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写了可分可合的四个小题。本来还有意继续写下去，不记得被什么原因打断。现在重看，好像意思也说得差不多了。不但有众多的当事人和专家学者叙史申论，已见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近年来胡风先生和舒芜先生双方的后人，已经公开发表了各自所存先人致对方的全部书信，可资参照研读，有利于复原当年的事件过程，似也不须我在这里絮叨了。就此打住。（2016年5月13日，又赶上星期五，但愿不因这“不吉”之日发生什么不吉之事，阿门！）
舒芜先生去世了。现在一般读者中知道舒芜的人已经不多，上了年纪的人知道他的，多半是因为在1955年那场“反胡风”造成的悲剧中，舒芜的姓名出现在第一幕开场的缘故。
上海“左联”时期的内争姑置不论。反胡风的斗争实际在四十年代的重庆就开始了，1955年5月由毛泽东亲笔敲定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遂形成运动的高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批判了胡风先生的“舆论一律”论之后，“全党全民”众口一词地指控胡风为反革命；舒芜的揭发类乎“起义”，则属于“政治正确”，理应得到赞许。到了八十年代，特别是胡风一案先后经过三个中共中央文件彻底平反以后，人们看待世事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逐渐返回常情常理的常轨，在同情胡风一案受害者的血泪生涯，揭露并控诉对他们施行不公不义的迫害的同时，往往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高的决策者和幕后的有力者，而普遍认为舒芜扮演了关键角色，是他的“叛卖”导致胡风冤案的升级。
聂绀弩是胡风的终身挚友，晚年出狱后与出版社老同事、“五七”难友舒芜亦时有过从。他在1982年9月3日致舒芜信中说：“我看见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舒芜）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舒芜）是否预见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和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① 绀弩重感情，但不妨碍他对问题做出基于大憎大爱、大是大非的理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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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何满子：特立独行的人与文》（见《一万句顶一句——邵燕祥序跋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中说：满子1998年写过一篇《同感于李辉和绿原》，因二人文中只写了受害者一方而未及一语于加害者，受到求全者的责备，满子为之辩护时回忆说，1983年某次他和已故的聂绀弩争辩胡风冤案中（舒芜）“交出私信”的责任时，绀弩说世人专门责怪犹大而不问总督是不对的。“他说这话当然另有一番感慨。我复述了赫鲁晓夫的故事②，说那时，以及还是‘格鲁吉亚化’的当时，谁敢责怪总督呢？只有责怪犹大来泄忿”。所谓犹大，不过是总督的代号，正如“四人帮”在人们心目中早就成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及其体制的代号，并不限于“王张江姚”四个具体的人了。”
笔者在同一文中还说，（满子）在《与邵燕祥议点名》和《以良知呼唤同代人的良知》两文中，一再说到曹禺名剧《日出》虚写了一个满台阴影无所不在、迄未出场却是全剧关键人物的恶霸金八，始终没有露面，然而呼之欲出，满子指出剧作家这一极具匠心的表现手法，较之“关键人物都应直写其名”的主张，可以说是另一路的“史笔”。
舒芜《〈回归五四〉后序》发表后，何满子曾连发多篇文章声讨。其上述言论可供参阅。
② 在赫鲁晓夫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某次苏共集会上，有人递条子质问赫在斯大林当政时为什么不起而反对他的独断，赫把纸条念了一遍，随即大声喊，这是谁递的条子，站出来！但没有人站出来。据说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他的话得到会场鼓掌认同。
其实胡风们和舒芜都是牺牲
舒芜在1997年春末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的《〈回归五四〉后序》中，表示“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责任”，这一态度应该是认真的，郑重的。有人指责这里的承担责任云云，似乎只是个含糊其词的表示。然而仔细想想，大概也只能这样说了。时过境迁，那一段历史，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实际上已经无从追究，指责当局违宪违法也不过是一种可谓“马后炮”且是空炮而又无从发表的舆论罢了；剩下一条道德责任，总不能归诸舒芜一人，那么谁来把这块蛋糕切开，并决定分给舒芜多大的一份呢？
尘埃落定，我以为胡风和他同难的朋友们是沦为一个特定的思想政治模式的牺牲。而舒芜也是这同一个思想政治模式的牺牲。什么思想政治模式呢？就是从“敌我友”三分法脱胎出来的“左中右”三分法①出发，却在斗争哲学指引下，不是尊重友方（更不用说化敌为友），求同存异，而是强求与“我”一致的左的倾向，结果在非我即敌的线性思维下，干出个别的认友为敌甚至大规模混淆敌友与敌我的事情。说上海左联的“左”，表现为宗派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重庆时期的中共党组织，是在周恩来领导下自觉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我们没有根据简单地说它在文化上搞的是没有左联的左联路线。但在对待胡风的问题上，依稀可见左联的影子。何况还有从延安发来的各项指令，是不得不遵循的。
①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北伐战争后的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是共产党革命的敌人。日本入侵，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日本和伪政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在抗日战争营垒中，中共又对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反动势力作出划分。而在进步势力一方中，仍有进一步的左中右的区别，对中间派也是如此再分为中左、中中、中右。一不留神，“左，中，右”的三分公式就经由“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变成“我，友，敌”的三分公式。所谓内部矛盾就成了敌我矛盾。这个肇始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三个人就分出左中右来）之论的三分法，就像每一次运动打击百分之五一样，把越来越多的人划入敌人一方去计算。胡风等也就是掉进了这个陷坑。
在统一战线中，党要争取领导权。在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也一样，要争取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扩大“进步文艺界”的阵容，与国民党方面张道藩、王平陵、李辰冬等代表的“反动文艺界”相颉颃。那时重庆的文艺界已经是“非杨即墨”的格局。一个文艺家，甚或一个文艺青年，在政治上相信国民党还是相信共产党，二者必居其一，迟早要做出选择，并有所表现。中共在知识分子中搞统一战线，基本政策也是“团结，教育，改造”，加上“以斗争求团结”的工作方法。你不想成为敌人——反动派，你就要接受中共的领导，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导，就是通过“做工作”如谈话、座谈、开展批评，把思想统一到中共的政策上来。延安整风运动对大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样做了，教他们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即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这一思想改造运动卓有成效，在国统区也要照办。1943年派刘白羽、何其芳到重庆来向中共可能影响的那部分文艺界人士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目的就在这里。
有年轻人问，当时的重庆是陪都，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共还是在野党，只有一个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驻节在此，怎么共产党竟能号令文艺界呢？
这除了由于国共联合抗日形成的一定空间外，不能不归功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共产党人们（公开的和秘密的）之统战，包括有《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这样的宣传阵地，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而中共当时一些宣传，使对国民党丧失信心的人们在朦胧中看到战后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的希望，对国民党的离心力就转化为对共产党的向心力。知识分子和青年是群众中最敏感的部分，他们尤其容易倾向共产党。具有个人魅力的周恩来本人也十分关注敏感而又能发出声音的文艺界，他较为宽容，善于说理，表现得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的意见也就容易得到人们的尊重。
