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7日，是去年备受关注的“女权五姐妹案”一周年。一年前的这天，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了五名计划在公交场所派发反性骚扰贴纸的女权运动者，引发了世界各地女权主义者的抗议。
全球数万人参与了要求释放“五姐妹”的联署；香港、美国、日本、印度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女权团体为此举行示威；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国务卿克里、副总统拜登相继表态，要求中国停止错误；在中国国内，女权群体及其他公民群体也是声援、抗议行动不断。
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下，北京警方在37天刑拘期满后以“取保候审”释放了全部五名女权运动者。
原本在民间话语中尚属边缘的中国女权群体，也因此案展示出的强大行动力和国内外动员能力，受到了其他公民群体的关注和认可。
然而，在“五姐妹”获释之后，声援行动中的一些问题浮出水面，包括其中一名辩护律师被指在办案期间性骚扰相关女权人士。此事引发争议，女权团体与其他中国民主团体的一些分歧和冲突藉此展现出来。
在此案之前，对于女性在民主运动中的角色，一直缺乏公共讨论。女权运动显得边缘化，它依然如同少数学院派师生或者青年女性群体的活动。它在更广大的社会运动层面，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女权运动者关注的问题。
基于这些情况，“女权五姐妹案”一周年之际，资深女权学者兼运动者艾晓明与青年女权运动者兼媒体人赵思乐展开谈话，探讨女权主义与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与挑战，期望找寻更多可能的改进方案。
怎样看待女权群体与其他维权群体的合作？如果产生重大分歧怎么办？
背景：2015年4月13日，“女权五姐妹”全部获释，这对于中国民间似乎是难得的“大团圆结局”。然而仅一周后，一名青年女权运动者在微博上发出公开信，指代理该案的其中一名维权律师曾出现性骚扰行为：一位被刑拘者的伴侣（也是女性）在向该律师询问情况时，律师要求对方发送私密照片才肯透露，并在沟通过程中提出性要求。数名女权运动者由于关注案件或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因而与该律师讨论案情；在这个过程中该律师多次发出有性挑逗意味的信息……公开信作者要求该律师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道歉。
公开信发出后，该律师回应说，当时自己并“没有恶意”，“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错误”。而在维权律师和公益青年群体中，此事进一步引起争议。不少律师表示，他们反对性骚扰；但具体到这件事，他们认为性骚扰难以从言语上界定。女权人士没有拿出充足证据，甚至有人提出此举是“过河拆桥”，怀疑当事人批评的所谓“性骚扰”是互相调情。
女权群体对这些“谴责受害者”的言论感到气愤，继续撰文回应。但也权衡再三，没有将此事公布在跨国界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等平台上。在过去一年，青年女权群体内部对此事的处理方法也进行过种种反思和讨论。
赵思乐：我们探讨当下的女权运动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先从性别意识開始，即对性与性别、对平等权利的认识。作为女权主义者，您在2003年后开始介入公民维权，此后也参与到不少公共事件中，您觉得你与其他合作者在性别意识上有认识分歧吗？
艾晓明：我最初感受到这个分歧是从“黄静案”开始的，片子里也有很多讨论。对黄静之死到底有没有暴力侵害的问题，警察、法医、学者、记者……分歧相当大。在拍摄有关黄静案的纪录片《天堂花园》中，我与合作者胡杰一度也有分歧，我们都认为这里有司法不公，但是在黄静和她的男朋友之间发生的到底是性行为还是性暴力，他感到不确定。我们有很多讨论交流，所以并没有中断合作，这个片子前后跨度三年，记录了人们对于约会暴力的认识进程。
后来我拍有关艾滋病感染者维权的片子《中原纪事》、《关爱之家》，我和记者王克勤、律师李和平、李方平、江天勇他们的工作都有交集。影片中有他们为底层奔走的形象和故事，他们也非常支持我。这可能是因为感染者权益更多地和普遍的社会公正问题相关，而妇女儿童在这方面是弱势。
