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主义（网络图片）
引言：全球化与普世价值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尽管从马克斯·韦伯到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都试图向世人讲清这一人类文明演进历史上的现象。很简单，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现象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尽可能快地消费」。在工业革命以后，这种状况就更加明显。不过，生产更多已经有无限可能，消费多少或有多快却成了问题。用通俗的中国农村俗语说，是「眼大肚子小」。进食者可能设想吃很多，但是胃口却盛不下想吃的那么多东西。消费不下去如同预算约束线的道理一样，欲望与能力之间总是存在巨大差距。如果借预算约束线的含义来发明一个新词汇，毫无疑问它是「消费约束线」。差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微观的，对个体的，后者则是对社会的。从纯理论上讲，突破不了消费约束线，资本主义就不会有未来。如同美国非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ons）所强调的那样：「技术对工人的取代一旦到了某个极限，就很可能引发资本主义长期甚至是无法消解的危机，这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其他作用原理来解释。」【注一】
预算约束线作为经济学现象并不复杂，与已有的「消费不足理论（under-consumption theory）」原理相近。不同的是，「消费不足理论」产生的条件是马尔萨斯所处的社会,那时仅是处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三个经济条件【注二】逐渐消失的阶段；消费约束线有那方面的历史性影响在内，但更主要地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结果。全球资本主义化不仅使工资水平由于技术进步而不得不下降（必然造成消费乏力），而且以地理表现的全球市场开拓完毕，远非英国率先工业化时的国际市场广阔之情形。自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同群体（以国家为表现单位）之间的战争频率与规模上升到空前的程序度——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成为历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仍无法排除。
全球资本主义与晚于它的全球化不同。后者试图使全球市场在功能上更加均衡，以至于让生产与消费之外的政治观念成为戈尔巴乔夫心中已有但又不能直接描述的普世价值，成为仍需在全球资本主义化争取地位之民族国家的应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政治全面失败时，说道：「我自己随着国家的改变而改变，但我也改变了国家。毕竟，要帮助自己的祖国在国际社会的位置恢复到符合普世价值的机会是渺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种无论如何我的使命已经完成的感觉。」【注三】而戈尔巴乔夫之未能很好地推行普世价值，其大历史逻辑或曰文明机会仍让俄罗斯沉溺于全球资本主义化，那种最初期的全球资本主义化。其状如美国的俄裔社会学家格奥吉·杰尔卢吉扬（Georgi Devluguian）所描述戈尔巴乔夫上述言说背景下的情形：「各种新生的『公民社会』（现实中通常限于各个共和国首都的知识分子网络）都致力于将自己的共和国打造成可以单独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由民主国家，它们比戈尔巴乔夫还要超前。」【注四】不用多做比较，前引的柯林斯与现在的这个杰尔卢基扬在美国学术界是左翼无疑，因为他们均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抱有深切的怀疑。在此种值得尊重的理性之外，他们均未能发现全球资本主义化与全球化的实质差别。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一、消费约束线
全球化之后发且仍在持续使它与仍然在进行的全球资本主义化亦出现重叠的情形。比如说，像金砖国家那样的机制是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而起的全球资本主义化机构，在其必然的与其他国际组织（如APEC或者IMF）的联系中显现出全球化的倾向，而不管联系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或如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均以单独国家身份参与APEC，等等。简化问题，可以这样说：发展经济学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学或圣经。所有原来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产品市场的国家（地区，社会）也都想像英国那样拥有文明史家拉尔夫所说的工业革命三条件中的第二种情形。事实已经发生，如中国的出口型经济之形成，其在国内则是高投资。在未来，全球资本主义化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化，决定着资本主义被拯救的可能性。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持续进行使得「资本主义」仍然被分成不同的种类。
在依据发展圣经所起的后期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的个人形象仍如布罗代尔对巴西一九三九年圣保罗市的那些「人精（gran-finos）」描述：他们财大气粗，讲究排场，少数人拥有天方夜谭般的财富【注五】。与此相对应，在全球资本主义化中行之时间已长的国家，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大有改观，尽管其也有社会形象很丑陋的经历（时代）。但这与不太为文明史家所关注的「人民资本主义」关系不大，而是消费虽然仍在（当然也必须基本存在），但更多的消费转向了精神层面，如宗教的再度兴盛以及批评的广泛性——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既非限于美国的学术左翼也非右翼直切谏言，而是世界任何美国之外的地方均可大规模地批判——美国对由其次贷危机而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进而萧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无从也不会像任何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对内采取言论钳制那样，来用暴力（准暴力以及以法律面目形式出现的合法暴力）来镇压此类表达。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出现的新茶党运动（Tax Enough Already）针对了华尔街上的金融寡头，但未像十九世纪末期那样出现特威德与格兰特那样的批判靶子【注六】。这是由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所界定的美国人非仇富观念即穷人们「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自己也变得富裕起来」的广泛社会希望机会。「一般而言，穷人总是支持更多的公平。在美国这种支持被削弱了，因为富人对他们的税收发出了痛苦的呼喊，而美国穷人倾向于对这些深感同情」【注七】，加尔布雷斯在一九五八年如此写道。美国穷人对于富人尤其不是像特威德那样介入政治权力的富人持有宽容态度，也与他们的文化有关系。回观英国工业革命前的社会情形仍能得到印证的彼时，「贵族领主看不起银行家，银行家看不起手工艺匠。但领主的祖父或许就是账房先生出身，这一事实可能会减弱他们对别人的鄙视态度。银行家如果认识到手工匠的发明能给双方带来财富，他也乐于贷款给后者。作为一个民族，英国人并不对生意表示担心。他们敬重那些明智、现实、在财政方面取得成功的人」【注八】。
