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今年是文革发生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5月16号，中共政治局发出的“五一六通知”，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标志。为此今天的焦点对话进行文革专题讨论，探讨一下：中国官方文革史，为何误区重重？文革的受害者群体，为何保持沉默？文革阴影，为何至今笼罩中国？
文革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但是直到今天，有关其成因仍然众说纷纭。政治制度说，历史传统说，权力斗争说，各有争论。不过，许多专家的共识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索，也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主线。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是不是文革发生的最大原因？除了政治制度与中共高层，整个民族对于文革的发生有无值得反思之处？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 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表示，毛发动文革，就是因为“大权旁落”，可以说，文革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夺权运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就是为了乱中夺权。夺权总要师出有名，文革秀才为此总结出“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运动愚弄民众。文革十年是一部夺权和反夺权的历史，权力斗争贯穿整个文革的全过程，始终是一条主线，路线斗争为表，权力斗争为里，文革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以粉碎四人帮告终。所谓“理想主义”的说法，是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概括出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运动愚弄民众，后来又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
程晓农表示，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用政治制度来解释，只触及表象，因为所有相同制度的共产党国家只有中国、苏联有文革，但苏联的文革仅限于文化领域，而且不是彻底否定西方文化，而中国的文革却把整个国家翻了个底朝上。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文革，只是强调了毛的手段，而模糊了毛的动机。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帝王心术支配下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因大跃进失败而动摇感到恐惧，所以想消灭党内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势力，文革中的权力斗争和群众运动都是达到这个目的之手段。至于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理想主义，那是为了美化毛泽东文革意图的托词。所谓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其实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推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政策，即人民公社制度，一实验就一败涂地，导致3千万农民饿死，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毛的失败，说到底是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失败；文革时期毛泽东仍然试图再度复兴这种乌托邦，最后还是失败了。荒谬的理想祸国殃民，毛泽东执政28年，就栽在这上头。
程晓农说，刘少奇成为文革的首要目标，是因为他在挽救大跃进败局的过程中赢得了党内支持和尊重，而这恰恰动了毛泽东的奶酪，让毛泽东害怕自己早晚会被否定。文革初期以打倒刘少奇为目标的权力斗争，是消灭政敌的手段；刘少奇被打倒后的一连串权力斗争，则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平衡派系而采取的措施。文革时期，包括四人帮在内的文革派，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老干部，是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毛的政治工具。四人帮本身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威望，完全借助毛的强力支持才能推行文革政策。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凶，四人帮不过是抬轿子、吹喇叭的。把文革的历史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无非是为了避免彻底批判毛泽东。
王康认为，某种意义上，文革是毛泽东一生思想的集大成。文革思想既有韩非商鞅李斯法家统治术，尤其秦始皇帝王观，也有儒家“新民”思想，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在西方则是马克思唯物一元论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的暴民政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反人性、反文明和反西方的传统，构成文革的历史土壤，苏联东欧皆没有这种传统。文革在国外，主要是西方社会推动了激进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下半叶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
陈破空认为，文革的发生，各种成因兼而有之。政治制度– 人民无权监督权力，因而无权讨论更无法阻止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历史传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给了毛泽东最大灵感和启发。权力斗争–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成为文革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个人品性– 毛泽东的流氓造反者和土皇帝人格，无边的内心黑暗，毫无人性底线，而放肆地为所欲为。许多中国人，既有明哲保身、见死不救、又有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的劣根性，这种民族性，很容易让文革酿成一场全民疯狂。
焦点对话：文革专题（2）：受害者，中国的“犹太人群体”
华盛顿—文革历时十年，彻底改变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而其中直接的受害者群体，数目之巨大，受害之深重，可与上世纪最著名的受害者群体犹太人相提并论。但是相比于犹太人二战后的呐喊与呼声，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文革受害者对其惨痛经历保持沉默？随着岁月的流逝，文革的受害者群体正在老去或死去，历史的真相是否会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无痕？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 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认为，文革时期把文革前的社会迫害严重扩大化，被任意圈定的“阶级敌人”，从黑五类到黑七类，到黑九类，还有文革初期被北京老红卫兵打死的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中学老师，都是直接遭到迫害的受害者群体。文革的加害者包括毛泽东及其高层追随者，中层的参与地方文革运动和担任军宣队的军队干部，以及民间的一批底层造反派、红卫兵，甚至普通农民。官方不许否定共产党统治的前30年，也包含了不许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中国的文革反思只能是民间的自发、零散努力。文革受害者和其他时期的受害者一样，大多数被迫保持沉默。因为深入批判文革，实际上就是批判中共政权；而中共的宣传机器和专政机器一直在阻止揭发文革罪行。文革的历史真相存在于中共档案和受害者回忆当中。宋永毅先生建立的文革档案库保存了相当一批文件资料，有助于今后追查文革真相。受害者群体老去，确实使得追查文革真相越来越难，但真正的障碍是当局捂文革盖子的既定方针。