共产党无权而有势，在一定条件下，“势”也能转化为特殊形式的权。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却能在国统区中心的文艺界享有领导权。领导权是只能在情愿接受你的领导的人中间建立的。权力本身自发地要求独享，要时时防止被人夺去。在文艺界并不担心国民党的势力来夺权，因为他们既不得人心，也没有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的实力。而胡风通过出版刊物，推荐作品和指导写作，在他周围联系着或称集结了一批颇有实力的创作者和评论者，都很年轻，虎虎有生气①；他们信服胡风标举的“鲁迅传统”和“现实主义”，不少人也受到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的影响，持此标准，批评“进步文艺界”有教条的主观公式主义，同时有客观主义。胡风的这些朋友还没有进入“文坛”，就引起“文坛”的侧目。而胡风又与一批共产党与非党作家关系不洽或貌合神离，闹成这样，一方面是因为胡风坚持自己文学思想的原则立场，写作了大量对当前文艺实践独有新见的指导性文章，并且无顾忌地进行批评（这就近于几十年后所谓“酷评”，因其激烈而未必全面，总要开罪于人的），另一方面也有个性的弱点，如自视清高，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唯我独革（左）”，——这恰恰也是左联负面影响的残余。胡风给别人以压力，同时感到来自一些党内外作家的压力。周恩来一直劝他“与文艺界合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有意加以调解。
① 绿原在2002年为《胡风三十万言书》写的序言中说，胡风“培养了一大批虎虎有生气的新作者，使他和这些作者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又说胡风曾一再声明“愿和读者一同成长”。后来胡风冤案的一千多位直接受害者，主要就是这一批作者，再加上他们各个时期的热心读者。
从抗战初起的武汉时期，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周恩来就对积极参与抗战工作的胡风予以关照。后来把他当作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来倚重。胡风在重庆是公开以左派身份活动的作家，一度有“党外布尔什维克”之称。他和另一位无党派作家老舍长期担任文艺界联合抗日团体“文抗”的领导职务，也是为周恩来和中共方面所认可的。
但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最终指向对他们进行思想的改造。从共产党的立场看来，这是巩固对知识分子领导权的需要，也是全局性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重庆文艺界传达毛泽东延安讲话，就是要用它来统一思想，来一个不叫整风运动的整风。按照在延安等地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所谓“典型引路”先就要找一个“典型”，加以批评，达到普遍受教育的结果。胡风正是上选的人物。而胡风不但对来此传达“讲话”的人不卖账，讥之为“黄马褂”“钦差”“权贵”等等，而且在郭沫若、茅盾等纷纷于《新华日报》撰文以示对“讲话”的拥护时，竟不著一字。对此，上上下下议论很多，传得很远，以致远在新四军中的彭柏山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大约1952年吧，还不忘提醒胡风写一篇对“讲话”发表十周年的表态（当然是表拥护之态的）文章。但是为时已晚。
胡风并没有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表示反对，但他认为延安讲话中有些部分不适用于国统区的情况。加上他自认为经过几十年实践检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是不肯放弃的（请注意，悲剧恰恰在于这只是胡风“自认为”，而不为一方恍如“马克思主义化身”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者所认可的）。这个立场一直坚持到1949年后，他始终没有按照延安讲话的词句，完全彻底地否定自己（这在延安传统定于一尊者看来，就是顽固不化以至大逆不道了）。
胡风不知道，所谓整风精神，一句话，就是完全否定自己。胡风不这样做，就是抗拒思想改造。这就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牺牲。
舒芜则在1949年后用实际行动表示了接受思想改造、完全否定自己的决心，但最终也没逃掉送上时代祭坛的命运。
他们殊途同归的道路，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是《论主观》惹的祸，又不全是
朱正为舒芜写的一副挽联是：“二十文章惊海内，一片婆心哀妇人。”后一句是指舒芜晚年关注妇女问题的著作《哀妇人》，可能还包含他后三十年间一些别的学术研究成果吧。而前一句指的是舒芜早年写的《论主观》一文。舒芜生于1922年，这篇论文写于1944年春，正当二十二三岁之际，即所谓“二十文章”；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第一期（1945年元旦出版）。这个刊物印数不大，发行不广，但此文惊动了重庆文艺界的中共党组织，周恩来也曾亲自过问，又惊动了延安的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以致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这一年夏秋来渝时多次找胡风和舒芜谈话，力图“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这样的情形是少见的，足可以证明其“惊海内”的影响了。
在此后，围绕着《论主观》，围绕着对胡风的批判，直到十年后定性“胡风反革命集团”，明里暗里始终晃动着胡乔木的影子。但人们大多记得胡风与周扬远在30年代的旧怨，记得五十年代首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是林默涵、何其芳所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公布的胡风私人信件，多次提到的也是他们二人；而上述私信的官方注解中，有些地方对胡乔木的姓名却以“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代之，使人们往往忽略了胡乔木在其中的存在和作用（不知是不是胡乔木本人所改定）。
在这里要稍稍回叙一下当时重庆共产党人中的三个“才子”：陈家康是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是《群众》杂志主编，胡绳是《新华日报》副刊主编。他们都很会写文章，经常就文化问题交换意见且常有共识，有些人就把他们叫做“才子集团”，据说周恩来听说后，还嘱咐不能那么叫，说同志之间感情好一点，在一起多一点，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能动不动就说是什么什么“集团”。可见他早就认为“集团”是个不能随便戴的帽子。
1942-43年延安整风，要整教条主义，矛头指向王明、博古照搬苏联模式，做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强加于中共的一套（并借此排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以期从他手中逐步取得“总负责”的权位）。但碍于跟联共的关系，这个意图并未挑明（其实并没有瞒过苏方，共产国际原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曾来信干预对王明、周恩来的整肃），以致正对马列主义教条化有些意见的陈乔胡他们，这回错会了意，以为左翼文化阵营内部自我批评的机会来了，遂发表《方生未死之间》（乔）、《唯物论与〈唯物思想〉论》（陈）等一系列很吸引人的漂亮文章，舒芜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主性”。舒芜正是在这时由胡风引荐与他们相识的。陈家康研究墨子颇有造诣，舒芜也喜欢墨学，两人谈得很投契，大家都对郭沫若崇儒贬墨的文章不满，说好由舒芜写一篇与郭沫若论墨学的文章，在乔冠华主编的《群众》杂志发表。但最终没得发表出来，肯定不是由于文章本身不够成熟，而是出于更上级的干预，也许是南方局的领导认为不宜与郭沫若这个由中共中央确认并通报全党的“党在文化战线上的旗帜”辩论吧。
这时已到1944年初。舒芜听胡风说：陈家康和乔冠华他们受到了内部批判，都在作检讨，不久陈家康还要由重庆调回延安。这是舒芜第一次得知在革命阵营内有来自自己方面的批判，很受惊动。虽然不知详情，但他估计就是陈、乔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针对国统区知识分子中的思想问题，有所探讨，不能被自家的一些领导所容的缘故。
许多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批判陈、乔他们的，不是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从延安打电报来点名批判的。首先的理由是，在国统区，只要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就行了，不需要对自己方面的公开文字作批评。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思想上，陈家康他们没有宣传毛泽东思想，却自作聪明，提出许多新论点，其实都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错误百出。……舒芜后来说，如果当时就得知这一切，会怎样呢？很难逆推，但大概是不会心服的。因为他与陈、乔他们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认为他们提出了文化思想上很有意义的问题。听说他们挨批，“非常激动”，甚至愤愤不平。
他决心把陈家康他们已经开始做的事继续下去，并且要抓住一个题目做点文章来声援他们。正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少年心事当拿云，未涉江湖，不知深浅，却已经走到他毕生命运攸关的一个关口：他要对中国文化问题重新想过，比陈、乔他们想得更全面更彻底——这也正是胡风第一次给他写信谈起的“现在要做新的广义上的启蒙运动”。果然，他抓住了“个性解放”这个题目，“不管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来讲，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来讲，都需要‘个性解放’这个武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想，“个性解放”，这在哲学上相应的就是“发扬主观作用”。他就是要启“个性解放”之蒙，以“发扬主观作用”来挽救文化危机。于是他开始写《论主观》，十来天写成初稿，立刻拿去和路翎、胡风讨论，到1944年2月底，第二稿定下来，全文11节约为1．5万字。
