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極端重視武力的作用，也極端重視黨掌管武力。
為何堅持“黨指揮槍”？
歷史上的古田會議召開於1929年12月28、29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該議案確立了中共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該議案確立了中共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強調了加強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確定了一套實現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和措施，規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務和內容。按照官方的說法，古田會議決議不僅為紅四軍黨和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也為全軍的建設制定了一條馬列主義路線，是人民軍隊建設的偉大綱領，它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時隔85年，作為中共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習近平來到古田會議舊址，再次鄭重宣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意味著什麼呢？人民網上的一篇文章點出了核心實質，即面對外界長期質疑的“軍隊國家化”的詰難，習近平旗幟鮮明地點明瞭“依法治軍”必須堅持的原則：黨的領導。該文稱：“黨指揮槍”的鐵律是習近平治軍理念中的最高政治原則。用習近平的話說就是：“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黨的話、跟黨走。”
一位號稱國內專家的鄭永年曾撰文分析“軍隊國家化”，他直言不諱地說：“在海外，有人認為，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是中國政治發展特別是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障礙。因此，中國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軍隊的國家化。”
鄭永年認為，“軍隊國家化”的主張在上世紀80年代末曾出現在蘇聯，它為那個超級大國的解體貢獻了一份推力。今天的中國軍人，經歷過槍林彈雨歲月的已經不多了，尤其對已成為部隊基層官兵主體的“80後”“90後”而言，怎樣補好黨史、軍史這一課？如何讓他們不受西方流毒的侵蝕？這是攸關黨和軍隊前途命運的大事。鄭永年認為，習近平一再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正是出於對新形勢、新局面、新任務的充分考慮。
為何軍隊不能國家化，鄭永年給出的理由是，發展中國家軍隊國家化的問題“遠較西方發達國家複雜”，“如果把中國的民主化理解成為現存體制的民主化，那麼沒有任何理由把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視為是民主化的障礙。”
鄭永年的這一說法顯然是一種詭辯，他把民主化的普世真理侷限於“現存體制內”。按照這一邏輯，中國只要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軍隊則永遠屬於中共自己的黨軍，而非國家的軍隊。只要中共沒有下台，則軍隊就要無條件地服從中共的領導，中共口中的民主化也只能永遠是“水中月”和“鏡裡花”。
歷史的鏡鑒
細觀中共歷史，黨與槍的關係並非時時刻刻地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有的時候，黨未必能指揮得了槍，而掌握了槍的人卻能指揮得了黨。其中的關鍵在於，槍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以及這個掌握了槍的人在黨內處於什麼地位。上個世紀30年代的第一次國共內戰中，中共中央在上海，遠離與國民黨打仗的江西蘇區，雖然黨中央也能發號施令，但是對前線作戰的紅軍領導者來說並不起太大的作用，黨內早期的幾任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等不是文人書生就是普通工人，從無軍旅生涯，更不曉得如何打仗。因此，他們與“槍桿子”無緣，也從未掌握一只有建制的部隊。