高文谦表示，纳粹德国搞的是种族灭绝，中国搞的是阶级迫害，只要阶级成分不好，就是原罪，成为政治贱民，子女也跑不掉。开始是所谓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右派，变成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文革中又加上资本家、黒帮，后来又变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最后又加上知识分子，所谓“臭老九”。凡是上了名单的，都打入另册，成为政治贱民——类似犹太人的受害者群体。中国没有清理反思文革，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二是中共官方压制。中国没有宗教，传统文化中缺少带有敬畏意识的忏悔，源在于“性善论”，缺乏对人性恶的反省；而西方基督文明是“原罪”，因此需要救赎。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官方压制民间对文革的反思，因为这涉及到祸首毛的罪责和一党极权体制的制度根源。
王康表示，中共中央1967年颁布的《公安六条》所划定的21类人，是文革最大受害群体，文革中的犹太人。他们从1949年起就沦为政治贱民和奴隶，文革中成为完全无辜的替罪羊。中共对他们的迫害，甚至超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不折不扣的“危害人类罪”。但是由於中国一直奉行极权主义，近一亿不幸者的苦难从来没有被记录和申诉过，整整一代受害者及其子女完全消失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阴影中，构成中国无法言说的悲剧和黑暗。
陈破空表示，纳粹德国的受害者犹太人群体可以发声，德国能够反思，在于，纳粹德国被终结，德国发生了制度变革，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中国文革受害者群体沉默或失声，原因在于产生文革的那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变迁，作为加害者的那个党、那个政权依然在位，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封锁文革真相，阻扰文革反思。邓小平等人虽然决议否定文革，但平反昭雪的受害者，主要是党内高官，而非普通大众。这是朝廷里的一次翻案，并非整个民族的翻转。刘少奇家属王光美、刘源等人对毛泽东的“宽大”，显示他们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也显示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并无健全的人格和血性。
焦点对话：文革专题（3）：文革遗风，至今笼罩中国？
华盛顿—文革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但文革作为毛泽东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深刻地影响着执政者的思路。文革遗产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执政者继续从中吸取灵感？而民间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文革了解的缺乏，对于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 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陈破空认为，邓小平之后，连续几届中共当权者左倾，或出于思维陈腐，或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不论怎样，这种左倾领政，带来文革复辟思潮。文革遗风依然弥漫于中国社会，就是上行下效的结果。不必乐观地以为文革不会重演，其实，滋生文革的土壤、气候依然如故，文革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华国锋当年虽然宣布文革结束，但严格而言，文革远没有结束，而是以另类形式潜存，且间断呈现复辟势头的高涨。主政者之所以将文革列为反思禁区，乃是因为反思文革，可能危及共产党的统治基础。捂住文革的盖子，就是要遮掩这个党最大的历史罪行。
高文谦认为，习近平举毛旗，走老路主要有三个因素：制度环境、社会土壤和习个人因素。制度环境——毛仍然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是维护一党天下的镇国之器，不容任何挑战。长期以来，利益分配格局的严重失衡，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毛死灰复燃的社会土壤。习近平个人的因素，除了崇毛情结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要把毛作为执政的话语权。这反映了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只能向老祖宗乞灵。本来应该借文革五十周年的机会，反思文革，避免重蹈文革覆辙，但是，习中央却下令不准提文革一个字。实际上是只许毛左放火，不许反思文革点灯。这和文革“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如出一辙。人大会堂举行红歌会，习的老家文革座谈会，会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根子就在习近平“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习在为毛解套的同时，把文革的幽灵也从魔瓶中释放出来。
王康表示，毛泽东用“人民拜物教”把人民变成脚手架，从而达到天下大乱、爬上历史顶峰的目的。文革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暴君煽动的人民作恶的事件，毛泽东成功的摧毁了人民的伦理道德和文明规範，利用并改造了中国国民性，人民从此被败坏。无论薄熙来还是习近平都对毛既恐惧又利用，拒绝建设民主宪政，中国的危机和衝突由此被激化。中共又成功的阻止了对文革的反思，年轻一代成为虚无主义者。但是一旦发生重大社会或经济危机，他们将在一夜之间变为狂热的激进主义造反派，文革重演将迅即变成现实。
程晓农表示，文革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走资派”和“造反有理”这两个政治口号，中共部分否定文革时主要是要否定这两条，但它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暧昧态度又使得这两个口号仍然活在民间，构成对中国未来的潜在威胁。文革最大的经济遗产是平均主义，这是民间仇富情绪的价值观根源。文革最大的社会遗产是几千万下岗工人，他们是怀念毛时代的主力军，也是中共建立共产党资本主义过程的牺牲品。所有崇拜毛泽东的人都是曲解历史，为自己所用。对权贵阶层来说，毛泽东现在不过是一根“权杖”，举着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势财富永远正当；对不满现实的底层民众而言，毛泽东是心灵鸡汤，也是扔向权贵的石头；对少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毛泽东则是一个汤勺，用来从权贵的锅里捞点肉吃。谁也没真把毛泽东思想当回事。
程晓农说，官方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但对文革的起因和真相却讳莫如深。对年轻人而言，通过教育系统不可能得到完整正确的文革认知，而家庭背景则决定了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文革印象五花八门。这种对历史的混乱认识和无知，符合当局的需要，但必定在中国社会未来的演变中埋下地雷，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格外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