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关于“杨佳事件”，经我全面梳理有关材料，其前因后果可作如下简述：杨佳无端被凶警诬陷，清白之身竟惨遭非刑，伤深难抑，述冤无门，诉苦无应，哀愤至极，以一己之力单挑警局，仇怨催动刀锋，刺击剽疾，竟致六警呜呼，杨佳也终不免一死。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种极端行为显然是被暴政逼出来的，逆来顺受如大陆百姓者，虽时时处处饱受强权摧压，然而只要犹有一丝生的留恋，谁也不会主动去毁灭对方，因为毁灭他人之时也就步入了毁灭自我的险途。
这便是\”同归于尽\”心理。通过铺天盖地的网友留言，我看到了，一个杨佳，把成千上万的心都激动起来了，不堪压迫的个体因杨佳之举而感奋，心灵的共鸣外化成一片杀伐之声，这只能说明，饱受蹂躏的大众已经普遍有复仇倾向。除此之外再无别种解释。仇恨情绪的量变积累加上偶然事件的激发，就演变成集体复仇，等到部分民众或军队集体选择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对付强权，刀丛枪林，怒气转为杀气，怨民成了哀兵，九州即成屠场，大崩溃的日子也就来了。
人在\”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时候，不会怕死，在\”横竖都是死\”的时候，不会怕死。所以，最愚蠢的统治策略，就是对百姓进行死亡威胁和凶狂施虐，推给别人的恐怖，在别人达到承受极限后，终将反弹回来，成为自我的恐怖，“奈何以死惧之”，而时下，专制社会正在加速度地制造着\”不畏死\”的个人和群体。
受到死亡威胁和暴力打压的时候当然还是少的，更多的时候是零刀剜肉式的折磨。苦仇所迫，人在生死临界线上摇摆，究竟如何选择，这要看受难者以什么心态对待了。如果受难者奴性十足，纵然不堪苦痛而赴死，也只是\”如羔羊一样走向死亡，虽惨叫而亦绵绵无力。\”（引自本人之《民主的希望在中下层市民中》）；如果受难者的自我意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时时感到难忍难耐的身心痛苦，便产生了不同于\”自甘赴死\”的\”生不如死\”感，人在\”生不如死\”时，已经压抑了足够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复仇怒火，稍触即暴，遇激必发，在决定自毁时必定要成倍地毁人，酿出\”同归于尽\”的大悲。
专制社会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很大一部分人置于\”生不如死\”的境地。物质上的剥夺，使贫者衣食堪忧，精神上的奴化，使醒者愤不可抑，肉体上的折磨，令伤者痛不欲生，人格上的践踏，让弱者饮恨忍辱，强暴之力的掠占，逼顺民成为访民、反民、暴民，浩淼神州几无净土，处处是强权肆虐的乌烟瘴气，社会日趋分化，对立日甚一日，潜在的反抗群体愈来愈众，民众积聚的反抗总力量已经大大超出了专制所赖的压制力量。
民众积聚的反抗总力量是极其庞大的。远的不说，单看最近的\”瓮安事件\”，区区一个小县，竟有数万人群起，这个比例够大了。结合\”杨佳事件\”，不难发现，其实大陆老百姓在抗争时还是极其克制的，怒火冲天的瓮安百姓，连中学生都以弱嫩之躯加入了抗争，成年人更无畏怯可言，很多人都有杨佳之勇，何况是集体行动，更是心齐胆壮，但并没有大开杀戒。当今大陆，十人有九都受过强权之害，瓮安民变的参与者，可以说都有强权的欠债，对官衙警匪皆有冲天怨愤，人人心里都憋压着久久燃烧的仇恨怒焰，如果复仇心理毫无节制地发泄，都如杨佳那样，咬紧牙关攥紧拳头，拿刀拿棍甚至拿枪，和军警拼个死活，那么一万人就能全歼六万人，这种数字假设决非危言耸听更非没有可能，几乎是无可逭避的朝代末的血流漂杵，已不少了。
当一个人必须成倍地去毁人才能心理平衡，便必然激出\”同归于尽\”的群体复仇心理，这种心理若局限在小范围，便是冤冤相报无了时，倘蔓延开来，扩大到全社会，每一个复仇团体都要消灭数倍的人，极端暴力就成为约定俗成的复仇手段，华夏民族将自毁净尽，广袤大地将沦为坟场，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然而事实又是，以非暴力对抗暴力绝无胜利的可能，用暴力对抗暴力又必定进入暴力的循环和无止的复仇，唯克制情绪，两者取中，以\”有限暴力\”和\”有节之勇\”，只求制止恶行，而不将暴力泛化，才有望取得反专制的彻底胜利，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转型。