1944年3月19日舒芜给胡风的信中说：“陈君的回去，是奉到十二金牌了吧？想必要‘面圣朝天’，集体的‘奉旨申斥’或亦不可免，甚至像他自己所不幸而言中的‘发遣伊犁为民’亦很可能；只是我希望没有精神上的‘风波亭’！”又问：“‘暂且避避锋头’呢？还是仍然冲出来，并且更要赶快冲出来呢？那篇《论主观》，现在是否可以送出去？”年轻的舒芜在困惑不安中不乏策略的考虑，年长的胡风却在3月21日回信说：“对于你底激动，我觉得是少见多怪，这种事多得很，否则，还成其为‘现实’么？” 胡风虽然对《论主观》还不太满意，“觉得胸襟还不够大”，但还是决定在他筹办的新刊物《希望》上发表。
《论主观》舒芜认为自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写成的（自然这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藉助于斯大林的阐释学得的）。对这篇惹了大祸的文章，在学理上及其现实针对性上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根据舒芜的提示，指出他“真正想说的话，是从第八节开始的。大体上是明确了反对的对象，是机械主义、教条主义，主张突破文坛上的小圈子，不满足和不赞同陈家康他们提的那些‘自然生命力’等等手段，以及呼唤探索和追求等等”。他没想到，由“个性解放”和“发扬主观作用”，就会导致独立思考，甚至桀骜不驯，与革命组织倡导统一思想、统一言论、统一步调，做服从统一指挥的驯服工具的要求是相抵触的。
《论主观》在1944年年底编排的《希望》创刊号上以通栏刊出，这是在版式上突出了此文。胡风更在《编后记》中指出，《论主观》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与这样高调的说法相比，胡风说在同一期中“为了打击创作上的客观主义而作” 的短论《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似乎和《论主观》“互相呼应”，倒像是把《论主观》的意义看小了）。《编后记》的这一提法让舒芜都很吃惊，而后来的批判文章，为了向作为主编的胡风问责，每每引用胡风的这句话。许多年后胡风在《〈胡风评论集〉后记》中辩解说，这“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受到影响的问题”的评价是指延安整风运动说的。说当时由于《中原》和《群众》发表了几篇谈思想问题的文章（邵按：即指陈乔胡等之作），都是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被认为犯了唯心论的错误，思想界陷入了沉闷状态，而他是想“用（舒芜）这篇文章引起争论来，借以打破沉闷空气，……扩大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但我（胡风）对他（舒芜）这个人和论文，都是持保留态度的，所以在《编后记》里作出说明后，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还着重地指出，如果讨论能够展开，‘受赐的当不只作者一人而已’。”胡风在这里坚持了当年周恩来当面问他有关情况时所说的发表《论主观》乃是意在引起讨论，并且说他对舒芜其人其文“都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究竟是不是胡风在发表《论主观》时的原始思想？这是后之读者或有的疑问，当然，对任何人都不宜做单纯追查动机的诛心之论。
舒芜许多年后听说胡风在回答周恩来询问时就说是意在“引起批判”，对胡风这一态度十分不满。
这后来成为原本关系亲密的一对师友之间久久难解的心结之一。
因为《论主观》发表以后，在一定范围内引起注意，这是意料中事。而胡风在1945年1月18日还致信舒芜给他鼓劲：“我耽心你会陷入小康之境，这就糟了。我看，还得不断地打冲锋。”
意料中的责难终于以有组织的形式袭来了。1945年1月25日和2月初的某一天，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召开了两次小规模的内部座谈会，前者由南方局文委冯乃超主持，后者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主持，都是为了批判《论主观》。胡风两次都参加了。但两次会后胡风给舒芜的信上，说得都比较含糊。头一次说参加了一个谈话会，有人向《论主观》“开炮”了，还说有人想“闷死”舒芜，并借“闷死”舒芜而“闷死”刊物，要舒芜抓紧准备迎战，再接再厉等。第二次只说“打了一个小仗”，说是“没有正式问到你，是向着我”云云。
在国民党邮检制度下，语焉不详可以理解。舒芜不在重庆，一直也不知事情的具体经过。那两次小会的参与者（包括晚年写有回忆录的茅盾）都没有就此留下一个字的回忆，好像从来没有这件事一样。胡风是1977年在狱中奉命写了一份《关于乔冠华》的内部旁证材料，其中提到：周恩来当时是为了批判《论主观》而召集那次座谈会，“但开会后，关于《论主观》只谈了几句”，据说由于胡风向周恩来声明：他在《希望》上发表《论主观》，“是想引起批判”，《论主观》“里面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于是，“总理（邵按：指周恩来）一听就完全了解了我的态度，马上把问题放开了”。过了近二十年，舒芜从《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上看到这份材料，简直难以置信，因为，他说，五十年前《论主观》明明是在胡风的鼓励支持之下写成的。就在那两次座谈会后，黄药眠发表了批判长文《论约瑟夫的外套》，舒芜写出了反批评的长篇文章“迎战”，胡风还反复指出一些地方不够有力，气魄不够大，“太斗鸡似的了”，让他再写再改呢。
但有一点胡风的感觉是准确的，即“表面上是批判《论主观》，实际上是针对我的文艺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客观主义’等。在（《希望》）出版后马上开的第一个座谈会上，就完全表明了这个情况”。
这就是说，在1955年的十年前，舒芜就以《论主观》在胡风主编的《希望》上发表，而给中共反胡风的批判斗争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但很难说是舒芜给胡风带来麻烦，这一次是胡、舒二人协同运作的。而斗争的主导者只不过要藉此机会来从根本上摧毁胡风的理论体系（不仅有“主观战斗精神”，还有“民族形式”论争时的系统表述等），消除他在文化界特别是青年读者群中的正面影响。
胡风晚年在他评论集的后记中还说过，“（1948年）香港友人们因这个问题引起的对我的批判……虽然有的也提到舒芜几句，但都没有具体分析批判过他的任何理论观点和态度，矛头完全是指向我”。
对《希望》的围剿，固然抓的是《论主观》，却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论主观》。即使没有《论主观》，没有舒芜，恐怕对胡风的批判也是难免的，势在必行的。[page]
从抗拒到驯服：舒芜接受了中共的思想改造
1945年《论主观》发表后，从中共方面得到的高层反馈，首先来自南方局的周恩来，接着有几个月相安无事，自然，不知道周是否向延安报告了这件事，以及怎样报告的。①这年秋天，胡乔木来重庆，胡风在10月9日夜给舒芜的信中说：“与北乔（邵按：指胡乔木）作过长谈，也提到《主观》等二文（邵按：另一文指舒芜的《论中庸》），（胡乔木）说是值得一读再读，但也没有脱掉唯心论云。于是把答辩文给他看了，问意见，则说还想见面交换意见云。人比较诚恳，但理解力也有限，而且胆小得很。”胡乔木有一个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在延安思想文化界是举足重轻的人物。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后，胡乔木跟着他回延安，却又原机返回重庆，据说就是要解决国统区文化思想界几个问题，《论主观》也是问题之一。但从胡风给舒芜信中直言月旦的口气看，他是把胡乔木当作平等对话的人看的，没有任何见了“阔人”的卑躬屈节，这与当时中共还是在野党有关，也与胡乔木的“诚恳”姿态有关，同时可以看出胡风的自信，和他对舒芜的亲近关系。
① 笔者在《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读〈胡风三十万言书〉》中提到：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正是陪同受批判的“教条主义”的王明作为另一批判重点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处境也是要应对不容反驳的批评。在这前后，他在回延安对文化界作报告时，曾提到“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错误”；不过，周在当时报告中也强调说，“胡风在上海与鲁迅的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反对国民党的反动与倒退行为的，是与我们合作的”。
随后一周内，胡风和胡乔木又谈了两次。他在10月16夜给舒芜的信中说：“总之，距离不小，尤其涉及文艺的时候。他说你好学深思，向上心甚强，但那三文还脱不了唯心论，意（言）外之意还是那个‘小布尔’（邵按：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胡乔木说舒芜张扬的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要他们多懂一点，似乎难得很。”口吻依旧，胡风是站在舒芜一边，不以胡乔木为然的。10月27日信说到胡乔木约舒芜面谈时，胡风认为“谈谈也不会谈通的，但见了面就可以减少一点神秘性，好处在这里”。连曾经沧海的胡风也没有预见这次会面可能对以后的事态发生多么大的影响。
这一年11月8日下午在胡风住处，11月9日上午在“周公馆”，舒芜和胡乔木接连长谈两个半天。据说第一天胡乔木说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是唯心论，舒说不是，彼此往复争辩；第二天更是大谈哲学问题，双方争论得很激烈，舒芜“简直是脸红耳赤了”，最后终于“不欢而散”。头一天胡风在场，没有参加谈话，后一天除胡风外，在座的还有冯乃超、邵荃麟，也都未发言。可惜这次争论没有留下记录，我相信这是两个高智商的人一次较高水平的辩论，无论是内容还是技巧。