工业革命带来了空前的财富，也带来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因此，人类近二百五十年来的历史，阶段斗争异常激烈。由于阶级斗争而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逻辑结果，人类出现了严重的不同区域的对抗，如冷战，它表面上是各种国际力量的角力，但其中一方却依据阶级斗争理论即工业革命造成的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事实而确立自己的政治伦理基础。阶级斗争的历程中固然每个穷人或不属于绝对富裕阶层的人们都面临预算约束线下的消费考量，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类整体上面临了消费约束线。加尔布雷斯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概念，似乎对马尔萨斯的消费不足理论也不感兴趣，但他敏锐地发现了消费异化的危险。他指出：传统智慧为超出满足衣食住层面的奢华消费（如更豪华的汽车、更奢华的娱乐）辩护无可指责，「但它是不合逻辑的、华而不实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危险的」【注九】。加尔布雷斯亦未使用「消费异化」概念，但消费异化作为微观现象确实是对作为人类文明级别的消费约束线的具体诠释。
在消费约束线下，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最新表现的国际经济组织（仍如金砖国家）究竟有否能力解决自身问题，如内需严重不足而推动增长的投资率又居高不下，仍然没有乐观的预期。由于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与南非在较长的预期时间已无摆脱衰退的可能，中国也面临结构性放缓，严谨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全球经济危机并非仅是美国的责任，乃至于不应由美国负主要责任。恰是如此，经历数年危机之后，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重新工业化让新兴经济体诸国倍感压力。美国大幅减少进口即国内生产大幅替代了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消费约束线在这些国家内部又成为最明显的宏观经济政策难题。假定真地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全球化以「再美国化」【注十】为特征，那么，真正的全球化就会严重放缓，全球资本主义化在多数新兴国家表现为粗俗乃至血腥的社会现象就不可避免。大历史逻辑或曰文明的机会在全球化与全球资本主义化的重叠与分离过程或不同场景里，会有含义深刻的表现。这里面有学术不能完全解释的原因，如同不完备契约理论最终会指向神学那样【注十一】。
二、国家福利压力普遍存在
全球经济危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后果，而且危机还会持续下去。因美国次贷危机而起的该次危机是一次非典型性危机，与以往世界性经济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将历时五十年（从二〇〇九至二〇五九）的危机也「将是经济理性缓慢调整的过程」【注十二】。在这个预测观点（二〇一〇）之后，中国官方观点亦认为危机将会长期化，时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称：「不确之中可以确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对这一判断，英国路透社称「王岐山的评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高级决策者最悲观的预测」【注十三】。经济危机长期化的观点还不太为全球经济界的多数人士所认可，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走完了前三分之一后，全球经济明显希望的复苏可能性仍未见到。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美中日与欧元区）四大经济体「增速悬殊」【注十四】，其中中国的结构衰退无法避免，「仅靠政策微调是无法抵消的」【注十五】。欧元区自二〇一〇年五月创立欧洲稳定基金（EFSF）以来，基金规模从四千四百亿欧元增至一万亿规模，未能取得可观效果。因此，欧洲央行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宣布增资一万亿欧元刺激经济政策。决策宣布之前，「欧洲央行理事会所有二十三名政策制定者一致支持吉拉德的这一承诺」【注十六】。欧洲的经济困境导致了政治家行为的明显变化。比如，原来坚称「每个人都有权有私生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承认自己在政治领域和私人生活中有错误【注十七】，并许诺如果在任期结束前失业率没有下降「将不会在二〇一七年寻求连任」【注十八】。法国经济不振实在与奥朗德的私生活对错没什么关系，然而，民众的不满必然会让政治家们承担更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源自国家的福利压力。
全球资本主义化带来的十分直接结果是国家功能的空前加强。即使再民主的国家其承担的社会保姆（而不是政治保姆）责任也无从推托，相反,越是民主程度高其社会保姆责任就越大。与之相对应，专制国家不愿真诚地承担社会保姆责任而专注于政治保姆角色，而且，专制程序越高其自赋的政治保姆责任越大，尽管专制主义也做形式上的社会福利保障。由专制向威权过渡的国家则是面临着社会保姆与政治保姆双重责任，表现在福利压力方面会是不尽其力而尽可能地将问题向后推。此种拖延之所以可为，是因为政府不用担心责任限定（清算）如奥朗德那样以不谋求连任为赌注。所以说，威权主义国家即便存在选举也是虚假的，就用说根本不存在选举的情形了。不过，不用担心威权主义会江山永固，福利压力到达极限，威权主义政治就会内爆，这是因为福利压力本质上是政治债务，既然是债务总会有清算的时刻。
福利压力分为狭义与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的福利是指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来，通过立法确定了国家必须承担公共福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等。此后，各国效仿，国家的福利责任就成为一种普世原则。国家富裕的时候，承担庞大社会福利开支的问题不大，但若经济下行、财政吃紧，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就会形成压力。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作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概念，在社会福利作为普世价值之后，其含义也就简单得多了——人人享有普遍社会福利。广义的福利压力则是政府在无法直接削减国家福利开支预算的时候，会采取变相增加税收的方法来应对。变相增加税收意味着企业能够削减工资性质的支出，就业者的在企业能得到的福利（如加薪机会）自然会受到削减。更广义的国家福利还应包括一个国家面临的战争风险，为了降低爆发概率，政府就会以争取和平红利的方法来缓解福利压力。比如，美国里根政府与撒切尔政府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从而使冷战爆发为现实战争的概率为零，也等于给各自国家减轻了福利压力。
