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反共的同志们，你们向全世界宣告了反共的决心，更不顾一切困难，毅然决然地反抗遣返匪区之后… ”
解说：1953年8月底，韩国济州岛西南端的反共战俘营区传出了蒋介石的讲话声音。蒋介石在录音中劝说反共战俘们配合联军落实停战协议, 前往三八线附近的中立区。
蒋介石： “我相信联合国对自愿遣返的原则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解说：就在一个月前，联军与中朝代表在韩国缺席的情况下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当天夜里，朝鲜大地轰鸣了三年的炮火刹那间沉寂了下来。
根据停战协定，1万4千名拒绝直接遣返的战俘要前往三八线附近的中立区，接受中共方面的解释，并在为期90天的解释期间，接受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军队的管辖。这在济州岛反共战俘营中引发普遍的不安和焦虑，而且战俘们注意到，战俘遣返工作已经开始，中共有人出现在济州岛了。
1953年8月4日，停战各方红十字会代表在板门店汇合，搭乘美军直升机和吉普车，分别前往韩国与朝鲜境内的战俘营视察，抵达济州岛的正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
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联合国红十字会协调员尼瑟林（L W Neatherlin）和视察小组负责人杰拉姆(Roy Martin Jerram)，他们表示希望中朝方面尊重停战协定，协助联军代表接触到所有的联军战俘。
中方代表抵达济州岛后，济州城近郊第八战俘营坚持回大陆的战俘脱掉全身的旧衣烂袜，换上新鞋新装。他们在营地接受检查，核对指纹后携带少量行李登上卡车，在美军严密监视下被押运到码头，准备搭乘美国军舰在釜山或者仁川登陆。与亲共战俘打了一年多交道的美军人员此时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人人荷枪实弹，配备防毒面具，以备不测。
5千多名战俘分批搭乘美军兵舰前往釜山和仁川，然后坐车前往板门店。战俘营人去房空，一片狼藉，战俘自制的胡琴、军号、纸牌和麻将、破烂鞋袜等四处丢弃，被铁丝网挂住的纸片随风飘荡，像是诉说着400多个日夜的苦涩。
消息在慕瑟浦战俘营中引起普遍的不安，反共战俘们更加担心，到沿三八线设立的中立区接受解释，可能是中共设下的圈套，一旦前往，会被中共劫营，强行遣返回国。
常成： “当初的原因是这些反共的战俘，他们不愿意再被美军联合国军送到板门店，去接受中共的这种解释，他们说是洗脑，他们坚决不去。所以美国人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些人宁死也不愿意再走：我们就待在这儿，我们要去台湾, 我们不想去板门店。”
解说：为了消除战俘们的顾虑，中华民国政府先后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济州岛西南端的慕色浦战俘营进行慰问。各界的关心，特别是蒋介石亲自录制的文告，让顾虑重重的战俘们吃了定心丸。
周秀环（中华民国国史馆研究员）：“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号，那时候的访问团，有空军总部派了巨型运输机十一架，载运了慰问品三十七吨飞往济州岛漠瑟浦的战俘营慰问反共义士。那每一个义士他们有发一个慰问袋，慰问袋里面有猪肉罐头一磅，菠萝罐头一个，方糖一磅，汗衫一件，这是救总送的，然后还有慰问书一封，这是军之友社送的，带上去。另外全体的反共义士又得到巨幅的国旗，总统御照，还有文化康乐箱，军友画报，还有一些签名薄。”
解说：1万4千多选择去台湾的战俘9月开始启程，分批离开济州岛，前往板门店附近印度军队管辖的中立区，接受解释。为了抵制中共的劝说，战俘们抵达印度村后，在战俘营帐外部涂写反共标语，他们高举中华民国国旗游行，坚决要求去台湾。
战俘张一夫回忆，联军虽不能直接进入战俘营，但通过后勤补给，将收音机和电池送入战俘营。战俘们收听消息，用从济州岛带来的油印机印成报纸，利用外出看病的机会向各营派送。一天，印军看守发现了报纸，与战俘扭打起来，触发战俘营暴动，印军开枪，打死军官战俘两名。
