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冬至刚过，就迎来了阳历新年。 刚过去的这个冬至是个特别的日子，足以永垂史册。 是什么原因，你们都懂的。
冬至是北半球黑夜最长的一天。 古人认为，每年到冬至日，阴气尽，阳气又开始发生。 指春天又到来了。 这就是《周易·复卦》中的“一阳来复”。 阴阳消长，也象征着事物的由弱变强，盛极而衰。 《老子道德经》上也多次谈及这个道理，其中第三十章有这样一句话：“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凡物强壮了就要衰老，若违反此规律妄自逞强，这就叫不合于道，无道就会早亡。
新年伊始，不妨回顾一下远近历史。 三年前，我也曾出席天则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3‘新年期许’论坛”，当时大家对新人抱有诸多期许，我发言的题目是《没有期许，只有反思和预测》。 三年过去了，相信今天各位还会有不少期许，但即便是再恳切的期许，也很难唤醒装睡的人。 今天，我还是“只有反思和预测”。
反思百年来不断循环的民间期许与官家承诺，你会发现，中国人每过几十年，就会做一回“中国梦”。 从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再到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联合政府》…… 伟人们不断地描绘美好的社会蓝图，而民间也不断地期许盼望其实现。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描绘了这样一个“中国梦”：“‘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 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
1949年召开新政协，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以诗一般的语言重描“中国梦”：“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着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疗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在开幕词结束时曾高呼“联合政府万岁”，大会通过了被称为“民主大宪章”的《共同纲领》。
百年“中国梦”多是“宪政梦”，伟人们要大众相信，只有跟着他们走，就一定能实现梦想。 当年老百姓就期许：“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领导我们向前进。 ”要论“带路党”——他老人家就是。 带着带着，走呀走呀，走到1949年，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突然“一边倒”，美国式的民主不提了，宣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呼儿嗨哟，国人的追求已久的“宪政梦”，很快变成了他乾纲独断的“专政梦”……
此后六十多年间，联合政府演变成一党专政，中国的“梦工厂”持续造梦： 1950年代提出“共同富裕”，历经大饥荒和十年动乱，结果是“均贫”；1980年代推出“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造就了今天的环境恶化和社会两极分化。 然后，“中国梦”就升级到了最新的版本……。
试问还有然后吗？ 或许有，或许没有。 中国人从传统上就缺乏契约精神。 “承诺”作为一种政治权术，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中屡试不爽：订约，毁约；再订约，再毁约……可以循环往复地透支信用。 但进入信息基本透明的大数据时代，这套伎俩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最近电视台热播《芈月传》，其中有秦武王嬴荡“举鼎绝膑”而死的故事。 “武王有力好戏”，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等人均被任为大官，公元前307年，嬴荡来到东周洛阳，看见大禹留下的九鼎，与孟说举鼎为戏，折断髌骨而死。 此事在《史记·秦本纪》中有记载。 后来芈月的玄孙秦始皇统一中国，大秦帝国空前强盛，但推行暴政，过度透支民力、国力，结果“二世而亡”。 可见，无论个人还是家国，“物壮则老”、“不道早已”的道理是一样的。
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 黑格尔认为中国其实没有历史，只不过是王朝的不断循环而已。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向黄炎培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中国传统政治意义上的“道”，往往是王朝“天命”所在，无道失去“天命”，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 这个概念，如今又被附会成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去年有领导人首次论述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并与弗朗西斯·福山有所交流，这是个不错的开头，可见“合法性”的危机，高层也意识到了。 但对于“合法性”的解读，目前仍是各取所需。
福山在其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一改其 1990年代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对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自信，主张“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必须让国家能力与民主和法治相平衡”，或许令奉行“新权威主义”的高层感到欣慰。
最近，福山在接受“凤凰评论”采访时建议：中国要从法治开始，而不是从民主开始。 可以仿效德国等很多欧洲国家，从建立法治社会开始，然后再过渡到民主制度。 他认为中国大力治理腐败是个好事，有利于真正的法治。 但真正的法治需要强调的是对整个政府的约束，而不仅仅是对低层政府的约束。
可见福山所说的“国家能力”和“法治”，与传统意义上的“秦政”、“法家政治”风马牛不相及。 西方式宪政民主并非没有缺点，到目前为止仍是“最不坏的制度”；东方大国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却完全没有可持续性。 试图借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反证“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未免鸡同鸭讲。
“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口号，是近三年来最激动人心的承诺。 但法治不是“法家政治”，把宪政说成敌对势力的阴谋，锻造以言治罪的文字狱，打的是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宪法的耳光；制造“政策牛市”和“做大做强”国企，昭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仍是政府。 规定不准“妄议中央”，而中共党史中毛泽东“妄议”军事冒险主义，彭德怀“妄议”大跃进，邓小平“妄议”两个“凡是”，都是为了纠正中央的错误。 堵塞内外言路，又何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的一年中，不期许执政党垮台的人中间，我算是其中之一，因为有政府比无政府为好。 我也并非一贯爱唱反调——中国不会被唱衰，只会被治衰。 过去一年间，不接地气的举措日增，疑似出现了某种认知障碍，影响到治理能力。 最大的敌人仍是自己，若执着于“伟大光荣正确”的自信，继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张奚若语），不仅会丧失历史感，也将丧失现实感。 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由此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而“人亡政息”，岂不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