虽然说福利压力作为国家难题是自美国罗斯福新政以来才出现的问题，并且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难题，但是，自从庇古福利经济学（Pigou’s welfare economics，一九二〇【注十九】）产生以来，社会公平就成了一个无从避免的项目。在庇古福利经济学里，社会公平被描述为「收入均等化」；而后发展出来的新福利经济学也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学实质，乃至发明了「补偿原则论（theory of compensatory principle）」。这套理论的核心指向是：「对于一种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受益而使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受损的社会变动，如果受益者得到的好处能够补偿受损者遭到损失而有余，那么这一变动就能使社会福利增加。」【注二十】由于福利经济学不管新旧都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以至于在西方经济学里被指其有社会主义性质。在那里，「社会主义」一词当然是贬义的。由此，也能证明我在前面给社会主义的最简单解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简化为普遍福利。以普遍福利程度来衡量，世界出现了吊诡的局面：被自名为社会主义政治体系指为「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尤其英国，普遍福利程度都高（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重量级的新旧福利经济学家是英国人），因此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后发国家或曰新兴经济体（尤其中自名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普遍福利程度都低，因此少具社会主义性质。在此吊诡未消之际，新兴经济体的福利压力也渐渐明显起来。如果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今这个水平的时候，真地有一项普世价值的话，那非福利压力莫属了！即便是朝鲜（北韩）那种的极端独裁国家也宣布让人民「吃米饭喝肉汤，穿丝绸住瓦房」是国家重大政治目标，并绝少地以自责口气说金日成（朝鲜劳动党第一代建国党首）所订的此一重大目标远未实现，更是金正日（第二代党首）所关注国家大事。就福利压力的本质看，中国的社保难题（基金支持对比与其法定退休年龄之间的矛盾）与朝鲜的米饭肉汤、丝绸瓦房之目标未得实现是一样的。朝鲜不是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是尚未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化进程的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本小节以及本章不准备深入讨论朝鲜问题，重点在于说福利压力的普世性。
福利压力问题历久弥新。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之处往前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里提出了「自由竞争市场制度能使社会各阶级之福利趋于最大化」【注二十一】的理想即规范经济学结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想十分难以实现。但这不是自由竞争市场制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不管一个什么样机制的经济体系它都会有不确定性出现。就算市场因素最小、政治权力控制能力再强的经济体系，如前苏联及性质相同的前东德、波兰、匈牙利等，都出现巨大的福利难题。尽管它们在养老和医疗方面做了近似全覆盖的体系，但在食物供给方面犯了最低级的错误，食物供给出现了巨大缺口且缺口持续下去。同时，出于意识形态控制原因限制普通民众出国旅游，而出国旅游也是一项重要的公众福利。关于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人的数据，从几百万到几千万还有巨大争议【注十二】，但那时的残酷饥荒毫无疑问地是邓小平改革的伦理反思对象，也由此产生了必要的政治冒险行动。经济改革确实是一种政治冒险，但不为之则风险更大。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或许没法与罗斯福在美国名为新政的改革相提并论，甚至如里根借新政传统而起，实质与其革命性的「新政自由主义」与罗斯福新政并无多大相似之处一样【注二十三】。但是里根与邓小平能够世纪性地相遇并在国际政治上互有支持之举，其基点是维持或建立或详尽或粗略的国家福利体系无疑。二十一世第一个十年尾期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在第二个十年里还在持续，假定我的长期化预言（五十年）是正确的话，至这本书写完，全球经济仍处于危机中。而经济危机及其长期化加重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自觉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新兴经济体）的福利压力，在面对此一普世性压力之际，人们也清楚地看到福利压力不仅由于经济危机而加重，它的另一面是：福利压力的积累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最重要导源！
然而，福利压力作为全球经济危机最重要导源这一基本事实，并不意味着福利压力可以采取最简单的方式予以放弃，如国家完全不再肩负福利责任，以至归于中国最古典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去有司，废县令」【注二十四】之状态。相反，是在我此前已经提到「政府内化于市场」的理论前提下，将政府进一步市场化暨效率化，以提高任何一个社会或曰全球资本主义化体系的公平程度。这样的基本道理已经在中国经济的困局中体现出来：中共国家的政治权力效率之高而无从解决经济转型——从重投资与重出口转为重消费与重内需，原因就是内需暨消费在非民政治制度下，本质上是个社会公平问题。有消费愿望的底层社会没有公平的机会获得足够的货币收入，他们怎么可能去实现消费愿望呢？！
三、过早的终结预言
既然全球资本主义化是个长期过程，并且国家福利压力不可能简单推掉，那么，资本主义的命运被关注就不是意外之事了。有一种关注论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终结」【注二十五】，其标志有二：一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以最不发达国家与地区（如非洲）为周边的市场构建体系，已经失去了地理与物理上的周边之可能性；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率趋零，资本增值近于不可能。当然，这种理论只是预言性质的，预言者也未忽视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情形，其中能源开发即谓天岩气革命与信息技术再进步（如大数据与云计算之开发）是主要动力【注二十六】。与此同时，该理论也关注了国家福利问题，「如果历史要进步，那就需要政策科学，以尽可能让最大多数人获得幸福」【注二十七】。
「资本主义已经终结」虽然表面上像在述说一个历史事件，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本身除了预言性质之外更具有警示意义，力促资本主义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全球危机的长期化也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过程即使将要发生，也会是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则认为「即便资本主义丧失了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那也将会经历一段漫长的变化，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崛起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继续」【注二十八】。卡尔霍恩还认为「资本主义崩溃论反映的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老牌核心国家的看法」【注二十九】。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基于生存需要的自我惕励。预言资本主义终结显然为时过早，但与此同时，诸多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也未尝不是问题巨大，因为这些药方更多地是着眼于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还有启用凯恩斯主义的老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属于最宽泛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也是之。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与强化金融监管在一个经济体（或曰国家）内部没什么错误，也只有强化监管才能使源自国家的具有福利性质的经济投放量不致被特殊利益集团截留与瓜分。在这层意义上，两种主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同样存在认识的缺陷。卡尔霍恩指责「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共同削弱了维持西方相对富裕国家中资本主义稳定所需的各种制度」【注三十】，作为美国最著名法学家之一的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则给出了从「建立一个高效的委员会研究危机的成因并提出改革建议」到「重组监管结构」的十项拯救计划【注三十一】。作为一个「最新凯恩斯主义者」波斯纳得出了最新结论,「如果人们都害怕冒险，经济发展一定会停步不前」【注三十二】。这个结论是凯恩斯一个重要观点的简化。凯恩斯指出：由于有更好的流动性偏好，更高的利率一定会将人们手中的资本吸引到投资当中去。这个观点影响之大,在经济决策分析中即便不是明显可见也是以隐含逻辑方式存在的，其如本节开头时提到的日本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零利率的批判。然而,现实仍然是任何一个简化某经济体国内的政策均不足以拯救资本主义。