真正意識到槍桿子必須掌握在“黨”的手中的是毛澤東。換句話說，毛澤東自認為是黨的化身，槍桿子必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行。其實中國歷代以來造反起家的成功者，無不掌握了自己的軍隊。只有掌握了軍隊，才有可能擊敗自己的對手，贏得天下。歷朝歷代造反成功的人無一不是掌握了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然而，把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上升到一個理論高度，則非毛莫屬。在軍閥混戰的動亂年代裡，不少地方豪強、山賊土匪占山為王，擁有一塊地盤，與國民政府作對。他們雖然能得逞於一時，但是並不能長久，因為他們僅僅是靠著黑社會般的兄弟義氣，而缺乏有效的組織動員理論，更不能化為長久地指導大規模武裝力量的動力。共產黨首次把階級分析、階級鬥爭引入政治鬥爭，把人群分為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在宣傳鼓動的基礎上，把共產黨自身說教成“救世主”，要引導被壓迫人們“翻身解放”。這一理論能夠簡單地深入人心，引起普羅大眾的共鳴，得到他們的支持。由此，反抗壓迫階級的軍隊就必須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也就是掌握在某些共產黨人的手中。
黨指揮槍的核心內容是，在軍隊中實行雙重領導，每一級，在軍事首長之外另設一名黨代表，後改稱政治委員。軍事首長管“槍”，負責指揮打仗，而黨代表或政委管人。管人比管槍更帶有根本性，因為槍是由人來掌握的。黨代表，顧名思義，就是代表黨的。在軍事上是各級軍事首長負責，但在黨內，不管哪一級首長都必須服從黨的領導。軍事首長下命令的同時，還必須有黨代表或政委的同意認可，否則該命令無效。這種雙重領導保證了軍隊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中，也為毛澤東有效地掌控軍權披上了一件合理合法的外衣。
中共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之後的長征途中，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8月份，毛澤東趁著周恩來生病，與張聞天聯手對周恩來搞了“缺席撤換”。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毛取代周恩來分工負責軍事工作。當時的黨的總書記是張聞天。如果按照毛澤東“黨指揮槍”的原則，作為中共總書記的張聞天應該全面負責指揮軍事工作。可恰恰就從這時起，毛就開始“槍指揮黨”了，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時期，作為黨的總書記的張聞天猶如毛的附庸，對軍隊毫無指揮權，毛將軍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1976年9月毛的去世，毛從未放鬆對軍隊的控制。
毛澤東深諳掌握軍權的真諦，軍隊不僅是對付國民政府和對日作戰的武裝力量，更是自己在中共黨內立於不敗之地的法寶，軍隊是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手段。毛澤東曾總結中共奪取政權所依賴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 武裝鬥爭則是其中的根本。毛澤東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成為中共發展、壯大乃至奪取全國政權的座右銘。因此，中共政權的本質還是黨槍一體，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槍指揮黨”。毛澤東不僅出任黨主席，更要兼任軍委主席，只有抓住軍權，才能抓住黨權和政權，才可聲稱自己就是“黨中央”，他人必須服從這個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毛澤東所言“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不過就是一句欺世謊言，其實質是決不容許別人指揮毛自己。
中共的歷史證明“有槍就是草頭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有了槍就有了一切，不僅能夠在戰爭年代打敗如國民黨這樣的強大政敵，還能消滅自己黨內的政敵。在以往中共的歷史上，毛澤東都是有了軍隊的支持，才將自己的對手一一擊垮，甚至送上了黃泉之路。
中共建國後，毛澤東實施了各項黨內外鬥爭，尤其是在搞黨內鬥爭上，毛玩得爐火純青，鬥倒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是在軍隊的強大支持下完成的。凡是在毛澤東感覺到自己地位有可能被削弱時，就格外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毛澤東在“文革”伊始就排兵布陣，調兵遣將，成立了首都工作組，增加北京地區的警衛力量，美其名曰“防止修正主義政變”。軍隊一切部署就緒後，毛遂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貼出“我的一張大字報”，此時的劉少奇只能束手就擒。1971年8月，毛澤東為了鬥倒林彪，南巡各地，在那短短的二十幾天裡反覆接見地方掌管軍政大權的封疆大吏，不斷向他們灌輸廬山會議是黨內繼劉少奇之後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是兩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並給林彪量身定做了想當國家主席的謀逆罪名。毛還特別要他們一起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他們一切行動聽指揮，其目的就是警示各地軍政大員們認清形勢，站穩立場，在關鍵時刻向林彪發起總攻。正是有了軍隊的強有力支持，林彪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已然是甕中之鱉，手到擒來可也。