人们关心的自然首先是内容。据舒芜追述：“（第二天）胡乔木跟我继续辩论，我不服他，一上午时间，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还是那句话，说我是主观唯心论。最后，他概括起来说（这是他的原话。他讲话差不多跟文章一样）：‘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这个《论主观》、《论中庸》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把这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他还有一句概括的话，说：‘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论主观》恰恰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恰又是反对全面。’他这么提纲挈领地一概括、一判断，不得了了，我这两篇文章和毛泽东思想完全针锋相对了，我自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跟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了！我当然决不承认。辩论越来越僵……他终于沉不住气，先是坐而论道，陡然激动起来，一下子站起身拍着桌子大声吼叫：‘你这简直是荒谬！’”
不论面对什么人，什么情况，敢于坚持自己认定的观点，不含糊，不动摇，不屈从于压力。舒芜这次与胡乔木辩的表现值得欣赏。这固然还是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但也因为胡乔木所属的党派还在野，双方的身份至少表面仍是平等的。
胡风后来说，他和舒芜回到住处时，舒芜愤愤地对他说：“他（指胡乔木）设了一个陷阱，要我跳下去！”而据舒芜说，路翎告诉他，胡风认为那次辩论中胡乔木给他设了一些圈套，有的圈套舒芜就陷进去了。不管怎么说，即使舒芜可能逃过了一个逻辑上的陷阱（例如诱他承认反毛泽东思想），但他大概也没想到这次表面上“平局”的交手，会给未来成为执政党的中共高层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而在斯时斯地，没有充分的理据，年轻的毫无世故的舒芜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说而不服，压更是压而不服。但这件事还是影响了舒芜的写作心态。他自认为那以后一段时间，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那个《关于论主观问题》的特辑出来，这种心情更是明显了。
原来早在1947年秋，毛泽东已经在打算，对国民党的内战胜利后，要把斗争转向资产阶级右翼，除中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通通驱出政治舞台。南方局文委的《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出版）刊登郭沫若文，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无名氏等为反动文人，又批判胡风的理论、舒芜的《论主观》和路翎的小说，都是为了体现这一“巩固中国革命”的政策。后来斯大林否决了驱逐中国各党派的战略意图，才有1948年中共中央的五一节口号，以动员各民主党派重开政协，建立联合政府的部署。中共情报和统战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从全局着眼，要求胡风中断了反批评文章《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写作，到香港并转赴东北解放区。
后来的事情是全国政治形势随着军事行动急转直下。1949年，中共建立了全国性的新政权，胡风写出了他的大型颂诗《时间开始了》。11月，舒芜则在广西南宁师范学院“迎接解放”。
而在紧接下来的两三年内，舒芜和胡风，恰恰是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舒芜知道，对于已经“包下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头等大事又是什么呢？就是思想改造”。
这种改造，第一步要求划清与“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界限，再进一步则要求彻底改造以“民主个人主义”为主导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是在政治和学术观点、道德信念、阶级感情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来一个“脱胎换骨”。这就首先要求所谓自以为还有一点“资本”——就是“知识”的知识分子，承认自己“其实是最无知识的”，在工农面前放下自己的“架子”，用延安整风时的习惯语言，便是“向工农兵缴械，向无产阶级投降”（为了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信，并提出类如“脱裤子”“割尾巴”等粗鄙的口号）。
胡风性格刚烈，他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而舒芜依照党的指引，接受了中共的思想改造。局外人把思想改造叫做“洗脑”，仿佛一洗而成，这未免也是把精神世界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一个知识分子，并且是一个在大学执教的，写过有影响的思想文化评论的知识分子，能够那么轻而易举地完全否定自己吗？这里有没有矫情和伪装的成份？
舒芜晚年在《〈回归五四〉后序》和《舒芜口述自传》中叙述了他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
应该看到，舒芜的表现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不管他是否曾一度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不久后又脱党，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早就选择了共产党是无疑的。1949年在他教书的广西南宁，留下来等待或迎接解放的，有几种人，其中最积极的，是“政治上一直在为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实行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的，至少自以为是作过这种奋斗的”，而舒芜说他自己就属于这一种人。如俗语所说的“不把自个儿当外人”，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也确是他真诚的宿愿，所以他认为大胜利有自己的一份，切身有“解放”之感；自然就跟一般格格不入至少是疑虑观望的人不同。地下党显然也是这样看他的。解放军刚进城的军管时期，就安排他以进步教授①的身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包括参加人代会性质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49-1950年度寒假就依靠他主持南宁市的“中小学教师寒假讲习班”，直到后来他被任为南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出任文教局长做准备，还一身兼任了省、市两级的许多社会职务。他也颇有“士为知己者死”之概，甘于辛辛苦苦，像华威先生那样忙着各种会议、宴请，发言、表态。“存在决定意识”，他在共产党治下得到如此信任和重用，使他一时仿佛躐入了领导者即改造者的行列。这与胡风以及原来为《希望》等杂志写稿的、他的所有朋友在那一段时间的处境都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舒芜那时的认识，走下去就会跟老朋友分道扬镳了。
① 在中共的政治层级划分中，“进步”是次于“革命”的一等，属于革命命党、革命阶级、革命干部的外围，一般用来指称追随共产党的社会人士，多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即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庆生悼亡活动中，往往不称同志，而称先生。
舒芜1950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两三年没见的胡风和路翎。他是作为南宁市、也是广西省的唯一代表，到首都北京参加中苏友好工作会议，还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舒芜此来向胡风、路翎等朋友谈起思想改造，也谈到自己的思想应该怎样改造，他发现了跟老朋友之间的距离：“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应该改造，理论上都承认的，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他们老觉得我的想法太过，而我却觉得他们脑子里还是一些解放前的东西，还没有转过弯来”。分歧恐怕就从这里开始。舒芜在1950年从所著《生活唯物论》不得出版，悟到了“形势变了，气氛大不一样”，“深深感到这种变化，觉得一切都要重新想过”，以适应新的政治生态。他已经开始“转弯子”。实际上，一年来在南宁的政治生活实践，“存在决定意识”，已经使他相当“政治化”了，他甚至“对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很有些看不惯”了。特别是他们说起北京的情况，如人际关系方面的复杂，使舒芜颇感吃惊。胡风对文艺界的情况更是看得一团漆黑（大抵如他在《三十万言书》中描述个人遭遇时所说的吧），与舒芜所知道和感到的不尽相同，他一说，还引起了胡风极大的不满。
不过，舒芜与胡风还是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的话题，也是过去胡风给舒芜写信谈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思想学习。舒芜说：“他要我学习毛泽东思想，目的是解决《论主观》的公案，提高认识，作自我批判。”这就是说，胡风也认为此时此地，就《论主观》的作者来说，已经不是反批评的问题，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自我批判的问题了。
