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出塞
把所有的忧伤都付与你，
我深沉而未醒的土地。
从此背负起那早已注定的命运。
你的一瞬
于我却是万古。
流到冬天，流到未来。
这是先辈托付与我的热血，
在你梦中敲打着自由的节拍。
归来吧，归来吧
明天
我扶你远走。
1992年，我家屋顶上最后一只麻雀子死了，食堂的炊事员把耗子药撒得到处都是。我沿着滴水沟寻找丢失的玻璃弹子时，她忽然滚落下来，在地上痛苦地做了最后几下挣扎，然后变成一具冰凉的尸首。多年以后，每当我回想起那情景，莫名忧愁依旧无法抹去。这忧伤愁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我有生之年所经历的一切别离里，从来没有一次象当时一样茫然凄凉。从那一天开始，我渐渐疑心社会主义制度是世间一切生灵的公敌。因为我父亲告诉我，若是自家的耗子药，只舍得放在老鼠洞附近；而公家的耗子药，却可以肆无忌惮到处乱撒，并且只要上面授意你用耗子药灭鼠，那你就无需为此事所引发的各种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很多人早于我很多年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譬如我的朋友胡石根先生和萨哈罗夫先生。但当时我仍旧觉得自己象位先知，因为当时我并不认识上述二位先生，并且至今，他们也未认识我。人世间许多事除了用命中注定来解释之外，似乎别无他法。无人可以回答，为何萨哈罗夫生前的朋友们现在已经能够享受平静安宁的生活并到处受人尊重，而胡石根和他的朋友们却仍在承受煎熬？
我已经十四岁，在我父亲的盼望里，这本当是个成年的年龄，因为他会在偶然间提起我从未谋面的祖父，并告诉我祖父在十四岁时便已勇敢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当然，父亲并不会因为我的懵懂无知而责备我，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儿子，都远远无法和他的父亲相比。尽管他渴望求知，并用他笨拙而寡少的言辞试图向我灌输“认知高于一切”这一理念。但他自小耳濡目染的一切在他身上所刻下烙印同时又不由自主在向我传达一个信息：“知识分子不仅是悲惨的，而且是软弱和善变的，这软弱和善变同时也是导致他们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只有象祖父那样本本分分的手艺人，才可能做到足够的坚韧和尽职尽责。
我的父亲并不认识萨哈罗夫，更不认识胡石根。如果他认识这二位，也许会改变他的看法。
我的朋友康玉春先生，他住在北京城一隅。请原谅我没有去过他的住所，是以无法向你描述。他脸色黝黑，身材剽悍，说起话来嗓门粗大，直言不讳。请不要把他联想成一个鲁提辖或者张翼德式的人物，尽管在某些方面，他和鲁提辖、张翼德确实存在共通之处。但他并不使水磨禅杖或丈八蛇矛，他使的是哲学、心理学、医学、史学等等靠纸张来记载并且靠头脑来领悟的东西。他时常念念不忘一位被他称为“幽谷美人”的神秘女子，当你问他“幽谷美人”究竟在哪里时，他会变得迟疑犹豫：“我的幽谷美人死了……”
他自称是在二十八岁那年走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年龄和我一样，但我总不愿相信。因为那一年是1992年，一个伤心的年头，在那一年他被捕入狱，一去十一年又半载。以常情推测，他不应该刚一“出道”，就遭此重刑。因此我觉得他说自己二十八岁“出道”，乃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在享受了一顿颇为丰盛的晚餐之后，我们趁夜幕初降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向前。这顿晚餐是他早已允诺，作为我“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的褒奖。我很少见他忧伤过，即便在说着什么伤心事，脸上表情仍旧看似兴致勃勃。有时他会说，街边的某某人是他某个病人的亲戚（他是位心理医生），说得煞有其事，让人很难生疑。但是每当这时，你都会发现，他所指的街边某人，一定是位清丽的女孩。是以又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在说笑。如果没人介绍，无人会相信他曾坐过十一年半的大牢，并且至今孓然一身。
1992年的早春，这位二十八岁的青年踏着即将化冻的冰雪，为心中的自由梦四处奔走，蚍蜉撼大树一般向庞大的专制机器挑战。这究竟是何等景象？弹指一挥后，当年的人们渐渐白头。那是一个悲怆涌动的年头，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苏联帝国刚刚土崩瓦解，留下数千万受难者永远不可追回魂魄。在中国，人们默默无声地面对这一消息，片刻愕然之后，继续踱进阴寒的生活中。它如同历史上一切事件一样，无论在当时人们做出何种强烈反应，事后都会迅速被忘记，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在我们这古老东方，仿佛无论命运之轮如何碾压，那早春化冻的冰雪都将永远肮脏和泥泞。