10月7日，台北各界20万人在中山堂前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声讨印军暴行，要求立即释放1万4千多在他们看来是“反共义士”的战俘。各界代表上台发言，要求国际社会尊重战俘的选择。战俘们熟悉的布鲁克斯美军上尉以国际友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表中文演说，呼吁归还这些战俘的自由。
韩战中立区的解释10月中旬一开始，就遭到战俘们的坚决抵制，很多人对中共解释人员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听，也不回答，或者没等问完，就表示坚决去台湾。
詹姆斯·巴德(James Bard, 1953年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翻译)： “你知道，不听地提问。大部分时间战俘都不回答，但围坐在这边小桌前的三个人还在继续向战俘提出问题，试图让他相信，家乡需要他回去。”
解说：这种解释方式招致战俘们的反感和反抗，进展缓慢，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得不限制提问的时间。
詹姆斯·巴德：“我认为（每人的）解释时间缩短到30分钟，或者更短，因为很清楚，他们（中方代表）只是不断地重复问题，而且得不到回答，战俘们根本就不合作。”
解说：到12月12日，1万4千多人只有1700多听取了解释，占总人数的15%，被劝回国的只有130人。中方要求延长解释期，遭中立国拒绝，解释工作草草收场。
刘纯俭（赴台战俘）：“办不下来了，一开始进去反共的，把桌子都翻了，人也打了，也不敢还手，就是反对他们劝说……他们劝说的结果，大概他们本来规定劝说是三个月，因为有一万多人。结果好像是很失败，所以他就停止了，不再进行了，没有进行下去。”
平占芳（赴台战俘）：“他这个共产党要洗脑，就是一个小队一个小队的去，就劝你，要（你）回去。他说：‘你家的父母希望你回去，都很想念你’。但是回去的人很少。”
解说：解释失败，中共方面继续加紧宣传攻势，每天在中立区北侧通过高音喇叭向战俘广播，重点内容是金日成与彭德怀9月30日发布的告被俘人员书，强调对战俘们在战俘营中的各种表现表示理解，回国后既往不咎，力争更多的人回心转意。
周秀环：“它就算是他私底下没有办法听到，那个战俘营自己都会播，不断的播放中共方面解释的事情。不断的跟他们解释他们的声明啊，他们的通知啊，不断的表达了他们的立场。这是中共坚持要做的，然后联军也让他们这么做。”
解说：战俘们对印军公然允许中共的宣传颇为不满，认为这违背停战协议的精神。
刘纯俭：“就是他在停战线的外边，一天到晚那个大喇叭在广播，向我们广播，他在他的（停战）线以内广播，声音飘过来 啊，这个不违反中立区的规定啊。”
解说：在此期间，又有300多战俘通过多种途径逃离了中立区，加上之前被解释回去的130人，共有440人回到了大陆，被中共称为“非直接遣返战俘”。但绝大多数战俘的信心没有动摇。1954年1月19日，印度军队通知联军方面，决定提前释放战俘。
刘纯俭：“它本来是1月23号宣布战俘为平民，但是1月19号印度就宣布今天就释放了，今天就正式宣布战俘为平民。”
解说：1月20日，被解除战俘身份的战俘们很早就起床了。他们换上美军发给的统一服装和国军军帽，然后打扫营地，拆卸帐篷。七点钟，战俘们整装列队，朝印度村南侧的联军控制区走去。负责治安的印度军队在印度村南端架设特别通道，让战俘们有机会再次做出选择。
刘纯俭：“然后那个印度好像有个少校，他会讲中国话，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问，说‘现在你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回大陆，向这边走;你要去台湾，（他们不讲回台湾，他们这个中立立场我认为守的很），你向这边走，最后一次，你考虑好，这是最后一次’。然后就自己选择。”
平占芳（赴台战俘）：“结果到了90天之后啊，就自由了。那个大门，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严禁回大陆的。回大陆的在左边，回台湾的在右边，都有讲。但回去的都很少了，大部分的人都回（台湾）来了。”
解说：为了确保把这1万多前战俘顺利送到台湾，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斯和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分别抵达韩国。双方密切协调，敲定每一个细节。中立区南侧的美军控制区当天集结了大批美式军用卡车，联军宪兵和军人沿公路两侧站立，军用直升机频繁起落，联军总司令赫尔(John Hull)等高级将领集体现身，运输部队异常繁忙。