其实，早在1945年秋天，舒芜在重庆写反批评文章的时候，心中就犯起疑虑。因为当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里提出的“联合政府”（这实际上是对罗斯福总统二战后期要求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政府的回应），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口号，推动了国统区群众民主运动的高涨，大家从中看到了战后中国的希望，都很兴奋。舒芜当时写给胡风的信里就曾写过，说，自己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认为有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整个中国。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口号，就把全国那么些人都动员起来了，把那么多人的主观努力都集中到一起，成为变革世界的实践，这才真正是主观作用的发扬光大。相比较来讲，他在《论主观》里面所呼唤的那点东西，算什么呀，它比那么大的社会实践小得多，也空洞得多，因而它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呢？胡风后来写了一封长信给舒芜，说路翎觉得他好像慌张起来了，像是急于要找教条救命似的。在这里，舒芜用现行的主流政治标准来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的是非价值，因而产生了几分动摇。——舒芜相信自己一直在追求真理，但他的这种追求，主要是在书面的概念之间进行的思辨，如今在他从未经历过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政治实践前，有些无所适从了。
而且，舒芜认定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但他那时还没有深入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他写的《生活唯物论》，就是以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框架的。他把斯大林的文章看作全世界马列主义的最高权威，真正佩服这个权威（超过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那时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他从斯大林那里还接受了一个重要的启示：“斯大林的文章就是这么一个模子，每论一条哲学原则，最后都归结到——假如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那么就要如何如何，而不要如何如何。这个逻辑成了我在解放后解决一切问题的依据。”
把这个原则贯彻到生活中去，第一是要求在政治上不犯错误，第二就是以实际政治的标准来论是非。真理何在呢？“我多年追求的大理想实现了。我所相信的真理，可以通过党的政策来实现，党的领导就是真理的体现和运用了。”以党的领导乃至党的政策为真理的化身，不就是以党的是非为是非，如后来人们所说的，“想党之所想”，那还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吗？
这是实施统一舆论、统一思想的需要，这是建立党文化的统治地位的需要。在中共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对知识分子的宣传中，“为真理而斗争”是富有鼓动性的召唤。执政后因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绝对真理——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外无真理，——随之连“真理”两字也很少见诸报刊和讲义了。
延安整风时，就提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经典口号。所谓联系实际，特指个人的思想实际——要暴露个人的错误思想，加以改造。拿什么改造？拿党的主义、党的政策，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指示精神”，与之不符合的就是错误的。符合了，就是“一条心”，不符合，就是“半条心”以至“两条心”，离敌对不远了。舒芜在南宁主持中小学教师改造“三敌思想”运动中，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那里学得了由讨论大报告从而“暴露思想实际”开始，从中梳理重大问题，再交付群众讨论，最后总结关键所在，纠正错误思想的一套“新方法”，就为各种整风式的学习所惯用。这个方法再走一步，就是大家熟悉的“引蛇出洞”战术了。
1951、1952这两年，与朝鲜战争同时在国内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土地改革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热火朝天。高校的教授和讲师们一一“俯首（有意省略“甘”字）为孺子牛”，要在学生的追问批判围剿下，承认并交代自己思想上、政治上与“三大敌人”界限不清的纠葛，许多人被迫对包括胡适在内的师长和朋友加以贬斥，来换取“过关”。拦在“关”前的学生似乎充当了那一代“（红卫兵）革命小将”，实际上在他们中间或背后决定一切的，还是全校和院系各级党委，甚至更高级的部门，学生中的党员也只是传达指令的喉舌和“收集反映”的耳目罢了。舒芜似乎没有谈到当地和外地高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声势和方法对他的影响。然而当时“中央级报纸”上的有关报道，特别是陆续刊发的全国知名老知识分子的检讨，不可能不对敏感地关注时事动态的舒芜有所冲击。
至少当时在全国知识界形成热潮的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和知识界代表人物发表的学习体会，舒芜是看到了，他还写了不止一篇结合个人体会谈思想和文化问题的短论，都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刊出了。那时他还写过一篇批判罗曼·罗兰的短论。其实过去他对罗曼·罗兰十分崇拜，熟读过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三本英雄传。舒芜写《论主观》，谈“主观战斗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以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为蓝本的。而现在，读过《实践论》后，他以为一切是非“都要用毛泽东的实践标准、政策标准、政治标准来衡量。从一个领导者的眼光看，在实际工作中要是靠罗曼·罗兰式的新英雄主义，那就不好办了”。这篇文章由于在《长江日报》任职的绿原的反对而没有发表。
现在舒芜已经在学着从“领导者的眼光”看问题了。他说，胡风也曾多次在信中对他强调，在一个地方工作，被领导所需要、所信任、所理解，比什么都重要（邵按：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所诉说的，也就是他没有得到“领导”的“需要、信任和理解” ）。胡风勉励他，“领导上要求做的事一定要做”，“要接近老干部，向他们学习”。不知这是不是因为据说胡风听舒芜曾用嘲笑的口气说到一些老干部，而舒芜则理解为胡风改变了过去指中共某些干部为“权贵”的看法，“显然已经相信并且肯定老干部手中有真理了”。舒芜在几十年后说，他领会“他（胡风）对《论主观》的态度，明确说它是个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主张我由被动变主动，该解释的解释，该做自我批判的做自我批判”。胡风1950年3月29日致信舒芜说：“《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何（其芳）等、港派咬定你是为了反对‘整风’的反主观主义而写的，我发表了它也是罪在不赦。现在的读者又看不到你的原文。我想，印出来，平心静气地附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发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早点印出来（京沪绝对无可能印）”，“如能印，我想写一小文附在后面，解释我在编后记说那几句话的心情和用意。”这个小册子自然没有印成，可能也没有动手编写吧。
1951年冬，参加过以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改造思想为主题的中南区文代会后，有一天，舒芜随同省委宣传部长等到土改试点村去时，听到延安鲁艺毕业的老干部、宣传处长陆地谈1942年整风。陆地说：“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批判鲁艺，批判周扬，说周扬在鲁艺搞关门提高，关起门来讲《安娜·卡列尼娜》。延安当时还出了四个有名的“安娜”，是四个鲁艺女生学着穿安娜常穿的黑衣服。周扬是《安娜·卡列尼娜》（上卷）译者，又是鲁艺院长，自然脱不了干系。但周扬竟然成了“立地成佛”的表率——因为“他改得很快，一整风，马上觉悟过来，彻底作检查，深刻得很，并且发起秧歌运动，自己带头扭秧歌，把鲁艺师生都拉出校门，大跳秧歌舞，大演秧歌剧，一下子硕果累累，文艺整风见了效，毛泽东知道了很高兴。”——这个“毛泽东知道了很高兴”，对于一切有领袖崇拜情结的人来说，是会津津乐道以至心向往之的。
舒芜本来有个想法，改造是需要改造的，《论主观》检讨也没关系，但如果把周扬和胡风历史上的个人恩怨羼进去，改造变成向周扬个人低头，就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起这个脸。现在听陆地一说，周扬这么一个当权的人，也有挨批判的时候，可见思想改造是不徇私情的，是对事不对人的。于是他一回城，就下决心检讨。他可能是不自觉地以周扬为师了。
1951年12月，舒芜写了长达万言的《向错误告别》（题暂定），准备公开检讨。他拿给了市委宣传部袁部长和市文联秘书长陈闲（也是胡风的旧友）看。舒芜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很不成功，后来也一直没有发表”，但他没说是因那二人的意见而没发表，还是自己认为写得不成功。他也没说他们看后的具体意见。但我猜想，二位担任宣传文化口领导的党员干部，可能考虑到这是件涉及全国文艺界的积案，市里无权在是否公开其检讨的问题上表态，至少是不便置喙吧。正巧舒芜要下乡土改，土改回来又参加“五反”，于是就暂时搁置下来。
带队土改和“五反”的实际斗争，使舒芜又经受一番历练，时任南宁中学校长的舒芜，接着领导了校内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整个说来动静不大，对他本人更没有什么触动。一帆风顺的舒芜，心悦诚服地在思想改造的路上继续前进了一大步。这时已是1952年春，文艺整风开始，报上也开始批路翎、吕荧等人。舒芜坐不住了，于1952年5月中旬写出另一篇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心意思是，承认《论主观》宣传了个性解放。过去他写《论主观》、《论中庸》，呼唤个性解放，把它当褒义词用，现在却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贬义词，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个人主义的”东西了。他如果就检讨到这儿，叫做适可而止，但千不该万不该，他又呼应报上对路翎等的批评，说明这几个人过去同他都有同样的思想错误，现在报上批了，大家应该从重新学习毛主席《讲话》开始，认识到确实需要改造，都来过思想改造这一关。那时高校学者们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两头小，中间大”：为了过关，被“说服”或“压服”总之是“畏服”的是多数，说而不服以至压而不服的，跟一开始就“悦服”或逐渐“悦服”的，都是少数。其中不乏过了关的，国内一流的书斋学者（不问政治的）、民主教授（参与政治的），则往往经领导指定党报刊登他们的检讨，以为示范或录以备考。太敷衍了事的当然不会刊登，公开的总有些实质性内容，包括自曝见不得人的“短处”，不合时宜的思想，以至不良动机如后来所谓“活思想”、“私字一闪念”之类。但一般说来，很少牵连别人。舒芜在此犯了一个应说是低级错误，却是私人交往中的大忌。[page]