那一年胡石根三十八岁，从那时起，他已经坐了十六年牢。十六年来监牢里政治犯们进进出出，如同一位学校的看门人看着一批批学生入校、毕业，毕业，入校……没有人象他一样，总是不停地被狱外的人们惦记，人说时间能够洗去一切，但之于胡石根却不同。因为凡认识胡石根的人，无人不热切地渴望他就在自己身边，如果你不认识胡石根，那么请想象一下，如果你遇上一位忠肝沥胆的赤诚君子，是否愿意将他永远挽留在身边？只可恨那些高墙电网，生生将世界劈成两半。
1992年，北京城象是一位一生饱受欺凌以至于沉默寡言的老人。冰凉的坦克车和寒光闪闪的枪刺，是人们心灵创口上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两年后，北京市中级法院审判席上忽然响起“打倒法西斯”的口号，当康玉春回想起当时情景，他脸上表情在短短一分钟内迅速变幻着，时似兴奋，时而肃穆，时而又似莫大的悲伤，悲伤中却又夹杂着几丝自豪。他用几乎是平时说话的三倍语速轻声喊着：“打倒法西斯！”顿了约莫一秒钟，这一秒钟内，他深深望着早已逝去的过去岁月。“自由万岁！自由万岁！自由万岁！”然后拍拍自己后脑勺，又恢复了平日说话的语速和神态：“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这些年在牢里弄得，记忆受损，等老胡出来你问他。”
当时他们五个人，除了胡石根和康玉春，还有王国齐、王天成、陈卫。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那些平日呆在各个办公室里的人，都纷纷跑出来，想看西洋镜。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它的存在令“法庭”这个词遭到了莫大亵渎。用他们那所谓“法官”自己的话来说：“我就是共产党的看门狗！”人若是甘心做狗，那拿它有什么办法？一顿乱棍将其打落水中？
我见过陈卫两次，在他的故乡，川北小城遂宁。他从未提起胡石根，倒是有一次，见我卷草烟时忍不住也要卷一根。他仿佛是个很健谈的人，尽管有时他并不愿多说。他低头默默卷着草烟，似乎陷入沉思不愿说话，在他眼里我的卷法实在是太浪费。卷那根烟足足花了十几分钟，有时嘴角偶尔泛起难以察觉到笑意。他的烟卷比大头针粗不了多少，可是仍不满足，认为根本没有“恢复”到狱中的“水平”。然后点上，若有所思抽着。
通往秦城监狱只有唯一一条小路，那条小路不知他是否仍旧记得？路上铺着煤渣，路旁种了杨树，苏联时代的杨树。苏联早已不复存在，新时代的年轻人们压根也不愿去关心它，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仿佛这个庞然大物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条路上行人稀少，车辆亦不多，除了终点处那座监狱，这条道路再无其它目的。
1992年……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那一年一个名叫“自由民主党”和一个名叫“中华进步同盟”的“反革命集团”被“破获”。40余人涉案，200余人受牵连。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很多牵连难以从表面察觉。党非常擅长用无声无息的手段将异见思想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隔离。这次组党活动标志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诞生，在民主世界里，反对党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而在红中国除了共产党和它的八个婊子之外，其它都是“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便是胡石根，一位来自北京语言学院的三十八岁教师。他的故乡在江西南昌乡下，初中还没读完便遭遇文化大革命，1979年，这位正式学历只有高小的青年一举考入北大。我们不难想象，当全中国都陷入红色革命的狂热和悲痛中时，这个孩子却在顽强的自我求知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人，如果热心于政治，他应该在年少时去参加那些“火热”的革命，而非在成年之后成为一名“反革命分子”。
组建反对党，乃是触犯了专制者最敏感的地带，只要是身在中国的人，不必靠理性推断便可凭直觉感知，这必将遭来横祸。胡石根自然不会不知道，有人也许要问：“这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给自己带来不幸之外？”但是偏偏却有人信奉另一条准则：如果非要等到觉得“有用”时才有所行动，那么“有用”的那一天就永远不会来。很多人嘴上并不承认这条准则，可它偏偏是条真理。
小城遂宁很宜人，陈卫住在那里，尽管那是他的故乡，但他内心深处似乎并不因此愉悦，他也许希望能到北京或者其它大城市去。命运安排他认识了胡石根，从此北京城再没有他的立锥之地。这里还有他的中学同学刘贤斌，他的结婚照如今仍旧被妻子挂在简陋客厅中央最显眼的地方，已经挂了很多年，他们十年的婚姻生活，有九年被牢狱阻隔。照片上的新郎官非常英俊，一副萧邦或者勃拉姆斯式的面容。这种艺术家气质不可靠伪装得来，更不是某种艺术学院式的派头。只有拥有一颗真挚、敏感而忠贞的心，才会自然在眉目之间流露。