1月20日上午九时，第一批前志愿军战俘高举中华民国国旗，率先抵达飘扬着联合国、中华民国、韩国和美国国旗的自由门。他们发布新闻稿，向全世界宣告厌弃中共暴政，向往自由中国–台湾。包括印度记者在内的国际媒体一拥而上，争相采访。
中华民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秘书长方治、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国民政府代表特地赶到汶山登车地点看望前战俘；亲自陪同他们从巨济岛去济州岛的美军伍牧师也再次出现，祝贺他们安全度过解释期，获得自由。
前战俘们分批登上由56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赖名汤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整个车队分段由车队的领队与宪兵护卫，向仁川方向出发。车队浩浩荡荡，非常雄伟壮观，而义士们于艰苦奋斗赢得自由之后的喜悦兴奋表情，尤其令人感动。车队在公路上前进时，附近民众都挤在大路两旁，热烈鼓掌，高呼欢迎口号。”
车队先在汶山小歇，再开往汉城。韩国数万华侨张贴标语，挥舞彩旗，在汉城中央街区热烈欢迎。
前往台湾的登船地点是仁川。两年多前，麦克阿瑟率领盟军在这里登陆，一举扭转了战局。美军在距仁川10公里的艾斯康城（Ascom City，美军后勤补给重镇）设立“自由之门”。经过长途跋涉，刚刚获得自由的战俘们在这里休息，消毒，办理登记，增发服装。
美军炊事兵准备了热饭热汤。赖名汤、联军最高统帅赫尔（John Hull）、美第八军团司令泰勒(Gen. Taylor)和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等搭乘直升飞机前来探望，祝贺他们解除战俘身份，获得自由。
1月20日下午，1万4千零78名前战俘开始陆续抵达仁川，市区码头一片欢腾。联军司令赫尔上将和赖名汤等将领前来送行。前战俘们20日下午3时起分三批，在国民党军人的陪同下登上15艘舰船，于21日上午在美军飞机和舰艇的护送下浩浩荡荡驶向台湾。
1954年1月23日，满载前志愿军战俘的美军运输舰队正在黄海水域向南航行，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举行了正式的交接仪式。在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斯的监誓下，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赖名汤和韩国参谋总长白善桦分别代表联军、中华民国与韩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正式将1万4千220名战俘移交中华民国。赖名汤在讲话中代表中华民国感谢联合国与联军的鼎力相助，让这些前中共战俘获得了自由，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这一天因此被列为“123自由日”，中华民国政府就在台北总统府前面举行了庆祝集会，广场上敲响了自由钟。行政院院长陈诚发表讲话说：“这是台湾和韩国的胜利”！蒋介石总统同日发表了欢迎辞。
1950年初，美国政府已经暗示，要逐步放弃台湾，美台关系风雨飘摇。韩战爆发后，美国态度大转变，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向台湾派出了“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对国军作战部队提供督导。1万4千名中国战俘就是在美台关系峰回路转的关键时刻前往台湾的，自然国际瞩目。
常成：“所以这对台湾的命运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蒋介石他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号，就是战俘从韩国仁川坐船到达台湾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这一天，是他多少年来睡得最好的一天。因为他很长时间他受失眠的困扰，但这件事情上，他觉得是非常大的胜利。”
解说：首先抵达台湾的是145名伤残战俘，他们在1月23日搭乘两架美国军用飞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飞机刚刚停稳，人群就把飞机团团围住。各路媒体纷纷涌上，记录着历史性的一刻。