当时艾滋病权益机构的领导者万延海在性别意识上也很自觉，他一直参与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对艾滋病工作中的性别平等非常重视，因为妇女儿童正是易受伤害人群。
当然也可能因为我和他们的交集只是具体工作，并没有进入他们各自的小圈子。现在有微信群，我看到一些维权大群里什么意见都有，有些人严重歧视同性恋。关于性骚扰议题，在男性律师群里也难以达成一致。当女权圈里小伙伴认为律师有性骚扰言论时，很多同群律师指责说她们拿不出证据。
赵思乐：面对分歧和冲突，我感觉有时不知怎么处理。女权行动需要与其他群体合作，但如果出现了性别歧视甚至性别暴力，怎么继续合作呢？
艾晓明：应该在维权圈里补课，普及女权主义的知识。以前在学校性别研究公开课里，教师每年都面对各种偏见。每年都有一些学生跟老师叫板说，“女生生来力气小”、“家务就不需要人做吗”、“同性恋不能生孩子”……反正扯淡一大堆。如果不是开这课，我都想象不到大学生群体在性别认识上这么陈腐。
我觉得在开展合作前，应该有性别平等的培训。预先统一认识，避免分歧。不是说人们不可以有认识分歧，但是有关性与性别，有关性少数的歧视性言论，这是侵犯他人权利的。性别平等与法律、性别与公民权、性别与司法实践等等，国外都有成套的培训内容，我们可以学习。
如果我们的文化环境很成熟，那人权工作者（包括律师）就应该知道，律师和当事人是互相尊重的关系，无论是就工作伦理还是从私人关系来说，性骚扰都是不允许的。但是中国没有普及性教育，在维权圈里，何为性骚扰也没有达成共识。
2000年我还没被禁止出境时，在美国做访问研究。那时去过一个做棒球拍的工厂，工人主要是墨西哥人。他们必须签署合约即在工作场合禁止性骚扰。培训者要和工人一条一条解释，什么叫性骚扰，哪几种行为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包括语言、肢体挑逗，诸如此类。有这样的文本和讨论，这具有可操作性。
赵思乐：但如果在紧急情况下或合作过程中爆发矛盾呢？在“五姐妹”被释放之前，我们部分人已经知道出现了性骚扰的问题。当事人身陷困境，案件前景不明；这时我们感到很困难，担心处理不当，对救援造成不利影响。
艾晓明：这一次的状况是女权伙伴没想到的，但我们因此也了解到，确有律师不知道何为性骚扰，自认为调情只是交际手段。
我觉得，如果你不认可对方的性挑逗，第一次就表明态度，划清交流与性挑逗的界限。你告诉对方他用语不妥，你不愿意成为对方挑逗的对象，请对方自重。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至于面对危机手足无措。
如果制止无效，就要分析，“五姐妹”案件需要法律辩护，少一个律师有多大影响？能找到更合适的律师吗？哪怕一位律师已经开始代理，但他的行为和女权理念分歧，他的态度已经让当事人难以接受，那肯定应该分手。因为拖到后来，代价很大，很多人都卷进去。最后他也会谴责你说，我为你承担责任时，你怎么不说分歧，而现在却“忘恩负义”？
如果隐忍到丧失原则，那是不对的。一些团体可能是以男性为主体，如果他们在性别意识上有盲点，会降低合作的质量，甚至造成障碍。如果危及女权运动的目标，那无法继续合作。尽管困难，但坚持原则更重要。
我们尽量未雨绸缪，如果在危机时期无暇他顾，那么突发事件过去，可以针对问题，再做团队合作培训。如五姐妹事件过去，就应该讨论总结。邀请男律师、女律师一起，在何为性骚扰、如何对待性骚扰等方面达成共识。
性骚扰所谓“边界模糊”，主要是因为女性的感受不受重视——你感觉不好就是性骚扰吗？我又没有怎么样，说了几句自认为有情趣的话怎么了？问题在于，骚扰者常常处于权力位阶上较高、较有利的一级。他为了自己开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无视对方的感受。
在校园里我不止一次地听学生讲到类似情形，资深教授和一群女生在一起，大赞女性气质，自以为风情流转，在座女生却感到毫无学问可言，她们被看重的只是身体和性魅力。交谈中总是教授主控话题，怯于情面，女生不好意思离席，或者不能不去捧场助兴。
最近李思磐她们做厦大性骚扰事件的新闻行动就挺好的，一个是提高了校园性骚扰问题的能见度，再一个也让很多老师看到，这种行为要受到惩罚。
女权新生代与公民主体性
背景：
“女权五姐妹案”与青年女权行动群体的出现，已经为中国民主运动带来新的冲击，也注入了新的能量。越来越多认同女权的女性将成为社会运动的“种子选手”，她们在男性和男权文化长期主导的民主运动中，已经生成新的气象。