刘贤斌没有赶上1992年，他在1991年便被捕入狱。康玉春说话干净利落，当他提起某人时，总是毫不犹疑将这个人的称谓脱口而出。只有当他念到“贤斌”时，你能隐隐听见他潜意识深处那无形流露的忧伤和迟疑。有一件事令他遗憾终生，那是刘贤斌在狱中送他到一本小小连环画，贤斌自己画的，画在一份狱中宣传小册子背面。同监室犯人看见以后，趁他不备偷去，又被管教发现，管教也觉得好，从此那本连环画落入管教手里再无下落。那小画册是有生命的，它和它的主人一样，似乎自一诞生就注定了一个泥淖的命运。也许它还在哪个尘封的箱子底，但这种可能非常之小，它应该早已回到它诞生之前的虚无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要比它的主人幸运，它在这世间所经受的磨难要远远少于它的主人，这是它应得的报偿。
每当早春的雪化冻，北京城就会变成一片泥泞的沼泽。“青春就是化冻的沼泽。”在康玉春27岁那年，刘贤斌23岁，那是一片更加热烈的沼泽。1991年4月13日，康玉春刚刚送别刘贤斌没有几天，他见到了胡石根。这令他激动不已，在这举国萧瑟之时，略显矮小的胡石根，如同一尊石塔立在沼泽里。举国萧瑟，正是我辈头破血流之时，可是他却没有料到，刚刚送走的贤斌，已经被捕。这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因在学校张贴纪念六月四日的海报，一直在被密探搜捕。当一年过去，康玉春随同胡石根一同被捕后，终于在狱中又与贤斌相逢。贤斌出狱，他还在狱中；待到十多年后他出狱时，贤斌却再度入狱，又是一十三年。那一次分别，竟然是两人在狱外的最后一次见面，十七年了，对有些人而言，似乎想要相见，只能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
人生不相见，相见泪如雨。我不知道，这位黝黑剽悍，整日哈哈大笑的医学硕士，再次见到贤斌时，是否会双泪如注。他是那个年月最好的见证者，1992年，他是青年学生组织“中华进步同盟”的组织者。为了这个象征性存在的反对者同盟，他的黄金岁月全部付诸牢狱；他的“幽谷美人”至今下落不明。他在运动高潮时默默不语，却在运动被镇压后，勇敢地走到足以毁灭一个人一生的法庭上，并高喊：“打倒法西斯！”人们都看到他乐观豁达，举重若轻。可有几人能触及他真正内心深处，时时刻刻都需要承受的巨大忧伤与痛苦。并且，鲜有人愿意与他分担这些苦楚，因为他并不愿将这一切托人分担，才会以成日哈哈大笑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选择这样的道路，仅仅是为了在历史洪流中尽到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职责。尽管我们的影响在历史洪流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极有可能无声无息湮没在洪流深处。然而我们的选择，却见证了修昔底德的名言：“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凝固。”帝王将相们不会把我们写进他们的家谱，而我们却把自己的生命写进这片土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选择，康玉春也许早已成为一方名医；刘贤斌在巴黎举办画展；而胡石根，他仍在象牙塔里写他的学术论著。如今，一切付与一场牢狱之灾后，华发渐渐爬上鬓角。
刘京生先生是我的忘年挚友，他已年过五旬，尽管如此，我们之间还是以兄弟相待。我并不喜欢北京，如果不是那里有康玉春、刘京生这些人，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踏进北京城一步。那是全中国最冰凉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一举一动，都似乎在最高统治者眼皮底下，生活中的一切，都似乎和最高政治千丝万缕纠缠在一起。当然，有些人将它视为一种荣耀，而我，却视之为一种耻辱。我母亲养在屋顶上的那只老母鸡，对我来说，要比最高统治者重要一万倍。生在这样万事万物都需要讲政治的社会，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是一种悲哀。不过除了因为这个城市本身并不招人喜欢之外，我还有一个苦衷，那就是在北京，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过夜地点。只有刘京生先生的夫人，每一次都要反复叮嘱我，只要愿意，随时到可以到他们家去过夜。对我而言，这是我能在这个城市里寻找到的最高幸福。
他陪同胡石根坐了十二年半的牢，并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因为民主墙运动，尝过那滋味。1978年，民主墙运动爆发，那时他二十六岁。杜诗云：“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白头还戍边。”
1989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回家路上，刘京生遇上一小群人在集会演讲。那时候聚会演讲的人很多，但这一次，却让他感到似乎有所不同，于是便停脚步默默旁听。几小时后，集会的人们散去。他逆着消散的人群向一位个子不高，却热情激昂、态度率直强硬的人走去，仿佛整整一晚上，都是在为那个人而驻足。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的观点很危险……”