“反共义士”的大队人马乘坐十几艘美军运输舰两天后抵达台湾基隆港，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一直在幕后指挥这次行动的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蒋经国率领党政各部要员到码头迎接。绝大多数从韩国来台的前战俘抵达台湾后，被送到設在大湖，下湖和杨梅的义士村，接受慰问。
1月29日，各国记者17人在行政院“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副处长蒋坚忍的陪同下，走进大湖义士新村实地采访，他们目睹了前战俘在韩国战俘营利用各种废料制做的手工艺品与青天白日旗，他们整洁的军容，严谨的风貌与文化素养给各国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2月中旬，三个“义士村”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就业辅导教育，包括政治教育与技能培训。2月20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台北中山堂开幕，50位前战俘高举大陆各省市标牌进入会场。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
3月8日，大湖和杨梅两个“义士村”举行了典礼，共有4千4百人宣誓脱离共产党。大批人踊跃签名，要求加入国军。台湾国防部4月5日举行从军典礼。据台湾国史馆的统计，士官以下的9千多名前战俘被分发到国军三军部队服役，4千多名校尉级军官被编为“反共义士战斗团”，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直接指挥。
至此，1万4千多前战俘在台湾的从军比例高达97.4%，不少人在这里找到了职业发展的机会。
张瑞祺（志愿军63军189师567团士兵）：“我当兵，一开始在野战部队，当过步兵、工兵，然后我在部队的状况很不错，我在部队里面完成初中的教育，我在大陆的时候就读过小学，我在部队完成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概前后费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考军官学校，然后我是当过参谋，当过官，最后民国七十年退，1981年退的。”
解说：也有人抱怨，从军并非是他们的自愿选择，而且台湾代表团1953年去济州岛慰问时，答应大家到台湾后，有择业的自由。
刘化仕：“他们讲你们到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尤其你们年纪还轻嘛，都到台湾选你们的志愿，读书啊，当老百姓啊，选你们的志愿。”
元学田：“他们跟我们讲，说‘你们来台湾，年老的种田，年少的上学’，但是最后我们并没有上学。我们在基隆下船后，火车就把我们拉到杨梅，在山上住了两个星期，就把我们弄去当海军啦。”
刘敬才：“当初他派去慰问我们的人有讲到这个话，‘你们回台湾，会自由选择职业’。……可是我们回台湾以后，并没有这个选择的余地，就通通发动什么请缨从军哪，当然发动，说良心话，这个就不是什么自愿的了。”
解说：在一片动员从军的喧闹之中，另有两架中华民国的军用飞机1月底从釜山悄悄地飞向台湾，夜晚降落松山机场时，前来迎接的只是几名国防部的官员。
这两架飞机搭载的是65名为美军从事情报工作的前志愿军战俘，其中包括真正出过勤的23人，两名美军8240特战部队军官随行。
高文俊：“我后来推算，300到500人之间。他办了9期啊，我是第7期。他有时候有40人50人都有，我那时候是30，最少是30。这么加起来大概总有300多人，500人，后来回来只有二十几人嘛。”
解说：这些人被编入直属国防部二厅的独立中队，然后被劝继续为情报事业效力，曾在仙甲岛担任教官的张华煜就多次进出大陆，最后一次潜入浙江的行动中被中共抓住。
高文俊：“听说他（张华煜）去过几次，去过一次在那儿看电影，还有电影票，票根拿回来。他胆子很大。……他和别人讲，他说可以啦，没问题的，那大陆很容易的。他说我们做几次就退休了。他每次都升一级啊。他回来升少校。……结果他又再去，去完就牺牲掉了。很可惜，我很佩服他。”