如果要使全球化逐渐替代全球资本主义化那样一种拯救逻辑出现，条件有三个：其一是，一个经济体内的公平程度不断提高，不管是非民主的新兴经济体还是老牌的发达国家都必须实质性地提高社会公平程度，其重要标识之一就是国家福利程度的最大化；其二是，全球化继续以贸易自由化形式推进，国家应当放弃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直接牟利（如设置非理性关税）的打算与行为，因为便捷与均衡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最终的受益人是每一个具有消费能力与行为的个体，而且国家福利最大化会培养出此种能力与行为；其三是，在无法一时改变「尽可能多地生产，尽可能快地消费」的资本主义特性之条件下，提倡精细化的精神消费，里面最重要的选项就是宗教自由化，它包括教义解释的自由化与教派创立的自由化。对于第一项，有些关于民主政治史阅读的人们都不难理解，甚至也认为公平程度的提高不会削弱民主政治的道德性，相反会能够提高它。因此，自然就会想起波斯纳的职业前辈路易斯·布兰代斯的说法：「我们要么选择民主，要么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这两点无法并存。」【注三十三】于今，更应该校正一项危机后果，是为「经济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不平等，民主政府失去了权力和能力」【注三十四】。
从经济上着手的平等措施有诸多选项，如单就美国本身而言的制造业回流会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有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全球化几乎等同于再美国化【注三十五】，更有一些对美国前景持乐观态度者认为「世界经济仅剩了一个发动机」。但这一乐观态度反对「最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意改变低利率状况，认为「如果美联储没有等世界经济环境回暖就提高利率 ，这可能导致起飞失败」【注三十六】。就业提升只是改善不公平状况的一个方面，尽管它比较重要。一些措施能够带来人类心理安慰，也应当积极施行。比如，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呼吁给亿万富豪加税，至少能给赤贫国家带来改善医疗的机会，也能让获得捐助的穷孩子获得就学的机会【注三十七】。按着巴菲特仍使用的「阶级斗争」【注三十八】术语来看，「巴菲特税」尽管在二〇一二年美国大选季前遭到了参议院的否决，但是它带来的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的希望仍然受到学术界一些人的支持。比如说，美国加州大学的西滋（Emmanuel Saez）教授与法国巴黎经济学院的培凯蒂（Thomas Piketty）教授经过实证研究，「认为美国最高税率仍未到达边界，最高可以至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甚至到百分之九十，但目前为百分之三十五」【注三十九】。其中，百分之七十与九十没任何可能，因为按着人类理性而言，任何一个应当分润与外部的经济活动其利润的分割率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即对半分），除非是在暴力威胁之下（如骚乱者砸毁的声言、军阀依靠武力的可能没收等）。而美国的最高税率百分之三十五实质上也没很好地实行过，因为税法规定「投资收入应交税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这一制度安排的本质是鼓动投资，也是资本主义性质上的最简单描述「尽可能多地生产，尽可能快地消费」之前一部分。
在全球危机长期化的背景下，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的人类文明层面的需求，极大地淡化了其中的阶级斗争意味，尽管阶级斗争仍然是全球化拯救全球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存在因素。公平程度提高，够为人类不同群体带来希望，这也是中共国家反腐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它也获得了全球民主政治体系的认可，尽管中共国家离民主制度还十分遥远且其意识形态体系仍然与普世价值为敌。但是，不管中共国家如何与普世价值（民主与宪政、自由与人权）为敌，它终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化体系里面，它终究也面临越来越明显的国家福利压力，它终究要对社会公平问题做那些非系统性的政治反应。在非系统反应当中，如反腐政治之推进，再如媒体对不公平个案的报道（乃至其中隐含了媒体炒作意图即商业利益），那么，它也必然会有侧面的「普世」之选。一如美国米尔肯学会亚洲问题研究员陈天宗所说：「在中国和美国，『不平等』这一妖魔早就已经逃到瓶外。如今工商界、政府、公民社会和所有公民都该好好想想，在不平等方面，什么最重要。」【注四十】中共国家的反腐政治不仅得了民主国家的认可，如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份的北京APEC峰会签署了《北京反腐宣言》，而且在稍后的澳大利亚布里班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代表中共国家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原来拒签的二十国集团反腐协议的态度，转向认可并签署反腐协议。这里面有与《北京反腐宣言》协调一致的逻辑需要，也有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共国家微调意识形态的原因在里面。之前，它认为签署二十国集团反腐协议等于认同国际势力干预中国内政【注四十一】。
四、监督跨国公司行为
全球性地遏止跨国公司滥用权力显然也是提高人类公平程度进而拯救资本主义的重要措施。跨国公司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也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续存的重要变量，它基于母国民主能够为所在国带去民主政治因素，当然也能带来阻碍民主的因素。之于前项，它可以带给非民主的所在国五个政治变量，分别是个人主义、平等意义、法治观念、信息分享与协同工作、消费者企望的本国美国化。早在二〇〇〇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在演讲是提到：「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设想它可能使中国发生变化。」这是互联网跨国公司所能产生的客观作用，它既超越了公司体系的信息分享（上指五个变量中第四个的一部分）那么一个点上的变化，更达到了中国众多的具有美国化意识精英的观念强化效果。借着这个效果，通过网络界面，使普通网民受到启蒙。当然，由于网络的信息开放功能以及美国网络跨国公司在全中国的推广，中共国家的意识形态保守力量认为「网络已然成为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工具」【注四十二】。因此，对网络言论的镇压也随全球危机的长期化而长期化。