在大陆社会，广泛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等泛众心态，这是专制独裁的一元思想和无法无理的斗争哲学在广大民间的全方位投影，积年累月酿出了狂躁极端、势利投机的底层思维，这种不正常的思维同样具有排斥多元和拒绝调和的反民主特性，通常倾向于以改朝换代和裂土自王的形式进行专制循环，如继续发展恐将使全社会受难。民主思想的启蒙传播确是任重而道远。西方的多元道德文化，使西方人普遍注重调和，遇事较有理性，不极端化，我看西方人使用暴力的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佐罗\”，这个并非完全虚构的西方侠客，在使用暴力时，尽量不伤害对方，只求控制对手的恶行。007风靡全球后，古龙受到影响，创造了东方版的007，楚留香，一个从不杀人，将\”优雅风度\”和艺术气质娴熟运用到暴力中的侠圣。
固然，理想化的有限暴力的运用，很难融合在复杂而瞬息万变的社会运动中，而\”有节之勇\”，对于不怒则已一怒惊人的大陆百姓而言，更不易做到，但这是一个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调和方法。极端暴力固不足取，而非暴力方式，在大陆当下环境中，也难有实质成果：当对方使用暴力时，非暴力方式只是徒具空洞的道义优势，再无任何实质意义，子弹数量到底多于人的数量，精兵强将更不多见，当刀枪果真加在肉体上便造成无谓的牺牲，这样的死，不见得就是重于泰山，除了唤起少数精英的牺牲精神并使非暴力运动加速失败，没有更多的激励价值和更长远的意义，血腥镇压之后，大多数一哄而散，少数非暴力坚持者如果要作长久抵抗，最终仍难免要选择极端暴力方式。\”人生自古谁无死\”，虽然刚烈的信念足使人有勇气直面死亡，但，生要有生的意义死要有死的价值，轻率牺牲和死得其所大大不同，用胸膛面对枪口，用赤手空拳的抗议队伍面对刺刀军团，决非上策。
必须借助\”有节之勇\”和有限暴力，以得道多助的群体优势去束囿失道寡助的专制力量，使孤立的强暴力消融于广泛的弱暴力之中，以最小的杀伤力去震慑与民为敌的暴力集团，只要能达到自卫的目的，多用封堵的办法限制仇民暴力的蔓延，只要能使己方在最大限度内避免伤亡，对暴力镇压集团宜多用宣传策略和心理攻势，在灭其邪恶斗志的基础上，略用武力而屈人之兵是有可能做到的，历史上不乏此类例子。有限暴力最好作为辅助手段，而对\”有节之勇\”的理性坚持，不仅能限制暴力使用，还能使己方排除情绪化的干扰，能够审慎冷静地分析形势判断事态，能始终占据主动，增大获胜的把握，并提高斗争的效率，在最短时间内击败暴力集团，以阻止暴力的扩散循环，在达到了以此暴力瓦解彼暴力的目的之后，就不应再使用暴力。譬如，当人民面对满载士兵的前来镇压的车辆时，将其包围，迫使士兵下车并放下武器就够了，对于敢扣动扳机的士兵，当然必须用武力制服，但是只要他开枪后没有伤到人，也不应施以侮辱和殴打。抵抗屠杀时，纵然有可能发生战斗，但施用武力时不必非要致对方于死地，能够制止对方作恶就行了。
虽然，以死抗暴的个人勇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震慑邪恶，虽然，与之俱亡的极端作法能给受伤的灵魂一些抚慰，但也会进一步激怒邪恶力量，使其有了更加疯狂地残民害民的情绪支持和具体口实，并在社会上激荡起大范围的复仇心理，使更多的个体成为燃烧的导火索，为各层面的矛盾激化和全面暴力冲突留下了难测的隐患。滥杀是绝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且，冲动的个人也很难在剧烈冲突时准确判断可惩之徒，比如，有的民主同道评价说，杨佳心存善念，并不滥杀，他冲进警局以血还血时，\”放过了女警察，只选那些看起来像当官的警匪\”，这样的判断标准很不客观，貌相衣饰与善恶并无必然关系，女警察作起恶来也不见得比男警察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杨佳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但对其刚猛行为，却无法认同，难予褒赞，虽然是以死抗暴，也已包纳了太重的血腥气息，但愿一切血腥都不要再扩大，有朝一日必须面对大规模的冲突时，请参与其中的诸君尽量避免极端化暴力，以\”有节之勇\”，有限制地使用暴力。如果被暴力伤害成为伤害暴力使用者的泛众理由，虽看似捍卫了个体尊严和局部道义，然而定会酝酿成暴力泛滥和群体复仇，那时已难分是非善恶，已没有公理标准，只有不断升级的仇恨，只有四处蔓溢的血海，那时，专制固然沦亡，而浸透血腥和仇恨的大地也很难播下民主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