要讨论中国女权运动，我们尤其不要忘记，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中，有许多女性活动家投身其中，如王宇律师，她代理过诸多敏感案件，现在身陷囹圄；北京公民王荔蕻，她发起声援“福建三网民”、“庆祝刘晓波获诺奖”等街头行动，曾被判刑9个月。再如记者高瑜，她撰写了大量批评中共文章，被强加罪名判刑7年，现保外就医。还有叶海燕，她以民间女权为旗冲锋陷阵，呼吁保障性工作者权利。在性与公共政治等各种禁忌议题上不畏打压，坐言起行。在艾滋病与权利运动中，高耀洁教授更是发起人和先行者。
赵思乐：“女权五姐妹”因为发起反对性骚扰的街头行动而遭遇国家暴力，您对“女权案”整体有怎样的看法？
艾晓明：近年来跟性别相关的事件很多，这案子是最突出的。它呈现了年轻一代女权行动力量和社会影响。这次抓捕彰显了女权行动的公共性。
女权行动派以以街头、交通工具作为空间广场，前所未有地宣示了公民的主体性。是因为这种主体性，政府的角色要让位，要从主控的威权位置下转向服从，倾听；要调整政策来提供服务。当然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很蛮横的，它显示了专制的颟顸，不讲理以及恐惧。
赵思乐：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权运动对社会运动、民主运动的一个冲击。
艾晓明：对，我觉得是很大的贡献。就像蚂蚁和大象，你或许不能把大象掀翻在地上，但是你的自主自在却让大象怒不可遏。
年轻一代的女权斗士特别以“行动”二字来自我定位，这和以前我自己在学校工作时做的权利倡导不同，她们有更强烈、更独立的公民主体性。这个主体性给当下的中国女权运动注入了更大的活力。
具体来说，我长期在体制内工作，虽然从2003年开始女权行动，但我们多少都有被激进派批评的“理中客”的问题，前提是某种程度对政府的理想化。我们倡导行为类似于唤起，召唤政府沉睡的服务功能，而所有的诉求也都基于国家已有的法律规定。还有一个前提是，作为大学教师，我们不敢鼓励学生去参与有政治风险的事情。
也许这正是“89学潮”给我这类教师带来的政治阉割，我们深知政府行为在某个节点的暴力性。这是我们无能阻挡的。那么可以做的是，不让年幼者被暴力摧毁。但是我们不应该去改变国家机器吗？不应该去改变其暴力性质吗？应该啊，但是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已经变成潜意识和自我约束。
但是我看到年轻的女权行动派，她们对体制的想象力不同，也没有我们这种政治创伤后遗症。这让我想到卡夫卡小说中的故事：一个人在法的门前死等，直到生命尽头，因为那里站着守门人。结果看到他快要死了，守门人对他说：这门专为你而设，现在我要关门了。
我们很多人都属于等法等到死的一代，但女权行动派摆脱了这种宿命。她们不请自来，径直进到法的门内。在法院门前、地铁车厢、教育部门口……她们举牌示威抗议对小学生的性侵犯，剃光头喊话教育部要求平等录取，直接起诉有关部门抗议歧视，要求修改教科书等等。
在当下恶劣的司法环境下，她们徒步千里，直面生活，诉诸公众，要求国家机构承担责任，否则就批评，就搞行动。这些基于女权的抗争，重新定义了公民和国家的位置。以公民身份凸显和保卫了政治对抗的合理性。
谈到政治对抗，这两个字眼长期以来被妖魔化，也不知把多少民族脊梁断送在牢狱。但从女权行动派的活动中，我们看到生活政治和国家政治的融合，生育、升学、就业、婚恋与国策原本就是息息相关；而从她们开始，国家不可以掌控一切，其中是非利害，且听女权论断。
赵思乐：对，但是女权团体展现出来力量以后，它跟其他民主和社会运动，接下来可能会有既结合也冲突的过程。
艾晓明：结合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结合点就是公民权。妇女权益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广阔层面，也和儿童权益、老弱病残者权利等相关。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社会要有广泛持续的捍卫人权运动，那么女权运动的推动就太重要了。幸运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女权传播和教育，我们真的有了一批女权活动家。从新一代年轻学者到青年女权派，有很么多头脑明确、理念清晰、有行动力的人。这就像体育运动的种子选手，有战斗力。
赵思乐：对，女权运动里面的核心人物、种子选手可能参与到民主运动中。
艾晓明：不是参与，她们就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她们行为具有对抗性和公共性。这种对抗性，才把体制内、课堂上允许传授的女权主义变成生活实践和国家政治。如果中国的女权主义仅仅是限制在教室里而不能成为政治实践，它不可能有活力。换言之，它也会沦为教条主义之一。