宗派主义，反党，反革命
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人民日报》转载时加了编者按语（这一按语是由胡乔木写的），其中一些提法这就使此文于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意义之外，成为批判胡风们的一个新的节点。
那时，舒芜对于新的政权、新的领导人，首先是完全佩服了。他叙述自己的真理观，已经是先验地归之于党政干部：“真理毫无疑问是在新生政权这一边，是在那些……党政高级领导人手里。” “他们的岗位就决定了他们是真理的掌握者和体现者。我们看问题，分析矛盾，从领导的角度看，就是从真理的角度看。”这应该是舒芜“学会了许多新的思维方式”之一种。
因此，他看到《人民日报》按语点出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叫人吃不消，这顶帽子的重量谁都明白，尽管是文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也不得了”，“老实说，也有些后悔，觉得毕竟搞出了一个‘小集团’的概念，影响太大了”。但他又体会按语中的字斟句酌，谨慎措词，如界定“小集团”的思想，还只是文艺思想，而不是政治思想，谈到阶级性，还加上“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历产阶级）”等限制词，在在表现出“上面”还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因此自己应该更加下决心检讨错误”。如果说他还有所保留的话，就是他在6月22日写《给路翎的公开信》中，以承认宗派主义接受了对“小集团”的批评，可能他认为宗派主义的分量较轻吧。然而这是无改于大局也无改于当事者的命运的了。
人们说这是由党的机关报第一次正式命名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为“小集团”。那么非正式的这样命名自何时始？谁也说不清。只记得早在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两地文艺干部作报告，批判被认为是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阿垅的两篇文章，第一次当众点名胡风的“小集团”，说阿垅的文章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提出其危害性“等于是社会民主党”；他激动地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坐的，但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①
① 依1949年刚通过的《共同纲领》，新政权内部包容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那时周扬还把胡风们的思想定位于小资产阶级。1952年《人民日报》按语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提了。到1954年宪法取代了《共同纲领》后，1955年毛泽东就胡风检讨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云云，反问：“小资产阶级，够用吗？”人的思想的阶级属性也会与时俱进随风见涨的呀！
从现有的材料看，胡风大概没有听说过周扬的以上说法。舒芜远在边陲，更是不得而知了。
在1949年“进城”后不久，中共意识形态的领导格局里，周扬并不像胡风想像的那样能够一锤定音。至少胡乔木随侍毛泽东左右，从而赋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权威性。1949年，胡乔木劝胡风“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一方面是指他与一些共产党人的友谊和相知只是属于私人交往，一方面是指他与“整个共产党”还连“朋友”都不够，甚至是说他以一人而与整个共产党游离或对立。这是自认为大半生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胡风接受不了的。胡乔木指出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那么这又是传达的谁的意见呢？还有，像胡乔木说“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以及1951年批评胡风“不该把旁人都看成是异端”的话，都带着严重的警告性质，这与中共党内高层指责胡风与党的关系“不正常”、“不合作”是同义互文的。这些意见里，哪些是他个人的，哪些来自领导人如毛泽东，他个人的某些判断，是否影响过毛泽东，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过毛泽东呢？
长期在国统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应该说是党内与胡风接触最多，对胡风优点和缺点知之最稔的一人。他过去总是一方面对党内强调胡风是政治上与中共合作的朋友，一方面也对胡风有所批评——朋友式的批评。周恩来在重庆后期一次与胡风的谈话中，也早已对他说过，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并要他改变对党的态度。以周的身份，话也不能说得再明白了。然而胡风并没有真正明白周的意思。
周恩来的这番话，看来当时胡风并没有写信告诉住在江津的舒芜。被胡乔木目为“好学深思”的舒芜，则是在1949年后无师自通地达到了这个认识。把他十分崇拜的斯大林“假如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这一铭言式的警句，最终落实到在理论上向毛泽东投诚，可以自认为是服从真理，不会像投降给周扬那样丢面子，多少可以心安理得一些。笔者在政治运动中也曾产生过类似这样聊以自慰式的阿Q心理，故敢于以意逆志，虽不中，或不远矣。
胡乔木1952年为《人民日报》写了那个转载舒芜文章的按语以后，周恩来让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准备开一个内部座谈会来解决胡风的问题。同时，《人民日报》在五六月间向舒芜约稿，要他继《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再写一篇比较详细的检讨与批评文章。舒芜晚年说，他“觉得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在朋友之间讨论讨论的东西，就算是争执，也是朋友之间的争执”，于是就写了一篇《致路翎的公开信》（后由周扬决定交《文艺报》发表）。此文1952年6月22日写于南宁（我们看到的发表稿注明9月11日改订于北京，那是在赴京参加有关胡风座谈会的旅次了）。这封信接受了1945年胡乔木的批评和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进而说：
过去我们……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们算得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文艺小集团。……
这里重复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顺竿爬”，完全按照《人民日报》转载舒文时按语的口径，只是他以为“宗派主义”好像比“小集团”的提法降下了一道“纲”，殊不知三年后《人民日报》正是紧盯着“宗派主义”又来约稿（这种“约稿”对“犯罪嫌疑人”无异于“指供”“诱供”），又从而导致了政治帽子的升级。
这里应该指出两点：其一，这篇公开信的确是同年5月发表的那篇“从头学习”之文的继续和深化，这里口口声声说的“我们”，固然限定为“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却突出“以胡风为核心”，以坐实“小集团”之说（这里看出了乔冠华胡绳等以批判别人来代替检讨自己的影子）。其二，所谓以在“宗派主义”的意义上接受“小集团”的定性，其实也是自欺欺人，因为这两者在审判员眼里并没有虚实的不同，而只是表里之别，一而二、二而一罢了。
当时，《文艺报》在1952年9月26日刊出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时，也加了一个“编者按”，说：“《希望》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所办的；舒芜自己所指出的错误，其实是这个小集团所共同的。舒芜曾在检讨中说：当时还有几个人，都曾经有同样错误的思想，并指出路翎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思想背道而驰的。”“我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目的是帮助路翎等人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改正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倾向。”
这个《文艺报》的“编者按”，跟前此《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如出一辙，口径用语完全一致，就连那曾经让可怜的舒芜感动过的，不说“舒芜自己检讨的错误”，而说“舒芜自己所指出的错误”，也一仍其旧。看来如不是也由胡乔木执笔，就是他领导下的一个小集体（这里就不说是“小集团”了）秉承其意起草，最后还是由他定稿的吧。这个按语的特色是不像上一次笼统地命名“小集团”，而点出正是舒芜交代了“当时还有几个人”，显示了熟用“瓜蔓抄”手法的深心，而且在攻下舒芜之后，要继续“帮助路翎等人”做出检查和交代，各个击破后，对胡风形成围剿之势，不怕他不溃败投降。
