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前半段的主人公是蒋介石，后半段的主人公是毛泽东。这两名叱吒风云的国、共领袖，凭藉枪杆子、笔杆子和权术打天下、治天下，关于各自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蒋毛两人的比较研究，却是一项空白。曾任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戴鸿超，多年来研究蒋毛的统治术，他的《枪杆、笔杆与权术：蒋介石与毛泽东治国之道》一书，是第一本深入探讨蒋、毛二人的治国之道与成败原由的力作。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辛亥革命、新旧军阀溷战、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其结果一言以蔽之，“只剩下渣滓”。连毛泽东也承认：「共产党裡面的好人都死光了，剩下来的都是渣滓。」他本人就是渣滓中的渣滓。美国探险家兼耶鲁大学教授杭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著作中说过：「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畸形发达的自私心，就过不了那麽残酷的荒年。」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一多半是兵荒马乱的时间，惟有“厚黑无形”之人，方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些解衣推食、爱人如己的好人，荒年时都死光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优败劣賸的逆向淘汰的历史：人品更好的黄兴、宋教仁竞争不过人品更坏的孙文；人品更好的陈炯明、胡汉民竞争不过人品更坏的蒋介石；人品更好的陈独秀、瞿秋白竞争不过人品更坏的毛泽东。
作为江浙“城市流氓”的蒋介石打败了比他更君子的北洋军阀，当遇到比他更心狠手辣、更不择手段的湖南“农村流氓”毛泽东，他就只能垂头丧气地逃亡台湾孤岛了。江浙“城市流氓”蒋介石被湖南“农村流氓”毛泽东打败，这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成败得失，更是“黄色文明”击败“蓝色文明”。爲本书作序的历史学家许倬云指出：“蒋、毛二人的对比，乃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文化背景，加上两个不同的使命感，造成了两个人的作风完全不一样。弔诡之处，在大动盪的时代，在价值已经经常变动的时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是「无法无天」，他可以无所顾忌。相对而言，蒋介石被自己的文化背景约束，也被自己知识领域的限度约束，举动都缚手缚脚，既想作圣贤，又常常不免权谋，两头不着落。”
在人吃人的社会，要命吃人，要么被吃，少有其他选择。旅居加拿大的评论人苏赓哲叹息说：“在国共残酷斗争中，被国民党抓去而坚持理想，不愿屈服变节的共产党人会被处死；在战壕内替战友顶子弹、冲锋肉搏奋在前的，生存机会也比较淼茫。即使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环境仍然一样，仍是人噬人的世道，不肯出卖朋友的人，会被貎似老友的人出卖。”前辈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文学江湖》中写到两蒋时代的台湾，并非人间天堂，也是一个尔虞我诈的鳄鱼潭。所以，王鼎钧在临近退休之时断然决定移居美国，一定要体验一下不是流氓统治的社会和自由的滋味。蒋介石和毛泽东给中国人一份最可怕的礼物：在这个国度，“比坏”才能生存下来。
枪杆子
蒋毛独裁者地位的形成，首先靠枪杆子。毛泽东用“枪杆子里出政权”赤裸裸地说出了真相，蒋介石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讲那些礼义廉耻的套话。
戴鸿超本书中指出，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总结出诸多失败的原因，如对美外交失败、争取知识分子失败、国民党内部严重腐败、苏俄对共产党大力支持等。但归根结底，蒋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还在军事方面。“他允许军阀保留自己的军队，游离于中央控制之外，各自为政，相互倾轧，而从未像毛领导的共军一样，指挥统一，意志集中，具有高度的战斗精神。他以阵地战应对毛的游击战，失去机动，时时受制，处处挨打。他未能洞察共产党间谍对其军队的广泛与深入渗透，予以有效防止。”
我同意这一论断，但这一论断又跟作者对蒋早期军事生涯的高度评价自相矛盾。作者认为，蒋在北伐及中原大战等内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尤其是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在短短四年中，蒋完成了东征和北伐两大军事任务，击败至少十倍于他的敌人，“他从一个率领‘三千子弟兵‘的军官，跃升爲中国最高军事领袖，统帅百万之师；把中国从分割之局，带上了统一的道路”。
然而，在表面的辉煌的背后，是千疮百孔、谎言密布的事实：国民党军队是靠苏俄帮助训练并装备先进武器才“麻雀变凤凰”，绝非蒋介石有“点石成金”的本领。北伐中重要战役的指挥者，除了在苏俄内战中战功卓着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其他多爲非蒋嫡系的将领，如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等，他们打赢了关键性的武汉战役和龙潭战役——蒋介石在这些战役中都缺席。在敌人并非最强的福建战场即徐州战役中，蒋及其嫡系将领何应钦屡遭败绩、灰头土脸，懦弱无能的何应钦偏偏就是受到蒋的重用。
其次，蒋在北伐及后来与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等的几场战争中，胜利主要不是靠战场上得来，而是靠幕后的分化瓦解、收买招安。比如，在一九二九年的蒋桂战争中，蒋劝诱隶属于白崇禧的原湖南官兵“打倒桂系回故乡”，使得桂系军队被分割，一触即溃。在一九三零年的中原大战中，蒋以重金贿赂东北的张学良挥师入关，致使敌对方瓦解。在这些战争中，蒋并未显示出他具有军事指挥方面的天才。蒋在内战中收编各路军阀，那些军队仍然与中央军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从而埋下此前作者指出的蒋介石军事失败原因的伏笔：国民党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是鱼龙溷杂、泥沙俱下，这是蒋无法克服的“历史遗留问题”。