赵思乐：在青年女权运动之前，女性参与民主运动也有不少杰出例子，但相对于男性，女性参与到民主运动当中还是少很多，这是为什么？
艾晓明：妇女进入公共空间本来就少，妇女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弱，男权文化对性别角色的规定是这样，整个社会生活也做了如此的角色安排。大量的女性要承担家务，生儿育女；很多职业女性也因为怀孕和养育幼童而改做全职家妇，养老送终也都是女性的事儿。
如果一个男的说，我不做公共事务，我去支持我太太，这个男人或许会被耻笑；这就是性别分工的压力。
一个女人如果说要去结婚、生孩子，会得到很多祝福、赞许，为什么？因为符合传统的社会分工，进入到它的指定角色。这时它对你也温暖友好，因为你对它也很赤诚。你不反对，不挑战。当你跳出来质疑、反叛时，就有惩罚等着你，把你吞没。因为你消解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威性。
在缺乏民主的社会，多元化的生活方式被看做是危险的；因为它坚持人性的多样性和自由选择，它在生活方式上反对一元化和独裁。在这样的社会，惟有整齐划一的生活拥有想象的共同体和安全性。专制社会把任何通向自由的探索都看做歪门邪道，尽管如此，从社会大趋势来看，文化的发展总是趋于多元和自由的。
赵思乐：即使参与到民主运动中，女性的重要性也常常被忽视，这是为什么呢？
艾晓明：是的。对于某些中国社会运动的研究者、观察者，他们可能忽略了中国社会抗争里女性活动家的作用。媒体报道传统框架都趋于男性主导，它自动就把女性框到外面了。
赵思乐：另一个现实是，民主运动里长期是男性群体主导，其中也有性别的等级，男人总是决策者和领袖，他们之间有“兄弟情谊”，而女性则很难进入领导层。
艾晓明：这种现实需要面对，因为我们就是在男权社会，在它的文化结构里。我们想跳出它的桎梏，而周围环境、人群，社会文化没有做好准备。
赵思乐：那么民主运动的女性参与者，她们注定会是比较受排斥的人吗？
艾晓明：因事而异吧。当大家的诉求统一时，女性是有力的工作伙伴，这个时候性别不是问题。但如果你独立提出性别的诉求，可能会有争议。
赵思乐：对，这就是问题，当我们作为这个运动中的女性参与者的时候，要不要提出女性特有的诉求？如果遇到阻力怎么办？
艾晓明：像你说的这个现象，美国妇女运动也遇到过。现在在中国的女权圈内，也有不同的小圈子。有认同女权主义，不认同青年行动派的。也有认同行动派，但不认同上街。或者是认同上街，但不认同政治反抗。我觉得这歧很正常。人的想法、派别，有很多层级。越保守的人数越大，越激进的人数越少。但激进的人可以带动很多人。你往前走，其他人会看到，原来这样是可能的。
赵思乐：如果面对差异，应该坚持诉求，还是为了团结而放弃异议，尽量融入？
艾晓明：我说不好。必须思考的是，放弃原则吗啊？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你可以承受吗？集体行动肯定是有妥协，如果你承受不了集体行动的代价，或者女权群体不愿意接受另一群体的想法，结果就是分裂。但分裂也是运动的形态，分裂也是可能好事，分裂里面也有重新组合。
以前我研究昆德拉的小说，他就质疑集体行为的意义。他认为集体总是抹煞和利用个人。哪怕是正确的集体行为，它和在广场上喊偶像万岁没什么区别，尽管口号内容不一样。集体行为追求功利效果，不顾及个人精神上的千差万别，因此对个人没有意义。但是哈维尔不赞成昆德拉的想法，政治行为当然要有集体参与。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目标不一样。
赵思乐：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历史上，有时女权运动精诚合作，但是它自身的诉求，可能被放弃，或者说被牺牲掉。
艾晓明：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尽管有短暂的挫折，由于那些女权主义者死顶，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我看过一个片子；倡导者在白宫前面一直站着，风雨无阻。后来，一战开始，要打仗了，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妇女不要再搞事了，国家利益压倒一切。但是那些女性还是坚持在那儿宣讲，一直站到获得权利，通过法案。那个片子中文译名为《女权天使》。
社会运动中的亲密关系：女性必须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吗？