解说：高文俊是这批冒险者中的幸运儿，他被直接抽调到国民党中央第六工作组，参加了台湾组织“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巡回宣讲反共斗争，并在出发前和返台后两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欧美宣讲团返回台北时，松山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他们的代表走下飞机时，妇女儿童代表献上鲜花，军方代表争着与他们合影留念。
此后， 1万4千多反共战俘的绝大多数都在国军效力，直接参与了国军反攻大陆的准备工作。刘纯俭等被分派到了海军，在“太康”号巡防舰上干起了声纳兵，炮轰过大陆。
刘纯俭：“我想干装甲兵，我在战场上我看见美军的坦克开过来，那真是威武啊。但结果，当兵的话，他不光是自己决定的，所以我就被分发在海军。他当时就是这一万四千多人，分发到海军一千，空军一千，其他大部分就是陆军，少部分子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有中广公司一般机构。”
解说：很多参加陆军的前战俘亲身参加了前沿战斗，不少人在金门炮战中丧生。
记者:“当时说有400多个反共义士在金门炮战中阵亡了？
高文钧:“不是听说,事实上是这样。他们有名字在那里,进入忠烈祠了,他们不是单独,他们在部队里的,就那个单位阿,抢滩阿,扛着炮弹阿,运武器，老共炮弹打来嘛.那老共是要把金门毁掉的，炮弹很密集阿。”
解说：中华民国作为美国盟友的地位此时也空前巩固。1954年12月双方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美国不断增加对台军事与经济援助，內容包括武器、战略物资和基础建设投资。统计表明，从1951年到1965年，多达15亿美元的美援资金进入台湾，对台湾的经济腾飞起到关键的作用。
这里是隶属台湾总政战部的心战总队，很多从韩国归来的军官战俘们被分配到这个部门。他们的大陆背景与才干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台湾军方对大陆广播与宣传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少人被提拔成校级军官。
《一万四千个证人》电影插曲：“我们决不回头一望，纵然抛妻别子离乡，为了自由的渴想，我们齐声欢唱…”
解说：1957年，台湾华侨影业公司开拍《一万四千个证人》，启用国军装甲兵一个团，战俘营联队长应祥云、高文俊等前战俘、美军牧师吴博礼都在影片中客串，真实再现了当初战俘营中争取自由的场景。
1958年影片在台湾各大城市主要戏院上映，反响热烈，1962年摘取首届金马奖的优等剧情奖。
即便如此，这些前战俘们并没有获得中华民国的绝对信任，国军没有放松对这些人的警惕，而是加强内部控制，严防生变。刘纯俭从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迟迟没有分配，后来才知道原因。
刘纯俭：“因为当时按照一千人来讲，他一条驱逐舰来讲是两百五十人，可以开四条驱逐舰。他怕我们叛变，把船给他开跑了，事实上他是这样的，真的是怕我们。”
解说：刘敬才1965年随陆军部队移防新竹时，突然被宪兵约谈，来台尽管已经超过十年，有关部门依然没有忘记他的‘前科’。
刘敬才：“这个我这样子从台东调到新竹，那第二年的一.二三，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就我们的自由日嘛，这个时候新竹宪兵队派宪兵来访问我，访问我大概两个多小时。因为那个长官已经讲了，他有我的资料，他说，你跑到哪里，我都会整你，这样讲的。”
解说：有目共睹的是，绝大多数前战俘在国军中的默默奉献。为了表彰他们的成绩，台湾60年代提前实施“反共抗俄义士授田条例”，凡服役满两年的前战俘，每人可获每年净产稻谷两千市斤的土地一片。原来许诺的只是颁发授田凭据，待光复大陆后再授田。
1966年8月26日，中华民国反共义士辅导所在台北桃园镇虎头山中正堂举行隆重典礼，为24位韩战前战俘颁发授田证书。无论是前国军还是前共军，這些农家子弟对沃土情有独钟。他们依托虎头山下的碧水青山，在“义士农场”辛勤耕种，精心料理，田间小歇，韩国带来的水壶也派上了用场。收获时节，内心的满足让平日的乡愁烟消云散。
1969年，国军大规模裁员，前战俘中的很多人开始退役，迎来人生新的考验。此时，台湾经济已经起飞，不少人参加了基础建设。
于荣福：“退役以后我就做那个，修高速公路。那个期间正好是修高速公路。
问：那您在修高速公路主要做什么？
于荣福：中山高速公路。“
蒋鸿庆：“山上修路，什么山？在南部高雄那边。我们五六个人派到山上去了，挖石头，修什么公路。”
