除了时间点上晚几年之外（苏联解体于1991年年底，不是阿马利克预言的1984年），还有几点不同：
1、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斯大林式的旧帝国”的解体，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新联盟”的解体。
2、苏联的解体不是发生在共产极权专制之下，而是发生在民主化之后。
3、不是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从而导致苏联的解体，而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自己脱离了苏联从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的民族问题一直很严重。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却是单一制。在苏联，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更不用说自决权利）有名无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不曾受到应有的尊重。只是因为苏共当局的高压，民族问题隐而不显，以至于戈尔巴乔夫起初都误以为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不成其为问题。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与公开性，各民族得以表达自己的利益与愿望，被长期压制的民族主义乃至独立意识迅速蔓延，尤其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强烈地主张独立。由于对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未能及时地对联盟的架构进行改革。等到一些地区的独立运动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戈尔巴乔夫才匆匆忙忙地改革联盟结构，力图把要求独立的那些加盟共和国留在新的联盟之内，但是立陶宛等拒不接受，这就使得戈尔巴乔夫陷入两难困境。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一语道破戈氏困境。亚佐夫说：“要是有一个共和国分离出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完蛋，可他要是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呢，那同样也会完蛋。”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决定对联盟架构做进一步的改革，以维持联盟的存在，而强硬派则以挽救联盟的名义发动政变，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并准备用强力打压各地的独立运动。俄罗斯民选总统叶利钦挺身而出，粉碎了强硬派的政变。紧接着，波罗的海三国宣告独立，俄罗斯率先承认。接下来，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宣布脱离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于是苏联解体。
回顾苏联解体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是苏联的支柱。俄罗斯的面积占全苏联的四分之三，人口占全苏联的一半；俄罗斯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也都占压倒性地位。如果不是俄罗斯接受与承认，其他加盟共和国也很难获得独立。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甚至也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但是绝不可以没有俄罗斯。一旦俄罗斯脱离苏联，苏联就不存在了。因此，是俄罗斯的脱离苏联，才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今日中国，民族问题早已浮出水面。在中国，不但有藏独、疆独这样的民族独立思潮，而且还有港独、台独这样的地区独立思潮。既然在现阶段，不论是藏独、疆独，还是港独、台独，都意味着摆脱中共专制，因此就都是值得同情、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面对中共专制高压，就连台独都很不可能，何况港独，何况藏独、疆独。如此说来，统独之争这道难题到头来很可能是出给未来的民主政府的。恰恰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开始民主转型之后，独立问题即分离问题才更可能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严峻问题。
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在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在大陆民主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包括藏独疆独和港独台独在内的各种独立运动。我们之所以必须在今天就对这一问题加以认真的考虑，那不仅仅是因为未雨绸缪胜过临阵磨枪，而且也是因为在当前，有些人正是看到了别的一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后，由于未能处理好统独问题而导致分裂以至内战，故而对民主化本身产生疑虑；专制者也正在利用这种疑虑作为抵制民主化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向人们指出一种解决统独问题的既合情合理又深具现实可能性的方案。
可以想象，一旦中国实行民主转型，分离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广泛传播的机会，分离主义运动就很可能发展到足够的规模。一旦中国步入民主，国人得以参政问政，他们的大一统观念很可能会淡化。民主后的中国，地方上要求更大的自主权的呼声很可能会高涨，甚至于有的汉区也会要求独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至少是在民主转型的初期，仍然会有很多人持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不肯容忍其他地区的独立。如果在这时就有某地区或某民族宣布独立，那就会使得新生的民主政府陷入类似于当年的戈尔巴乔夫陷入的那种两难困境；本来已经失势的专制力量就很可能假借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旗号卷土重来，复辟专制统治，把中国再次带入黑暗。
有鉴于此，我主张，一是未来民主中国可采行联邦制，二是规定一个至少五年的过渡期、缓冲期。在暂时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努力巩固自由民主，推动经济建设文化交流，加强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对话和沟通。统派是需要这样一段时间的。他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增进和别人的关系，减轻彼此间的感情隔膜。他们要让独派相信独立是不必要的，大家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共同家园。独派也是需要这样一段时间的。因为任何一个相对弱势的民族或地区要想获得独立，总还是需要得到强势方面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接受。独派不宜操之过急。独派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向别人做工作，争取尽量多的理解、同情与支持。规定一个过渡期、缓冲期对统独双方都有益。它避免了双方在缺少沟通与理解的情势下发生悲剧性的冲突。它既是给统派一个机会，也是给独派一个机会。至于说在过渡期之后又如何，无非两种可能：要么是独派愿意共建联邦，要么是统派同意和平分离。事缓则圆，有了一段时间作缓冲，不论结果为何，那至少会使事情进行得更平稳些，更明智些。毕竟，统一或独立本身都不是最高的价值，不是绝对的价值。在统独之上，还有人民的自由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