就枪杆子的运用而言，蒋毛都不是职业军人：蒋介石曾短暂留学日本，所受的只是振武学堂的初级训练，大致相当于今天中专毕业生的水平。毛泽东更未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其战略战术都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盗匪生涯中逐步形成的，更接近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流。
毛比蒋更能用人。毛以汉高祖刘邦自居。刘邦问手下第一勐将韩信：“你觉得我能带兵多少？”韩信说：“最多十万。”刘邦又问：“那你呢？”韩信说：“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刘邦反问：“那么，如果你要造反，我是不是只有束手就擒？”韩信的最后一句话是画龙点睛之笔：“主公是驾驭将军的君王，我是驾驭士兵的将军，所以我只能受制于主公。”毛也是如此。比如。毛在井冈山时期就发现了林彪的将才，对其破格提拔。一九三零年，年仅二十三嵗的林彪出任红军第一主力红四军军长，此后逐渐成为中共军中第一悍将。在辽渖会战中，前线的林彪与后方的毛泽东对战局的看法存有分歧，毛赋予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权限。林彪无拘无束、大开大合，果然大获全胜。在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时代，毛对不同派系的将领都颇为尊重，给予相当大的自由权限。
与之相比，蒋介石固守黄埔系，打压其他背景的将领。只要对其忠心，将领无论如何腐败无能，蒋都给予放纵和宽宥。比如，汤恩伯在一九四四年全军溃败，失去河南大部，蒋对实际情况很清楚：“汤有勇无谋，又爲走私货财所害，不能专一于军事。”但他非但没有惩罚汤恩伯，反倒继续委以重任。在国民党军队内形成了一个高度讽刺的现象：越是腐败无能的将领，越是靠对蒋表忠心和熘鬚拍马而获得升迁。反之，最有才华、最具个性的将领，偏偏不被蒋介石所信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神”孙立人，虽立下赫赫战功，却因有留美的经历而被蒋猜忌和排斥。孙立人在东北战场已经打败了林彪的军队，若蒋介石任命孙立人担任东北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而不是重用无能的黄埔弟子杜聿明，东北的局势未必会江河日下。若东北能守住，全国就不会糜烂到不可救药的境地。其次，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喜欢越级指挥，甚至直接指挥团级军官，造成指挥系统紊乱，前方将士无所适从，而他本人自信漫漫，浑然不知自己才是前线败绩之罪魁祸首。
笔杆子
中国的统治者向来依靠两手掌权，一手爲枪杆子，一手爲笔杆子，蒋毛也不另外。戴鸿超指出：“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两个传统：一是维持君王专制政府，另一个是由政府树立正统思想。前者传统维持了两千多年，到辛亥革命为止；后者传统则持续到蒋介石与毛泽东时代。”蒋毛之争，既是枪杆子之争，也是笔杆子之争，前者爲正，后者爲副，两者结合，方是“天命所归”。
在笔杆子方面，蒋同样败给了毛。蒋介石继承中国古代的“大传统”，即儒家传统。他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恢复四维八德，并制定国民守则十二条，以实践传统道德观念。蒋一辈子坚持写日记，韧性可嘉，但其真实性如何，史家仁者见仁。蒋在日记中回避与上海滩流氓头子杜月笙等人交往的经过，对掘开花园口大堤导致百万民众死难亦毫无痛惜。蒋的最重要著作是《中国之命运》，这本由陶希圣起草初稿的书稿，蒋亲自修订多次，“自信此书对于国家与民族之影响，将愈久愈大，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此书的中心思想是恢复儒家伦理，宣扬民族主义，反对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然而，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阶层的共鸣，反而让他们反对它。美国学者罗丹（Daniel. Knorr）评论说：“《中国之命运》让深受五四影响、渴望报国的知识分子造成巨大打击。对于这本被奉爲国民党‘圣经’和蒋总裁‘我的奋斗’的书，知识分子的抵抗也只有拒绝阅读。知识分子要么消极应付，听凭国民党操纵中国的命运；要么奋起发声，喊出他们心中的中国之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在文化阵线跟军事领域一样是一败涂地。
毛则是中国的“小传统”，即民间草莽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虽然只受过粗浅的师范教育，却在笔杆子的运用上超过蒋介石，更胜过以北大学人爲代表的菁英知识分子群体。毛泽东的文集和语录，在文革时代人手一册，在全球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毛的文章比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更通俗易懂、更深入人心。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党内斗争中，毛通常都是从文宣领域对政敌发起致命攻击，谁能想到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居然由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的一篇《论海瑞罢官》引发？此文经过毛亲自字斟句酌、数易其稿，俨然如同策划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以口号宣扬政策方面，戴鸿超发现，蒋习惯用四字成语，蒋基本上用清末的语言，未经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洗礼。如“安内攘外”、“礼义廉耻”、“以德报怨”、“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等，一股腐儒的气息扑面而来。败退台湾之后，蒋最常用的口号是“无忘在莒”， 这个典故来自于战国时期，齐国被燕国打败，只剩下两个城市，其中一个叫莒。大将田单在此经过五年的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终于将燕国打败、收复失地。蒋在台湾的处境与之相似，遂手书此四个大字，刻在石碑之上，置于金门太武山顶，鼓励军民。但是，若无相当的古典文化修养，普通民众无法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不能让人一读就懂、口耳相传的口号，注定了就是死的口号。