解说：中山高速就是著名的南北高速公路，是贯穿台湾南北的大动脉，也是当年主要基建项目，很受行政院长蒋经国的重视。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国军的工兵参加了施工。
范秀菊（战俘马学顺的遗孀）：“像我先生他，来到台湾对不对，又碰到‘八二三’炮战，幸好他有三兄弟，他才早退，那他也奉献了十几年啊。他就是工兵啊，工兵都是打山洞的。你知道我先生为什么死？他就是死于尘灰证啊，他是肺癌啊。他是工兵啊，专门打山洞的，那年轻时候他又不懂得养生的，他没有戴口罩，因为他工作效率很强的人哪，是他的兄弟告诉我的。”
解说：蒋鸿庆是郝柏村部队的工兵，过硬的本领让他1971年退役时没有过多的担心。
蒋鸿庆：“那阵儿在部队上我还是不错的，我是士官长。我们那个连有五，六个人，他们说：好，退伍。我们就退伍，就叫申请退伍。我们的连长，指挥官说：蒋鸿庆，你不要退伍，你会后悔。那会儿，我会技术啊，我会修车，车厂上坦克车，装甲兵我也受过训，工兵我也受过训，车在地上跑的，我差不多都会开。”
解说：很多人也像蒋鸿庆那样，退役后靠专业技能吃饭，虽然风雨不断，生活还是有保障。
刘敬才：“假如以我个人来讲，在台湾来说，我当然是受到一些委屈，以我个人辛辛苦苦这个就是自谋生活、去努力工作的情形，因为我做过很多事情、吃过很多苦，到最后我开计程车，考到驾驶执照开计程车才稍微好一点，所以以后才稍微有一点积蓄，又成家又立业，生活才算是稍微好一点。”
解说：这里是台北县文山合作农场，部分前战俘退役后在这里务农。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山坡上的橘林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受到县政府的表彰。
有人缺乏普通技能，平日学到的手艺就派上了用场。与高文俊一道为联军充当情报员的李物华就是代表人物。
高文俊:“他害盲肠炎到台湾，盲肠结果开刀不好，我都不懂，你们懂么？说肠子和哪儿接触上去了，就是说粘在一起了，他一动就痛。回到总医院怎么治都治不好，他得需要长期疗养。结果他下来后就长期疗养吧，他没事儿做就卖个臭豆腐在人家门口，人家就赶他,说你怎么在这儿卖臭豆腐，他说我是退役军人,韩国回来的，我没办法，我在军中不能待了,我非卖臭豆腐不可。结果好吧,就叫他卖。他就因为卖这个臭豆腐，居然把这栋楼买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但后来掉过来，当房东，那房子就租给当年不准他摆臭豆腐那个人。”
解说：因在海军表现突出，刘纯俭1970年获得蒋介石颁发的总统忠勤勋章。退役后，他领了两万八千块退伍费，上山放起了牛羊。
记者：“你养羊是卖羊奶？
刘：卖肉羊。
记者：肉羊？
刘：一般的山羊，肉羊。养羊，养牛。
记者：还养牛？
刘：对，养牛。我还得过模范农民奖章，奖状呢。在我们那个乡镇，我得过养牛的模范农民奖章。”
解说：刘纯俭一干就是二十年，退休后住进了海军单身宿舍，现在是基隆市海军祥和山庄的联谊会长，每年春节都接受当地政府和海军的慰问。他赴台几十年都是单身，十年前才接纳了一位大陆新娘。
刘纯俭：“那时整个军队都是这样的状况，那不光是我们，结婚的就不多。”
李肃：“也就是说，这和你们是韩战战俘无关？”
刘纯俭：“这个无关。”
“这是整个军队待遇的问题，太低了。”
解说：许多年后，不少当年的战俘对那段退伍后的岁月感慨万千，认为生活对他们来说实在不公。
谷辉：“他就用圈套嘛，请缨从军嘛。你不当兵，意味着那个时候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我们要有人，要是我是蒋中正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多增加点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们就想读书啊，你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你哪有前途？当兵青春卖送了，前途还没有。现在有些人，你看我们这一万多人，回去六七千人，回到台湾一万四千多人，看看这批人，当初弄回来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了大陆，干了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血腥臭味，在政府那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轻视我们，再加上反攻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