就全球危机爆发且持续以来的情况看，跨国公司在非民主国家推进民主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更多的跨国公司变相参与所在国的非民主政治镇压，也与所在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勾结起来掠夺社会暨加剧不公平程度。这倒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新马克思主义如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对跨国公司的批判，「这些国际投资者和公司既不以最有利于东道国利益的方式经营，也不对东道国的选民负责，随之而来的是民主水平的下降」【注四十三】。跨国公司在破坏民主方面的作用，其政治原理如同美国国家曾支持独裁政权以维持地区稳定的地缘政治抉择。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是：跨国公司反民主暨破坏所在国社会公平的行为或者经营后果，会否影响母国的民主质量。现在来看，没有直接迹象，相信在本世纪上半叶它也无法毁掉母国民主。为防止母国民主被跨国公司的不法行为所损毁，美国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不久，就强化了《海外反腐败法》的实施。这部法律的实施（且不管其强化与否）的道德性目的仍系于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人一直担心「那些心怀鬼胎的银行家为了自己的肮脏私利，会与道德败坏的外国独裁者和腐败分子（建国之初主要是欧洲列强）勾结在一起，最终会毁掉美国这座『山顶上的圣洁城市』」【注四十四】。就具体案例而言，美国的摩根·士丹利（俗称「大摩」）在上海的商业贿赂行为受到了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地方法院的追究——驻上海的代表加斯·彼德森被处以九个月的监禁。英国在打击海外腐败方面也十分坚决，其《反贿赂法》在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生效后，迫使英国的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所在国时格外谨慎，以避免与腐败猖獗的国家发生业务关系而扯上母国法律方面的麻烦。
跨国公司的腐败行为会对母国的民主造成间接损害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说，它们在海外逃税对母国的税基是相当厉害的侵蚀，因而也加大了国家的福利压力以及民众对政府能力的深切怀疑。有报道说「美国的跨国公司每年规避了大约九百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注四十五】。跨国公司不只针对母国避税，也针对投资所在国避税。一向在广义招商引资政策下优容跨国公司的中共国家在二〇一四年开始注重后一项问题，有报道称：中共国家的税收机关曾迫使一家跨国公司补缴了八点四亿元人民币的税款及利息。不过，媒体还是谨慎地以「M公司」代称受到税收处罚的跨国公司【注四十六】。尽管中共国家针对跨国公司的税收处罚与政治民主无关，甚至与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的关系也是模糊的，但它也能印证一个历史轨迹即中共国家里的权贵资本主义是如何与跨国公司相勾结的。而且，正由于这种勾结，包括在华跨国公司在内的中国公司对民权组织提出的具体人权问题应签率很低，远不及「在大中华区经营、总部设在别国的跨国公司百分之七十七的比例」【注四十七】，仅有百分之五十。跨国公司也希望中共国家的低人权状况保持下去，乃至于从制度模式上吹捧中共统治体系，其如中国「缺乏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注四十八】之论等。即如此论，它也未敢明目张胆地否定民主政治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仅是担心爆炸式参与影响了他们的在华利益而已。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的民主前景或许内心不抱希望，但还是不得不表示：「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公民自由和参与程度也将逐步推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发现中国终于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了。」【注四十九】
此种言不由衷的判断与刚刚提到的百分之五十与百分之七十七的数据差别一磁，是一种赞美——称「人权在中国企业日程上的位置在慢慢上升」。但是赞美也带来了中共国家内部的民众期望值的提升，即无论多么慢，只要有进步发生，民主总会实现。这正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生存于全球资本主义化体系里的中共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演变」不是和平的，那或许就是一场战争：与人民的内战，也不排除与美国的空海战争，甚至网络暨太空的战争。
五、自由贸易继续塑造世界
大多数对资本主义未来持有悲观态度的学者忘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贸易，就没有资本主义。或者说：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规模庞大的世界贸易。这个现象很容易理解。既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尽可能快地消费」，那么，实现生产到消费的过程自然要借助贸易。需要国内贸易，打破国内壁垒也曾是资本主义的巨大政治任务；需要国际贸易，尽管壁垒没有完全去掉乃至新壁垒不断出现，但是自由贸易已经是一项普世价值。这项普世价值对整个世界即由民族国家构成基本单位的「人类社区」——有时也叫「地球村」来说，其被认可程度如同国家福利压力一样。不同的是，国家福利压力是负面的，而自由贸易是正面的。
现代自由贸易已经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已经成为人类和平的最重要积极因素。在这一点上，当今世界的人们要感谢康德，他在「永久的和平」理念体系里指出：因于经济互相依赖而产生的国际贸易与因透明度与责任而确定的国际社会身份，降低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当然，康德「永久的和平」理念不是专为国际贸易而撰的，它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道德哲学思考。而且，永久和平之追求也不是西方伟大哲学家独有的观念，大约在康德七百二十年之前，中国哲学家张载就主张「为万世开太平」。后者所说的「太平」与前者所说的「和平」是同质概念【注五十】。在这个并不刻意的类比之下，也可以翻检中国历史，在其分裂成不同单元的政治实体时期（专指南北朝），边境贸易也是十分发达的，「有时，边境贸易会影响军队的正常守卫。对于军官士兵参与边境贸易的现象，皇帝有时会提出批评，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注五十一】。至于中国唐朝的本土历史标识性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书写方面被注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拥有当时全球最庞大的国际贸易体系。其后的宋朝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国家军事能力由平常而衰败，但是国际贸易却没有衰败，相反，如果没有比之北方时期更加繁荣的国际贸易，南方王朝则无从维系。南方王朝的走私达到了半公开化程度，「国家法律虽然屡屡提高对走私的处罚，但由于官吏与民间共谋，最后也不了了之」【注五十二】。
