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本人12月11日写了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房地产之愁：千万买家无处觅》，预想了一番中国房地产市场找不到足够多买家的苦恼。没想到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消化天量房地产库存的划时代重任落实到数亿农民工头上，期望发动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将中国经济拉拔出L型低谷。
市场到底听谁的话？
政治局会议的说法是“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媒体标题更像战前动员：《明年经济四战详解：推农民工市民化消化楼市库存》。
文件与媒体文章都洋洋洒洒，剖析了无数重大意义。我在此长话短说，大意是：这项政策意味着对农民工的巨大德政，即让农民工实现出生以来的梦想，成为新市民。前提是参与“住房制度改革”，响应政府号召买房获赠房产所在城镇户口，达到“帮助稳定房地产的预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中国经济，避免房地产投资的持续下滑的风险蔓延到金融领域，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农民工市民化消化库存房”，听起来诸多利好：多年难以推进的户口制度改革得到落实，农民获得城镇户口，政府帮助房企消化了库存房，银行化解了金融危机。要言之，只要农民工愿意买房，就像红色革命歌曲所唱那样，“满天的乌云，哎嗨哎嗨哟，全吹散，哎嗨哎嗨哟，一轮红日出东方”。
但农民工消化库存房，至少得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房产所在地有就业机会，就业稳定，才会让农民工产生住房需求，未来收入有保证。二是经济实力，即农民工的家庭存款足够多。略作考察，就会发现，英明的党中央推出的这一新政策，有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美好。
世界城市历史的发展规律，包括中共建政后一些资源城市如内蒙古包头、工业城市如湖北十堰等的建设历史，都遵循一个规律：利用资源开发或者产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聚集人口，逐渐建成一座新城市。对中国人来说，纽约建城的历史也许太遥远，北京建城的历史又过于古老，查一下中共建立这类资源型城市与工业城市的历史并不难。目前，中国的资源型城市共计118座，其中有67座陷入枯竭衰退，年轻人不得不外出寻找工作机会。
中国的中小城市与城镇，就业机会一直稀缺，能够提供的主要就业机会就是党政事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企业的职位。这些机会在当地几乎成了世袭制，普通市民难以问津。有门路的人就围绕该地公款消费建立服务业，为官员们服务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果农民工帮助政府消化三四级城市的库存房，没能得到就业岗位，只意味着在农村处于待业状态的农民工，花钱搬到城市成为市民后继续待业。
党一直要求全国人民听从党的话，哪里困难哪安家。但让农民工买房一事，毕竟中间有买卖这一市场行为，市场不听党的话，这已经有今年的股市做为实例证明，无需多加论证。无论如何，我还无法想象中国政府会将买房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发出“不买房就是不爱国”这类号召。
农民工的钱包有点瘪
英明的党中央显然高估了农民工兄弟的钱包。
据说，房产库存居高不下的城市大多是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的房价很便宜，“往往只有三四千元一平米”，买一套房加上各种税费大概也就三、四十万元左右人民币。
这房价相对于京津沪深等一线城市来说，确实很便宜；但对于农民工的钱包来说，这个价位则太高。
农民工的钱包由两种来源构成，一是存款，二是各种收入，包括现实收入与预期收入。
先说存款。2012年，农民人均收入7917元。其时，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804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仅8507元。2014年，由于政府实现粮食收购补贴政策，农民人均收入有所上升，达9892元。就算储蓄率高达30%，拔高计算，经过两年积攒，此时农民人均存款最多也就1.5万元，一家按五口计算，也就7万多存款。农民家庭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这些存款要应付医疗、教育等各种开支，因此，指望农民工用全部存款来响应党的号召购买县城的房屋，实在很不现实。
再说收入。今年农民工失业现象非常严重，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已经成为空城，这情况意味着农民工必须捂紧钱袋。国内媒体也不糊涂，称“据统计，在县级城市购房群体中，农民购房占七成以上。问题是在城市里居住并且有钱的农民、农民工大多已经买房了，没买房的要么是没钱，要么是不准备在城市里居住的”。
政府当然也想到了这一条，为鼓励农民买房推出的“政策包”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利息补贴等，尽管降低了购房总价，但在多数县城，限于农民的收入不够稳定，加上没有就业机会，即使银行愿意贷款，但农民也会因为收入不稳定而决定不买房——除了银行在贷款合同上承诺，不能按期还款也绝不没收住房，或者由政府担保负责还贷。
还有一个可能必须考虑，如果买房的县城没有就业机会，农民工得外出找工，房子就得空置。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农民工进城买房，意味着农村住房空置；如果再因为去外地就业而空置一套县城新买的住房，农民工买这房到底图什么？
买房并非土改，金钱力量大于党的号召
显然，英明的党中央在鼓励数亿农民工买房时，忽视了城市形成与发展规律，未顾及提供房产的城市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大大高估了农民的钱包，用战争的动员方式来管理市场经济，以为只要党中央一挥巨手指引方向，全国人民就得努力跟进。且不说党指挥市场这种方式是否行得通，从党与人民的现实关系来看，人民也未必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人民就奔向哪里。
在红色中国历史上，中共的命运与农民及其后裔农民工息息相关，每到关键时刻，农民们总被中共赋予新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农民总是不负党的重望，每次都能让中共挟其人多之势，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心想事成，比如1927年-1937年发动土地革命，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国共内战时期的三大战役当中，发动农民用小推车保障军队供给，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在1950年代发动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共建政后的工业化建设，也是利用剥夺农民口中食的方式形成“农业积累”，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之后，又是农民工贡献了廉价劳动力，80年代支持了乡镇企业与出口加工业；世纪之交后再又支撑了中国这座“世界工厂”的十年繁荣。可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红色中国与红色革命政权。
但是，中共政权早已蜕变为红色权贵集团自我服务的自利型政权，中共与农民的关系也今非昔比，从中共革命时期的血肉相连变关系变成了利益严重对立的关系。因此，这次北京授予农民工“消化库存房”的新使命，让钱包干瘪的农民掏出钱来买一套自己并不真需要的房产，帮助中央“消化库存房”，完成“供给侧改革”，与当年动员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相比，其难度有如霄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