背景：在涉足民主运动的女性中，有特殊的一群，她们是民主活动家的妻子或者伴侣。她们往往被期待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样：肝胆相照，无怨无悔；以妻子的名义与丈夫一起承担苦难的命运。
她们这种不畏牺牲的品质一直被传唱，但其中却有性别陈规的滤镜。例如，一位知名评论者在谈论政治抗争者的妻子时写道：“怎样的压迫，怎样的不公，怎样深重的悲愤，把本来应该享受明月清风的优雅的东方女性，一个一个逼到绝路，逼到她们不得不站到街头怒吼！这是她们的男人的最大慰籍，但却同时是整个国家的耻辱，和所有其他男人的耻辱。”
但现实中，也有抗争者的妻子，她们的生活想象和自我认同未必是十二月党人之妻。曾被视为抗争妻子典范的曾金燕，在丈夫胡佳出狱后，选择了带着孩子赴香港研修，并与胡佳达成共识结束婚姻。唐荆陵的妻子汪艳芳的生活理想原本是相夫教子，但这些年来一步步走到思想前线，成为人权捍卫者。还有一些为妻者在痛苦中挣扎，她们并不认同丈夫的政治理念，但同样遭受株连，生活陷入困境。
赵思乐：当受到政治压迫时，家庭中的性别关系会变得更复杂。在某些亲密关系中，女性有时承受了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极权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男权的家长制传统。她既要承担家庭责任，又要对家庭中的歧视保持隐忍。
艾晓明：确实，个人处境不尽相同。记者北明曾告诉我说她计划做一系列访谈，要写中国政治犯的妻子的故事，她认为她们就像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样美好坚毅。在她的选题中，我建议说，也可以讲曾金燕的故事。她说，金燕和胡佳已经分手了。我推测，她的意思可能是，金燕没有十二月党人妻子那种忠诚了。
我说这恰巧才是现代版的政治与爱情故事。分手的夫妻依然可以是人权战友，婚姻价值也不等同于人生价值。当你排斥这种关系时，就有点削足适履了。那个履就是传统婚姻观的破鞋子。
在传统中，女人，不管嫁给谁，她总要成为他的一部分。革命或进步的事业，更显得有道义正当性去要求女性牺牲一切，从一而终。如果她和这个革命家个性不同，如果她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因此结束了婚姻关系，那么这种自我选择就引起争议。离开家庭可能被看做抛弃政治大义，背离伦理责任，道德光环由此散尽。
我觉得改造社会的大业和婚姻本来就是两件事，其实现在公众对离婚也都习以为常了。那种“十二月党人之妻”的想象，来源于俄罗斯文学中的民主诉求，它也有文化传统中保守的婚恋观的基础。你看托尔斯泰等十九世纪末进步的俄罗斯文学家，他们都很看重女性的精神价值，但这种精神价值依附于爱情婚姻，并为男性追求理想自我提供动力。脱离婚姻爱情的女性，或者是有缺陷的，或者是不道德的。这都二十一世纪了，你想想，中国社会的婚恋观本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政治家的亲密关系中，离异的情形也很普遍。所以拿“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种比喻来观察中国当代政治反抗者的妻子，可能会脱离现实中个人选择的多样性。好在胡佳并不是这样，他非常尊重金燕的选择。
赵思乐：我们确实看到，自称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派的男性，也有人排斥女性的自由选择。
艾晓明：建立平等尊重的亲密关系，包括选择开放的性关系，这种现代生活实践，来自不同的思想视野。现代的亲密关系其多元性和活跃程度，是传统婚姻无法想象或者不接受的。
我相信李银河的生活观念一定给了很多人鼓励，让他们看到一个合理的榜样去探索自我和自由。作为性社会学家，她在专业上很有造诣。她也将自己的亲密关系公之于众，并且非常理性地肯定自己独特的的性取向。这样她不仅是为自我辩护，而且维护了另类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这就是反歧视的生活政治。
亲密关系中，如果双方保有开放的心理和平等交流，那这关系可以见证共同成长。我觉得亲密关系应该是自洽、自足的，也取决于自我定义。那种一定要索取一方、牺牲一方的主从关系才是不合理、非理性、反道德的。
在争取人权的历史上，性别的平等权利被铭刻到法律里，还是上个世纪的事；它的政治运动实践也较晚发生。今天中国的男性社会活动家如果说有人缺了这一课，那我们要更努力去推进女权教育。正如女权运动也同样需要和中国当下其他民主派、自由派群体对话。
赵思乐：所以也不能一开始就责怪他们不是真正的民主。