无论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还是其后的唐宋，都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但足以说明「贸易能让国家和人民上瘾」【注五十三】的基本事实。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时代里，中国文化里的传统基因再次发挥作用，大陆与港台之间的走私贸易关系在管制时期一直存在；在经济交往正常化以后，不仅带来了空前的货物、人员、信息流动，而且让战争因素下降到最低——这是台海两岸关系的基本事实，尽管到目前尚不能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在新的世纪开始之时，人们重新想起发表于一七九五年的康德「永久的和平」观念，也有人在此基础上做纵深研究。比如，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拉西特和约翰·奥尼尔[二〇〇一]在《三角和平》一书中，指出：「如果某年各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那么在接下来一年发生军事争端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注五十四】在两人的研究之前，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杰克·利维在一九八九年的一篇文章中则断言，「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的经验法则」【注五十五】。在两人研究之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哈弗德·赫格雷则在二〇一四年的《和平研究特刊》发表文章指出：「一对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国家间冲突的风险低于一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发现仍证实，稳固民主国家比半民主国家冲突少的结论也是正确的。」【注五十六】
当今世界，新冷战出现已经很有可能，但是，作为和平形态之一种的冷战即便重现也不会改变世界各国之间贸易联系越来越深的事实。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基本国际政治形态也是新冷战与热贸易并存状态。对美国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们未必人人支持新的冷战，但是，此种被称为新孤立主义情绪的原教旨也是美国第一任总统思想的翻版。在著名的总统告别演说中，伟大的华盛顿对美国人民说：「我们对外国行动的准则是，扩展我们的商业关系，尽可能少地与之发展政治关系。」这被理解为远离当时欧洲的政治与军事纠葛【注五十七】，而其中无须因政治军事因素而放弃国际贸易的道理也非常明显的。因此，今天的美国新孤立主义即便是真实状况，它也只能被称为「半孤立主义」，而与传统非民主国家闭关锁国的孤立主义格格不入。
新冷战不会中断国际贸易也不会降低其自由度。这可以从新冷战显性例子上看得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虽然不断在战争边缘游荡即呈现突破冷战而致热战的状态，但是热战真实发生之前，两国间的最重要贸易项目并未停止，经过欧盟从中调解暨为乌克兰向俄罗斯做支付保证，俄罗斯并未断掉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隐性的例子则是中国人合法增持境外资产，其个体动因是为避免国内经济大衰退之危，与此同时也加深了那部分人与国际社会的金融联系，而避免战争破坏他们的财富安全也是能产生国内舆论效应的选择。这一点即便不主要是茅于轼那样的自由经济学家主张国际和平尤其对日不战的原因，至少也是一项考虑在内的因素。新冷战背景下的全球自由贸易继续塑造世界，其发生形式也越来越微妙且新颖。除了新冷战与热贸易并存之态外，新构造的经济权力中心并未能颠覆传统秩序。比如说，被一段时间宣扬的「金砖国家将终华盛顿共识」不但没有发生的迹象，而且受美国以制造业回流与页岩气开发为动力的经济发苏之反压，金砖国家陷入了经济低迷。因于此点，习近平结束了在亚太示强的「假动作」【注五十八】，转而强化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此为二〇一四年APEC北京会议的中国重点。还有，由于民族主义实质性地妨害贸易自由化，习近平政治在二〇一四年APEC会议之后悄然淡化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色彩。尽管习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里持续统治中国，但此种变化对中共国家来说，也是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结果。更进一步的政治效应是二〇一四年尾期的降息经济政策暗含了为中澳关系升温的因素，这「意味着习近平的亚太外交政策取向从准军事冲突（准备）往经济整合方面微调」【注五十九】。
结语：权贵资本主义正在被削弱
中美关系是否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尚有待本世纪下半叶来验证，正如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盟取代华盛顿共识在本世纪上半叶不得匆匆断言一样。在自由贸易继续塑造世界的重大演化背景下，中美之间会就自由贸易的主导权进行激烈博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之优劣比较，取决于比较者既定的意识形态。然而，加入了和平演变之积极因素的TPP肯定会中共国家产生深刻影响：其一，TPP对中共国家的排除让后者倍感焦虑，而入门的不言而喻标准是更多地在政治上认可民主价值；其二，中共国家力图主导RECP（以回应TPP压力），但RECP成员国与TPP的重叠意味着后者于民主价值方面不会产生内部冲突，结果只有中共国家例外。按着冷战思维看待美国在亚太自由贸易上的安排，无疑是「将跨太平洋的经济联盟视为制衡RECP的力量：TPP将使美国在贸易上处于有利位置，以便一方面参与到亚洲迅猛的经济发展中来，另一方面遏制中国」【注六十】。
更应当注意的是「思想随贸易而来」的基本规律【注六十一】，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也是人类思想自由化的过程，尽管人类思想自由化并不单靠贸易自由化推进。思想交换暨交互影响最终会达成一个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说的「我们的世界必找到共同的价值观」之设想状况，而今，共同价值之成为必要是因为全球化的世界「看上去杂乱无序，甚至十分混乱」【注六十二】。共同价值观在得以牢固确立之前，必然有一个全球民主的过程。全球民主一方面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此种民主化需要各单位内部民主化与其协调。更具体地分析，全球民主的可观测指标是地缘政治表现出现的多极化，以及制度落后国家的精英阶层自由迁徙。这两个可观测指标也是两种趋势。在本世纪上半叶里，该两种趋势仍然是美国的全球化红利或曰软实力收获。在多极化过程中，新兴国家必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内部自投如金砖国家的稳定基金之建立也能够大幅度减少美国的开支；而人才更加自由的迁徙巩固了国内制度的优势。当然地，美国制度在其他地方的广义成功也会使那些「半美国化」的盟友得到新的激励，如印度精英阶层向新加坡的流动。
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相反，全球化的稳固是世界多极化。推动多极化的全球化出现，自由贸易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想想美国左翼历史学家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近乎调侃的那句话，就会明白许多。她说：「世贸组织（WTO）虽被视为美国的走狗，可它接纳的成员包括古巴等与美国对立的国家。」【注六十三】同样的道理，全球化也不是中国化，至少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取代华盛顿共识尚无可能。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全球化不是中国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中共国家体制内的积极力量正在试图削弱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消弱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之内在逻辑又非常有趣。一般认为中共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是靠民族主义取得合法性的，因此，在与国际通行规则发生冲突时，权贵资本主义就会打出民族主义牌。事实上，权贵资本主义存在恰恰是以牺牲民族主义为代价的，甚至不惜牺牲中共国家本来脆弱的合法性，即与国际不良资本勾结起来而盘剥其祖国。最直观的表现是两者联手实施垄断经营。对于垄断的争夺也成为纯国内半扭曲市场上的激烈斗争，经济民族主义势力是重要的参与者。当然地，经济民族主义势力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此情，无差别的反垄断也许是中共国家体制内的积极力量最好的选择。「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是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无差别反垄断在中国也是基于这一原则的【注六十四】。对于权贵资本主义已经主导的中共国家，此举已有深刻的意义。或许它将导致健康的倾斜：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模式与以市场暨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之间，最终倾向后者。这也是「和平演变何以可能」的部分答案。