而那个“帮助胡风解决问题“的小型会，是在周恩来关注下作了周密准备的。1952年7月23日，周扬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报批，准备先召集少数党内文艺干部统一认识，接着开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周恩来亲笔写信给周扬，指示对胡风应该怎样帮助，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希望他能在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希望在将来的工作中，一点一点长期解决。总之，帮助要有耐心，不要急躁。
周恩来也有信写给胡风，这封亲笔信写于7月27日，说你的思想问题，希望多跟周扬同志、丁玲同志谈一谈，在“此致敬礼”后面，还专门加了一笔：“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找来看了两遍，希望你也多看几遍。”这是周恩来想“息事宁人”，实际上劝胡风也按照舒芜的方式进行检讨。这正如几年后他劝马寅初作个检讨以求解脱一样。马寅初做不到，胡风也做不到。但他们都必得为此付出代价。
周扬的口气却大不一样。在《三十万言书》里，胡风复述了1952年周扬责令他检讨时所谈的要点：“1，我反对了党员的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2，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3，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4，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来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5，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6，要打掉我的架子……”
1952年12月，延宕数月之久的小会终于召开了。胡风不是没有检讨，但是没有完全按照会议召集者的要求来检讨。会开了三次，是要“帮助”胡风作出像样的检讨文章。会上印发了三个材料：一篇是胡风的《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发表于《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8日），这是后来三十万言上书的雏型，当然不能算作检讨；一篇是舒芜最初写的《向错误告别》；另一篇是路翎的《答我的批评者们》，当然也不是检讨，而是反批评。与会的在京文艺界党员领导干部二十几个人济济一堂，作中心发言的是三个人：林默涵、何其芳、胡绳。最后由周扬作总结，胡风印象极深，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回叙说，他记录下来了：
（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６日会上）周扬同志严厉地斥责了我，说我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邵按：这里还维持了周恩来等原定的口径，因为还没找到指胡风为政治上反党的口实），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说我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斥责以后，归结到：结论要由我自己做。
舒芜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用赞叹的口吻说：“周扬很会讲话，他在总结开头就讲：‘这不是结论，结论要由胡风同志自己做。’
舒芜更注意的是周扬讲话里涉及定性的一些提法，这倒也都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不知出于周扬的深思熟虑，还是即兴发挥？如关于“小集团”，舒芜记下了：“周扬说，‘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小集团’很多，巴金就有一个‘小集团’，但巴金这个‘小集团’不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而你胡风的‘小集团’却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这就不行了，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周扬这句话很重要。”关于“宗派主义”，舒芜记下了：“周扬说：宗派主义并不是反革命。在延安整风时，批评我是宗派主义，我就想不通，我有什么宗派主义呀？后来毛主席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了，他说：什么是宗派主义？脱离群众就是宗派主义。你既然是革命者，你就只有为群众服务的义务，没有脱离群众的权利……”舒芜的感想是：“周扬这么一讲，又似乎把胡风的问题划拉轻了，好像‘宗派主义’、‘小集团’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当时大概是要突出胡风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点。他甚至说，胡风同志的文艺理论也不是完全不对，也有很多是对的，但是你有一百条正确，只要有一条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大错特错了。结论就是这样做的。”
殊不知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从文艺到政治不过一纸之隔；所谓“有一条反党的文艺路线”，已经是政治罪名了。在以领袖为党的化身的观念里，反毛泽东思想和反党是同义语，这个大帽子扣下来已经足够胡风承受的了。而“宗派主义”、“小集团”则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在组织上的表现，要把一个人打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反党，是必不可少的。周扬真是会说话，连舒芜都以为他这样讲“似乎把胡风的问题划拉轻了”，往深里看，周扬其实大有诱供之嫌。当然，两年多以后，舒芜欣然接受《人民日报》约写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上了周扬的当，因为在《致路翎的公开信》里，他已经“用‘宗派主义’的概念接受了《人民日报》按语中‘小集团’的提法”。
在这次关于胡风的座谈会后，跨1953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胡风处于历次运动中有人被“挂起来”那样的境遇。起初，还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分别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胡文章前后，催促过胡风写出检讨未果，也就不再催了。胡风这时听说了与他背靠背地紧锣密鼓准备公开大举对他批判，然而有关的人都避免跟他接触。他在《三十万言书》里详细述说了他落寞的感觉。
而1954年初，中共召开八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问题，会后公开发表的决议号召团结。胡风读了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有一股热流推着我考虑了又考虑”。“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不但是对于每一个党员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于像我这样的追随党的事业的共产主义者的考验”。他想到周恩来向他提示的“不能回避批评”，他这时“终于明白了”是要他“正视自己，正视现实，面对面地向斗争迎上去的意思”。他本来总想直接诉诸周恩来、毛泽东要求解决个人问题，现在心情起了根本的变化：“这不是个人问题，连我个人问题也完全不是个人问题的性质，我有责任把我对理论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报告，因而也有责任把我认为可以说明问题实质的一些有关的现象向中央提出报告。”这就是他开始挥笔写《三十万言书》的原始动机。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他有些走火入魔了。
在这份上书中他写到了“五把刀子”，明知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世界观未经改造的人是连文艺创作也没资格的，而他这样被认定搞一条“反党的文艺路线”，搞一个“小集团”的人，竟在一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委屈之外，还要“以天下为己任”，指点党的领导，这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看来，不正是“要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吗？胡风一年前还不听劝，在没做像样的检讨的情况下，向代表党组织的邵荃麟提出“组织要求”即申请入党，这是自命“共产主义者”的当局者迷，太“不拿自个儿当外人”了。
相对看来，舒芜在1949年后，认清整个国家的和具体文艺界的大形势，也认清自己的劣势，找到了接受改造的自我定位。不管人们和历史怎样看待他的思想转变，他在现实生活中应该说是比较清醒的。
胡风面对现实，一方面迫于压力，表示要检讨自己以图存，一方面又不甘于违心地放弃自己的全部观点。追随共产党是他二十年来所以安身立命之途，而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又是他赖以安身立命之本。这种矛盾心态陷他于极大的痛苦，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看，这就是抗拒改造的人与“新社会”必然的“格格不入”了。胡风又因与周扬的旧怨，习惯于把周扬等党的文艺干部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分开来看，这样，他在看似控诉周扬等对他的歧视压制时，实际触及的的确是这个文艺领导体制的封闭和专横，他所建议的虽还是在这个体制的框架之内，却也难免被认定为“清君侧”的“以攻为守”，然则表示愿做检讨就成为“以守为攻”了。
从“人的自我实现”理论看，其中有一个层次是归属感。尽管胡风和舒芜都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们长期都是以归属中共为自己的政治归宿的。