1976年9月毛澤東辭世，僅僅不到一個月時間，掌握了軍權的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等人就在10月6日聯手發動“宮庭政變”，靠著8341中央警衛部隊和北京衛戍區軍隊，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終結了毛澤東的“文革”極左路線，成為活生生的“槍指揮黨”的典型事例。
在鄧小平掌權年代，1987年，鄧小平在十三大後宣布退休，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但是鄧小平竟然以普通黨員的身份留任中央軍委主席，照樣當他的“第二代核心”，具有對黨內重大事件最後的拍板決定權。正是由於鄧小平對軍隊有絕對的指揮權，因此可以廢黜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以及辣手鎮壓1989年的六四事件。
更有甚者，鄧小平在1989年11月宣布辭去中央軍委主席，僅屬一介普通公民，但是卻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並得到當時掌握軍權的楊尚昆的大力支持，迫使時任黨中央總書記、軍委主席的江澤民不得不響應鄧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要求。
由此可見，在中共的辭典裡，僅僅掌握了黨權和政權還不夠，還必須掌握軍權，掌握了軍權才算是真正地掌握了全部政權，才能肆無忌憚地發號施令，要黨中央聽從槍桿子的指揮。
習近平的出路
習近平再訪古田村，重溫毛澤東“黨指揮槍”的原則，其目的何在呢？習近平早已經是中共的總書記、國家主義和軍委主席，大權在握，儼然天命繫於一身，為何還要反覆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縱觀當今的中國政局，腐敗已經深入骨髓，不僅政府官員大批腐敗，軍隊也不遑多讓。從已經披露出來的案子，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總後副部長谷俊山、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楊金山等涉嫌腐敗被拿下，另外還有不少軍內類似的案子，讓人觸目驚心，嘆為觀止。對於軍隊腐敗產生的根源，習近平認為是“對領導幹部管理失之於寬、失之於軟”。因此，在古田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軍隊要像軍隊的樣子，很重要的要體現在高中級幹部身上。習近平開出的藥方是，以依法治軍為基礎，以從嚴治軍為保障，而前提則是，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和制度是軍隊政治工作中的優良傳統，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強軍之魂，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習近平過去少有軍旅生涯，雖然貴為軍委主席，但是要想全面、穩固地掌握軍權還必須要有自己的人馬，否則黨內反腐和軍內反腐很容易激發強烈的反彈，軍隊這把兩面刃很可能就會傷及自身。從2013年末到2014年初，三十多位將軍在新崗位集體亮相，這是習近平主要在副大軍區級的一次幾乎全方位覆蓋的人員調配，涉及眾多人數與兵種，其中涉及海軍、第二炮兵、國防大學、北京軍區、瀋陽軍區、南京軍區、成都軍區、蘭州軍區以及新疆軍區等。2014年4月2日，《解放軍報》第六版以專版形式刊登了包括空軍司令員馬曉天與七大軍區司令在內18名將領的文章，解放軍罕見地集體表態效忠習近平。這18位將軍分別來自解放軍七大軍區、海軍、空軍、二炮、國防大學、軍科院等18個軍事單位。
歷史早已清楚地證明，毛澤東掌握了軍權，才能拿下彭德懷、劉少奇和林彪。鄧小平掌握了軍權，也才能拿下胡耀邦和趙紫陽，及鎮壓“六四”運動。習近平掌握了軍權，才能拿下周永康、徐才厚等黨政軍裡的“大老虎”，才能確保自己權力的穩固。
由此可見，所謂“黨指揮槍”不過就是一個政治幌子加謊言，黨的命運是靠槍來決定的。習近平基本上完成了作為黨的最高領導者對軍隊的領導，名正言順地再次強調“黨指揮槍”，所以才召開了新的“古田會議”。雖然時代不同，但是兩次“古田會議”的實質不變，新瓶裡裝的還是老酒。習近平威權主義的結果，必然還是槍指揮黨。
習近平雖然不遺餘力地強調“黨指揮槍”，但是歷史早已無可辯駁地證明，中共奉行的制度恰恰不是“黨指揮槍”，而是“槍指揮黨”。軍隊一日不國家化，就一日走不出毛氏鄧氏權力鬥爭的怪圈，政權也就談不上真正的穩定。中共只有徹底拋棄“黨指揮槍”的原則，才能走出“槍指揮黨”和“黨槍一體”的怪圈，實現軍隊國家化及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