注释部分：
[一]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曼、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克雷格·卡尔霍恩合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汉译本，徐曦译），第三十六页（柯吉斯〈中产阶工种的终结：再也无处逃遁〉，第三十六至第七十页，是为该书第二章）；徐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二]按着重要文明史家的分析，英国率先出现工业革命的三个经济条件是：「为活命而挣扎的人比别的国家要少；为日益扩大的市场出售他们剩余产品的人比别的国家要多；同时更多的人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市场上供应的物品。」其实，第一个与第三个是同质的。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下卷）》（汉译本，赵丰等译），第二百三十四页（上下卷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
[三]参见唐纳·奥克莱利《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汉译本，沈力译），第三百〇四页；沈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
[四]同[一]，第一百二十三页（杰尔卢吉扬〈共产主义真相〉，第一百〇一至第一百三十一页）。
[五]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论丛》（汉译本，顾良、张慧君译），第五十三页；顾张译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七。
[六]关于特威德与格兰特的腐败也即纽约市坦曼尼协会的政商通吃历史，可参见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一四九二至一九九七）》（汉译本，邵旭东译）第五百三十五至五百三十七页（小标题〈集团和老板〉）；邵译版本：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九。在第五百三十六页有一幅插图（漫画家约瑟夫·开普勒作于一八八七年），名曰《坦曼尼的皮鞋要擦亮》：纽约市坦曼尼协会的一只皮靴踏在市政府的楼上，坦曼尼治安官休·格兰特（后来当选市长）正在用作为该组织生命动力的「赞助」来给皮鞋擦油；皮鞋的扣带上写着理查德·克罗克的名字，他在特威德老板倒台后成为坦曼尼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至于特威德（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是坦曼尼协会的老板），当过纽约州州长，但因贪腐在一八七二年被判入狱，最后死在狱中。
[七]参见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著《富裕社会》（汉译本，赵勇、周定瑛、舒小昀译），第六十五页；赵周舒译版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
[八]同[二]，第二百三十五页。
[九]同[七]，第一百一十五页。
[十]参见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文章《全球化的再美国化》（作者：该所研究员安德烈斯·奥尔特加）；新华社《参考消息》十月三十日译介，《全球化的「再美国化」》，第十版〈参考论坛〉。
[十一]参见我的博文《不完备契里理论的神学指向》，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婚姻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契约。因此，我在博文中指出：「包括婚姻在内的所有契约由于其不可能完备，导致有人承担成本大而有人承担成本小，这样的事实是人生幸与不幸的理由。几乎无异差的社会环境与个人处境，为什么有成本之巨差呢？这就是偶然的作用，小概率的不确定性之恼人，于是，人们为了寻求确定性，开始信仰宗教。」
[十二]参见拙著《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第一百八十四页；拙著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二〇一〇。
[十三]参见英国路透社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电；同[十]译介报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官方「全球衰退」提法引关注》，第八版〈中国大地〉。
[十四]与[十五]参见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网站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文章《二〇一五年全球经济展望：好于二〇一四年，但也好不了多少》（作者：彼得·科伊）；同[十]译介报十一月八日，《全球经济明年难有大起色》，第四版〈经济广角〉。
[十六]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报道；同[十]译介报十一月八日，《欧洲央行拟注资万亿元刺激经济》，第四版〈经济广角〉。
[十七]与[十八]参见法新社巴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电；同[十]译介报十一月八日，《奥朗德：失业率不降不寻求连任》，第三版〈时事纵横〉。
[十九]参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经济学辞典》，第一百〇六页（〈庇古福利经济学〉词条）；胡高编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
[二十]同[十九]，第一百一十一页（〈补偿原则论〉词条）。
[二十一]同[十九]，第六百九十一页（〈马歇尔，A.〉词条，第六百九十至第六百九十一页）。
[二十二]同[十一]，《数据事实与道义事实——探求走出双输社会的可能性》，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十三]同[六]，第七百四十九页。
[二十四]「废有司，去县令」的说法，出自邓牧文集《伯牙琴》之〈吏道〉一文。其全句为：「然则如之何？曰：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邓牧生于公元一二四七年、卒于一三〇六年，为宋亡入元人士。入元后，过着隐居生活。其关于官吏任用与国家治理的写作背景应当是南宋末期。
[二十五]、[二十六]与[二十七]参见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二〇一四年八月九日文章《资本主义的局限与未来——专访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与日本大学教授水野和夫》（记者未详）；同[十]译介报八月二十九日，《「资本主义已经终结！」》，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八]同[一]，第一百三十三页（克雷格·卡尔霍恩〈资本主义面临怎样的威胁？〉，第一百三十二至第一百六十五页）。