胡风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者自任，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主要以理论批评为思想产品的文学家，他的马克思主义代言权却不为中共所承认，因此面临着“接受（思想）改造”还是“抗拒改造”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他在承认自己有错误的前提下，希望“从我自己的文字检查出错误来，做好检讨，澄清我自己”，以期“恢复从事文字劳动的条件”。他已经退到似乎不能再退的地步，但他又说不是为了“过关”。人家要的是像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大获全胜一样：教授们为了过关，纷纷缴械投降，于是万事大吉；你却不是根据“同志们”的批评照单全收，一一认罪，还坚持得“从我自己的文字中检查出错误来”，这不是故意拖延，谁等得及？那些高校的学术权威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屈居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席位，甘当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对象了，除非再搞运动，也就与得胜回朝的“改造者”暂时相安无事。但胡风跟他们不一样，他从根本上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当“革命动力”的。四中全会一声号令，他就要出来为共产党文艺事业的发展而斗争了。
舒芜虽也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年轻时甚至有发展这一学说的雄心，但他与党的关系毕竟是“一头热”。依文艺界党内某些人的看法，他从来就是跟着胡风卖力的异己者。1952年林默涵找胡风谈话时，就说“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舒芜知道要想在共产党政权下成为“革命动力”，就先要向老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学习，包括向周扬那样能在毛泽东启发下幡然觉悟，承认错误，改造自己。他知道在共产党的帐本上有自己的《论主观》这笔欠债，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偿还。他愿意以自己为例，带领原先的朋辈一起归顺共产党，接受思想改造。可悲的是舒芜没有想到，他这“带头羊”是要把旧日伙伴们带到屠场去的。旧日伙伴们虽没人跟上他走，却还是殊途同归了。
1954年夏，胡风写出了他的《三十万言书》（其全称是《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个标题也带着那一时期全国学习毛泽东《实践论》所赋予的时代色彩）。《三十万言书》整个是以自我批评的基调写成的，这表达了他希望直接诉诸党中央，“解决问题”的诚意。他表现出在他是很难为之的委曲求全的姿态，反省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但直到1970年代单人监禁令他精神分裂之前，他实际上仍然坚持自己的文艺理论的主要之点，即五四精神、鲁迅传统和现实主义，没有轻易承认什么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他以党外的身份服从党的纪律，在他身上就表现为“党性要求”与追求真理的矛盾；就如林昭、韦君宜先后痛感到组织性与人性、党性与良心的矛盾一样。这是使他精神十分痛苦的。
胡风通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习仲勋把报告转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刘、周）。笔者2002年在《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重读〈胡风三十万言书〉》中，曾说“周恩来并没有把这份材料转送毛泽东，这恐怕应视为对胡风的有意保护”，是基于未见到毛泽东及时批示的想像之词，没有文献的依据，应该撤销。实际上不但毛泽东不可能从头到尾看这三十万言，周恩来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阅读，一时没有把这件事列入议事日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不抓是不抓，一旦抓起来却是雷厉风行的。1954年的夏秋两季，胡风一直在等待上书的下文。到了秋末冬初，《文艺报》因批判《红楼梦研究》不力而遭点名的事件发生，胡风误以为是自己关于文艺界问题的意见起了作用，表现异常积极，座谈发言激烈，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指示《文艺报》随刊印发胡风《三十万言书》中（一）（四）即理论问题和建议两部分（略去披露事实的“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和指名批评的“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两部分），号召讨论，也就是号召批判。1955年初，中宣部更向思想理论文化教育总之是知识界部署了年内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胡风与胡适、梁漱溟、梁思成一起纳入批判对象名单（不久后就集中批判“二胡”，在胡风问题性质升级后，批胡适也退居其次，并不了了之）。
1955年3月，一天夜晚，乔冠华和陈家康以及邵荃麟到胡风家，乔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能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这是以周恩来的地位和处境所能做到的，对胡风的最后的关注。
这时，大批判的烽火已在全国点燃。舒芜响应《文艺报》按语的号召，写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一文，刊于同年4月的（香港）《大公报》（收入《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三集，作家出版社，1955）。在这篇大批判文章里，除了没用“反革命”三个字外，已经几乎把可能戴的思想、政治帽子都给胡风扣上了：“胡风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长期一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一种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文章批判了胡风的“五把刀子”论，指出胡风这个报告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胡风多年来坚持而且发展这一套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顽固”。 “……胡风因为我接受了党的教育，放弃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我表现了狂热的仇视”，云云。看来舒芜写作此文时，是一片泄愤的心态。
读了这样的文章会感到，像林默涵、何其芳以至周扬这样一些共产党思想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对舒芜来说似乎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事实也证明，他把他们的批判化为自己的检讨，他的检讨就基本上通过了；他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也跟他们写的不相上下。如果换一种机遇，舒芜是完全可以与何其芳等并列，至少不弱于他们。今天人们平心而论，也都承认舒芜是会写文章（包括大批判文章）的。
舒芜说胡风对他“表现了狂热的仇视”，事实也确是这样。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说，195O年10月，他从路翎处得知舒芜“在四川参加过（共产）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1952年9月25（26？）日，即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文艺报》发表的当天，林默涵和胡风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承认了过去不了解舒芜情况，相信路翎同志提供的材料是可靠的”。“因为林默涵同志似乎很诚恳，我（胡风自称）当时说了一点感觉”——这感觉就是：他在日本时，日共党内常常发现“破坏者”，有时甚至打进了中央领导部，他不大理解敌人为什么有这么巧妙，党内同志为什么这样没有警惕性；“现在看了舒芜的做法，我在实感上才似乎懂得了破坏者是什么一回事，是通过什么空隙打进党的”，“我以为，舒芜是尽了‘破坏者’的任务的。”这使人想起三十年代周扬等人听了穆木天的传言，到鲁迅处“指胡风为内奸”，是“南京派来的”那桩旧案，如出一辙。时序进入五十年代，胡风既已知道中共的审干传统，尤其是对曾被捕者的严格得近于苛刻的审查，此时此地，胡风抛这个二手档案是欲置舒芜于死地的，因为他已经站在“党的立场”上把舒芜定性为敌人，且在这里又暗指林默涵等人误信舒芜来打击他，至少犯了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右倾错误。
从胡风和舒芜这一“反目成仇”的互控中，我们分明看到他们都是“斗争哲学”乃至“复仇哲学”的服膺者和实践者，在一种特殊文化观念和氛围的陶冶下，能够做到“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的绝不留情。
而在舒芜写上述在1955年4月发表的批判文章时，他应该并未看到胡风《三十万言书》的这一部分（因为《文艺报》公开发表的，只是胡风上书中的另外两部分），更对胡风以抛档案为杀手锏的狠招全无觉察。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近几年来他和胡风通信已疏，见面更少，能让他做出胡风对他“狂热地仇视”这一判断的，好像主要也就是1954年夏天的那个“插曲”：当时胡风大概是正在写或刚刚写罢《三十万言书》交了上去，某日舒芜跟聂绀弩、何剑薰相聚后，随他们顺道去胡风家拜访，在他刚一进门时就被胡风骂出。当然，与1952年以来的意见分歧联系起来，这仿佛不止于睚眦之怨，但还是让人想起鲁迅叹过的：“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