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广昌失联的官方说法是他“协助调查”去了，但其本质却是法治社会的流脓毒疮。
几天前，上海富豪郭广昌“失联”或曰“进去了”，这一消息迅速成为中国媒体与社会议论的热点之一。为了突出此事的意义，媒体描述郭是“中国的巴菲特”，而且梳理他是如何集资2万元掘金400亿元的。但失联三天后，郭广昌又出来主持工作了。
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件。郭广昌没事了，还是警检欲擒故纵？网上有人放出风声说，郭被限制出境了，但复星集团官方声称，郭近期有可能出境。但投资界人士分析，复星集团方面至今并增对事件作出进一步澄清，在此情况下，复星系上市公司的警报并未完全解除，相关公司股价短期或依旧承压。
但的确存在一种可能，即郭广昌没有涉嫌犯罪，已经没事了。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希望郭广昌被捉进来，期以印证他们关于官商勾结的想像与判断。对于炒股的人来说，焦点则在复星系股价的波动。媒体和公众唯一不曾关心的，是警检对郭广昌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郭广昌的公民权利是否被侵犯，所谓“协助调查”算不算一桩罪恶。
郭广昌失联的官方说法是他“协助调查”去了，这是一个中性说法，但其本质却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流脓的毒疮。“协助调查”不是规范的司法用语，而是警检、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在法外另搞的一套。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可采取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不存在“协助调查”。但正是一个法无规范的“协助调查”措施，现在盛行于中国大地。更要命的是，因为它与反腐有点瓜葛，很多人只要听说某某人被“协助调查”，就高兴得不行，以为公理得到伸张。
有法律学者将“协助调查”与传讯、收审、关押、作证等司法概念联系起来。《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询问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可以到其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以通知其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言。”这就是警检要求人们“协助调查”的法源性依据。但作证就作证，证人不可能被警检从机场带走，从此与公司、家人和朋友“失联”。
在中国的反腐实践中，“协助调查”显然是一种强制措施，其第一位的显着特征是“失联”，手机打不通或无人接听。其第二个显着特征，是客观上失去人身自由。这都涉及基本人权的被剥夺。一个人如果涉嫌犯罪，警检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并展开刑事调查，这很正常。但“协助调查”这种说法本身就反映了警检并不掌握什么证据，但他们就要对别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事实。
一切规范的强制措施，都是有程序性规定以及时间方面要求的。比如拘留，必须送看守所羁押，而且不得超过24小时，且要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郭广昌未被宣布采取强制措施，但他却与外界“失联”3天，远远超过拘留的法定时限。“协助调查”既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它也就不受法律的规范，其本质就是一种不法行为。既然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警检方面自然可以想要当事人“协助调查”多久就多久。
但郭广昌“协助调查”事件将“协助调查”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复星集团控股5家公司6只股票，另有参股上市公司16家，总市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郭广昌“协助调查”3天，这些公司股票市值或多或少受到冲击，最高跌幅约为13%。这对于复星集团和股票投资者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问题在于郭广昌似乎并无作奸犯科的事，这就是失妄之灾。
中国人由于习惯了被政府与警检非法处置，一名公民被“协助调查”，人们是不以为非的。如果官员被协查，一定是举国欢呼。如果是福布斯富豪榜上人物被协查，人们也是“喜大普奔”。至于一名普通老百姓被协查，人们要么不置一词，要么自认倒霉。
但郭广昌协查事件凸显了“协助调查”对于法治、人权的毁灭性破坏。如果是普通老百姓被协查，你的损失自然没有郭广昌大，更不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但普通人的权利被侵犯，此对于当事人也是一笔莫大损失，对于社会正义来说也是致命伤。
公民当然有义务为警检作证，但如果警检没有证据证明一个人违法犯罪又需要他配合调查，那你最多只能传唤此人。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警检可以上门求教，而不是把人带走，让他与外界“失联”。国外不是有被调查人拒绝警方传唤的情况么？如果警检不尊重人权，人民有什么义务去“协助调查”？
郭广昌无事出来，似乎属于无辜，鉴于“协助调查”给他和投资者造成巨大财富损失，他完全有理由提起诉讼，要求国家赔偿。但既然警检只是要他“协助调查”，并没有对他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郭广昌索赔即于法无据。这正是政府的滑头之处，也正政府无法无天的地方。这是人民和政府之间没法算清的一笔“狗肉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