[二十九]同[二十八]，第一百三十二页。
[三十]同[二十八]，第一百五十九页。
[三十一]参见理查德·波斯纳著《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汉译本，李晟译），第二百五十九至第二百七十六页；李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
[三十二]同[三十一]，第二百二十四页。
[三十三]与[三十四]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文章《我们在走向民主的衰落吗？》（作者：牛津大学荣誉教授施泰因·林根）；同[十]译介报五月二十七日，《美英民主制度临近崩溃》，第十版〈参考论坛〉。
[三十五]参见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文章《全球化的再美国化》（作者：该所研究员安德烈斯·奥尔特加）；同[十]译介报十月三十日，《全球化的「再美国化」》，第十版〈参考论坛〉。
[三十六]参见法国《回声报》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文章《世界经济仅剩了一个发动机》（作者：努里尔·鲁比尼）；同[十]译介报十一月八日，《美国成为世界唯一发动机？》，第四版〈经济广角〉。
[三十七]参见《今日美国报》网站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报道《八十五名最富人士的财富与三十五亿人口相当》（记者：艾利森·杰克逊）；同[十]译介报十一月九日，《乐施会呼吁对全球亿万富豪的加税》，第六版〈社会扫描〉。
[三十八]同[三十七]，巴菲特原话发表于二〇一一年，其曰：「阶级斗争持续了二十年，我所在的阶级取得了胜利。」在二〇一一年九月，巴菲特提出「经调整后总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富人至少要缴纳百分之三十的所得税」而有「巴菲特税」术语后，美国共和党就指责它为「阶级斗争」的极端做法。可参见《北京青年报》网站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评论文章《「巴菲特税」的政治秀》（作者：龙台坊）。
[三十九]参见新浪网〇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转刊《国际金融报》文章《巴菲特税遭美国参院否定对奥巴马支持率有利无害》（作者未详）。
[四十]参见香港中美聚焦网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文章《柏林沉思：定义和划分一个富与贫的世界》（作者：美国前驻亚洲开发银行代表、里弗皮克咨询集团常务董事、米尔肯学会亚洲问题研究员陈天宗）；同[十]译介报十一月十七日，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四十一]参见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号文章《习刘对峙争拉外援——李克强「搅局」乌镇峰会》（作者：隋柯瀛）。
[四十二]参见刘建华著《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一种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分析视角》，第二百四十九页；刘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
[四十三]转引自[四十二]，第三十三页。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政治的经济体系》，纽约，Basic Books,一九七七。
[四十四]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二年十月八日文章《反腐全球化——美国加大海外反腐败法》实施力度以后》（作者：陈季冰），第四十六版〈全球视角〉。
[四十五]参见美国财经新闻网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报道（记者未详）；同[十]译介报六月八日，《美国跨国公司年「逃税」九百亿美元》，第四版〈经济广角〉。
[四十六]网易·新闻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转刊《新京报》报道《中国开展国际情报交换围剿跨国公司僻税》（记者未详）。
[四十七]参见英国《卫报》网站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报道《有迹象表明，人权在中国企业日程上的位置在慢慢上升》（记者未详）；同[十]译介报九月十九日，《中国企业开始关注「人权问题」》，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四十八]与[四十九]参见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二〇一三年二月九日文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作者：西版牙驻华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同[十]译介报二月十四日，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五十]关于张载与康德的对比，可参见我的博文《从康德反观张载——和平作为至善的理念》，载于[十一]博客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五十一]与[五十二]，同[十二]，第七十九页。
[五十三]同[五十一]，第七十八页，此句是第六章第一节的小标题。
[五十四]、[五十五]与[五十六]参见美国《科学美国人》月刊网站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文章《永久的和平》（作者：迈克尔·谢尔默）；同[十]译介报十月三十一日，《哪些国家之间不易爆发战争》，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十七]参见许海云著《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第九页；许著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
[五十八]参见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号文章《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日益恶化》（作者：谢湃）。
[五十九]参见拙文《降息作用面面观——中国经济再热希望不大》，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号。
[六十]参见瑞士《苏黎世报》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文章《围绕亚洲自由贸易统治地位的旷日持久争夺》；同[十]译介报六月二十二日，《中美争亚太自贸主导权将长期化》，第四版〈经济广争〉。
[六十一]参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文章《太平洋时代》；同[十]译介报十一月二十日，《拥抱「太平洋时代」》，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六十二]参见法国《回声报》网站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文章《我们的世界必须找到共同的价值观（作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同[十]译介报十一月十九日，《当今世界必须找到共同价值观》。
[六十三]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著《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汉译本，宋非译），第三百九十五页；宋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四。
[六十四]参见法新社二〇一四年八月九日北京电（记者未详）；同[十]译介报八月十一日（另含美国《商业周刊》网站八月八日报道《被中国反垄断部门盯上之后》，记者：布鲁斯·艾因霍恩），《中国反垄断调查内外无差别》，第五版〈观察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