而毛善于使用民众的口语，甚至是土语、俚语，来宣传其政治主张。比如，他用“长征”这个词语掩盖红军败逃的真相，重新鼓起士气；他蔑称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强国是“纸老虎”，宣称如今是“东风压倒西风”，以此唤起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蒋介石未能创造出类似的、可深入人心的话语体系，蒋把握民间的脉动远比毛迟钝。
屠夫
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缺陷在于，作者虽然翻译过《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并对蒋介石有过若干研究，知晓这两名独裁者犯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行，也知道他们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却仍然从大部分海外华裔学者难以避免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企图“客观理性”地给予蒋毛二人的“历史贡献”某些正面评价，比如：促成中国的统一、建立庞大的国家武力、致力于创建大市场、帮助中国人恢复了自信心、爲兴起中的超级强国奠定了基础等等。
我无法认同作者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这些肯定性评价。若希特勒没有战败，这些讚誉也可以放在希特勒身上。希特勒让德国从一战失败的绝望中崛起，比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功劳更大。但是，如同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中借主人公郭文之口所说“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绝对正确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上也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暴君屠夫应当被全盘否定、彻底批判，所谓历史学家“客观理性”的立场本来就是一种幻象。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罗穆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在其著作《政府屠杀》（《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中提出，二十世纪极权统治者对其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经过详细统计，屠杀人数最多的前五名依序是史达林、毛泽东、希特勒、蒋介石以及列宁。他认为，极权是导致屠杀最主要的因素，民主制度则具有权力分散以及呈现多元利益的好处，同时也可促进和平。我发现，中国是惟一一个爲暴君屠杀排行榜提供两个“英雄”的国家，这是中国的骄傲，还是中国的羞辱？
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拥有大批支持者。尤其是毛泽东，是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偶像，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有限的批评毛泽东的自由也被取消。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因微博转发讽毛文章而遭到毛粉围攻、责骂和抗议，随后被当局相继免除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并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在信息被筛查、历史被扭曲的中国，出现对毛的崇拜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西方上流社会，毛依然是一个上得了枱面的历史人物——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在白宫的圣诞树上挂上有毛泽东头像的卡片，他们夫妇是觉得毛很伟大，还是足够酷？所谓的“毛家菜”出现在中国各地及全球的唐人街，人们熟视无睹，甚至进去大快朵颐。但如果有人开设希特勒餐厅或波尔佈特餐厅，估计早就被人们砸毁或告上法庭了。
毛泽东必须被彻底否定。荷兰历史学家冯客完成了「人民三部曲」，其持久性的价值在于完整地呈现了毛泽东治下的恐怖真相。冯客主张毛泽东应该接受希特勒与史达林一样的待遇——后人应该把他视为令人髮指、专门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但是，不仅毛泽东崇拜近年来在中国死灰复燃，在以文明进步自诩的欧洲和美国，很多人也不认为毛泽东可以跟希特勒、史达林相提并论，为什麽呢？冯客认为，西方对毛泽东存有东方主义的误读，其遗毒更加剧烈，它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中国的受害者不会得到跟西方受害者一样的同情；第二，西方还可以把毛当成一位可以提供神秘古老、孔子式智慧的人物。
关于蒋介石，在台湾有一部分“深蓝”政治立场的人崇拜蒋介石，定期去慈湖拜谒蒋介石尚未入土的遗体；在中国，更有部分反对共产党的人士组建“泛蓝联盟”，将获救的希望寄托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身上——这是一种顽童式的思维方式：一个屠杀了一千万人的独裁者，难道真的比另一个屠杀了四千万人的独裁者善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