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中的雾霾和政治环境中的雾霾，从肉体和灵魂两方面缠绕、压迫公知们。
当我打算开淘宝店卖茶的消息在小范围传开后，不少朋友致以关切的问询。他们担心我的生活费是否没有着落，担心我承担不了作为一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责任。
事情没有也不会糟糕到这等地步。虽然自去年7月就离开了某家新闻周刊，但我并未断炊，每周两至三篇的专栏稿酬大体可以维持我的开支。另外我还会参加一些自媒体的推广活动以及去大学、企业讲课，这也有一笔费用。我庆幸遇到这个互联网时代，凭着自己的一点才华不依附任何组织就可以生存下去了。
我离开原单位，一半主动一半被动。主动是因为看到了传统媒体的没落大势，继续呆下去也迟早要离开。被动则是因为我实在不堪忍受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单位总编辑几乎每月都要找我“谈心”两、三次，内容无外乎是我的微博和博客又说了什么让上面不高兴的话。总编辑多次直接“建议”我停止微博和博客，专心做好本职工作。
我理解他的好意，也明白他的苦衷。若是没有来自上面的频频施压，立场偏右的他完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单位有个人在网络上出名，对杂志社的品牌也是一个正面效应，他何乐而不为？《凤凰周刊》的邓飞、《新周刊》的蒋方舟，他们的领导就是怀抱这样的心态。只是相对做公益的邓飞、写小说的蒋方舟，我写的是政论，对党国大事指手画脚，时常锋芒毕露。可以想见，总编也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我实在无法听从他的“建议”。我是杂志社主管时政板块的编委，本职工作是“指挥”手下记者做好时政报道。这是新闻类杂志最重头的内容，然而对于这项工作我这个新闻老兵却越来越茫然了。从2002年到2014年，12年间我们的时政报道话题每年都围绕着“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教育平权、公民社会、宪法监督…”，一年重复一年，原先还能打打擦边球，近几年报道尺度日益收紧，几乎到了报道不正面做就做不下去的地步。
我曾经非常热爱我的新闻职业，许以终身。然而，当事不可为时，我知道是该离开了，再呆下去可能就要丧失理想、乃至为了生存必须同流合污了。好在2005年我就开设了博客，后来又拥有了数处专栏，离开传统媒体后，我还可以在我的自媒体上评论国事，比在传统媒体上更自由更畅快。我曾经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每周用心更新一篇博文，没有分毫报酬地熬夜写稿也心甘情愿。我的《民主不是说着玩的》就是多年博客的结集。
然而（又是一个“然而”，中国到处有“然而”），近几年我在博客和微博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很多都是短则几个钟头、长则数日后就被外星人劫持走了。我的评论集被清华大学出版社约稿后也杳无音信、石沉大海。
在这个据说是三十年来最好的盛世里，我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疲倦和苍老。我相信我的那些同道师友们也拥有类似的感受。自然环境中的雾霾和政治环境中的雾霾，从肉体和灵魂两方面全面缠绕、压迫我们，令人无处可逃。一时之间真得感觉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了。
不少同道师友开始寻求内心的平衡，有的练毛笔字、有的画画、有的拍照，更多的则响应李总理“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号召纷纷开淘宝网店。我也即将加入他们中，我要开一个茶店，为自己和同道们寻找真正的好茶，读书品茗，在茶香和书香中度过这一段黑暗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