艾晓明：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缺课。女权派也有知识空缺，要补。但对性别的无知并非仅仅是知识问题，它和对待种族、阶级、族裔、身体残障或性少数等群体的无知一样，会实际地恶化弱势群体的处境。
赵思乐：你怎么看待抗争者中那些些忠于婚姻的女性，她们也许符合“十二月党人妻子”的范例，她们承担了丈夫的苦难，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生活压力下坚持，成为丈夫的感情支柱。
艾晓明：我相信这样的女性也挺多的。我并不是说，像唐荆陵律师的妻子汪艳芳那样，就不值得称颂。我只是觉得，她的身份不仅是妻子，而且是人权捍卫者。荆陵在茉莉花期间第一次被拘禁时，对艳芳打击很大，她几乎精神崩溃。但这一次她挺住了，而且成为事件的发言人之一。她的心理承受力和思想表达能力，都在这几年的磨炼里强大起来。
艳芳和金燕不一样，金燕原本就在知识女性的生活圈里。艳芳和荆陵都来自底层社会，也是无数移居南方的普通人之一，男婚女嫁，从一而终，当初这个关系并无特别之处。艳芳不寻常的是，她和荆陵同担了政治风险。她没有因为荆陵选择了社会运动和政治抗争而苛责他，或者用传统的生活观念去要求他。她把对荆陵的爱变成自我成长的动力，去理解和学习人权活动，分担丈夫和国人的忧患。这是她的理性选择。就婚姻而言，她没有悖逆传统；但在政治选择上，她做了这个国度极少数人会坚持的事。
她看上去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吗？在我有限的阅读记忆中，那些妻子们只是被流放的党人的一部分，被牺牲的那一部分（或者，还需要更多地研读那个时代的史料，看看是否有一些书信日记留下来，重新倾听她们个人的声音）。但说到艳芳，我觉得她的立场不仅源于和荆陵的私人关系，还在于她对现实的独立观察和理解；在于她对表达自由、社会公平的信念。十多年来，荆陵被吊销律师执照，遭遇跟踪骚扰，她都亲身经历了。她和他一起倾听过许多底层的苦难，她有自己的坚定信念。这样她才会维护唐荆陵律师倡导的非暴力实践，在唐律入狱后她举牌抗议，参与行为艺术，与受害人家属沟通，为其他人权案发声……这一切，都超过了作为妻子的家庭生活领域，而承担了更大的社会责任。作为良心犯的妻子，很多人在社会公共话题中保持了沉默。她们已经承受了超常的政治压力，这种沉默本身也是被剥夺的结果。而在这种情况下，艳芳的发声殊为不易，也更具有公共意义。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艳芳承受的不仅是荆陵的痛苦，也是她自己政治立场的代价。这是这场看似传统的婚姻中的现代因素，她是坚持政治立场的人，就此而言，她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权捍卫者。
赵思乐：如果一个男人投入民主事业，而女人觉得这样不好，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又不愿意离开这个男人，那她的出路在哪里？其实这种困扰非常多。
艾晓明：是啊，婚姻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深得多。按照传统的性别观念，女性就是感情动物，感情是女性生命意义的体现。而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力则是男性气质的积分卡。就文化规定来看，男性和女性享有的性自由和感情独立是完全不对等的。
赵思乐：这种情况下，对于在民主和权利领域工作的男性来说，他们要选择的是维持目前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还是去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
艾晓明：要民主就要和女权派站在一起。没有性别平等的民主叫什么民主？就个人关系来说，我不是婚姻专家，也不能给出正确药方。但我觉得在民主政治中，男性和女性都需要内心的革命，以便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这种自我更新必须是坚持不懈的，因为传统随时在策反，等待男性和女性回到既定的角色位置。
最近我在想，随着人口结构老化以及经济衰退，中国的女权运动要面临巨大的危机，因为大量的女性壮年会被拖入到这个人口的生老病死机制里，去弥补国家福利留下的黑洞。意识形态也会更加努力的固化女性的传统位置。如果要坚持维护妇女权利，女权运动必须更强力地介入到国家政治和个人的生活政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