那个人就是胡石根，他和刘京生都已完全成年。他们不是象康玉春和刘贤斌一样的青年，他们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去预判出那场运动的后果。运动即将面临被全面镇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并且很快就会到来。他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到广场，争取上去指挥学运或者工运，他只是一腔热忱地想要告诉那些要去广场上的人们，专制者绝非善辈，他们为了政权什么都做得出来。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逢，三年后，他们成了同案犯。当然，如果没有这场相逢，也许还会有下一场，只是大同小异。于是他们分手时，相互交换了地址，不久，枪声果然响起。有人死在街头，有人被捕，有人逃亡。又是不久，死者入土，被通缉者基本被捕。全社会回到了党的铁腕统治之下，一切按部就班，一切照常，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过。胡石根凭借他当初留下的地址找上门来，对他说想要成立反对派团体，以证明我们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被扑灭，无论专制者的手段多么残酷强硬，无论他们掌握着多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器，这茫茫中国，总有不屈者在。气氛越是萧杀，就越是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于是，刘京生便毫不犹豫选择了和胡石根站到了一起。
除刘京生外，胡石根还找了很多人，大多与刘京生情形相仿——凭借当初一个联系地址，在这之前，基本可以算得上素昧平生。仅仅凭借一个共同点观念，这些人可以做到从相互并不熟知，一跃而从此肝胆相照。这在绝大数人看来似乎匪夷所思，而在异议人士看来，却如同家常便饭。难道对自由和公义的渴望，还不足以使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距离？有些人只需谋面一次，甚至无需谋面，便可从此一生相互托付，相互追随。这既是命中注定的安排，也是无数轮回才能修来的缘分。
为了表明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彻底分道扬镳的决心，这个反对派团体被命名为“自由民主党”。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相互竞争的两个阵营往往一左一右。把这些人放进民主社会，他们既有可能去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也有可能去投自由民主党的票。而在中国组建反对党，他们要做一个纯正的右派，以示决绝。
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松散的学生团体，名为“中华进步同盟”，康玉春是这个团体的临时召集人。他之所以成为召集人，是因为这个团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学生，没有固定住所。只有他有一间宿舍，大家便有事没事跑到他宿舍来，有时来玩，有时相互倾吐心事。于是这位东道主先生不知不觉成了召集人。91年春，康玉春见到了胡石根，他异常高兴：“我觉得有主心骨了！你想，那时我才二十多岁，什么事都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很难担当得起。”这两个团体迅速相互认可，然后相互加入对方。继而，来自河南的青年安宁等人加入这个未来的“反革命集团”，并在河南成立分支。用他们那点少得可怜的钱，在北京街头张贴宣扬人权、民主以及怀念六月四日的海报、散发传单，甚至曾经动过念头，想用模型飞机撒传单。由此可见他们人数虽少，却人才集聚。这些事当然只能偷偷地干，需要躲着警察；躲着治安联防队；躲着工厂、学校的保卫；躲着“小脚侦缉队”……甚至躲着街坊四邻。这本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人权、民主、哀悼亡魂，哪一件不是磊磊落落，坦坦荡荡？然而在我们这个国家，大部分光明正大的事，得象做贼一样躲起来，而大部分男盗女娼的事，却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这片国土上畅行无阻。
特务们不是吃干饭的，升官发财的欲望令他们鼻子异常灵敏，大网早已撒开，只等着收网的命令。1992年五月二十八，全面抓捕突然开始，至二十九日，几乎所有积极参与自由民主党的人们，皆未逃脱。特务们至少已经观察他们一年以上，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红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反对党，在摇篮中被扼杀。这次红朝历史上对结社自由态度最强硬的实践，以其早已被预知的沉重命运收场。
1989年那场运动之所以失败，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场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最终只能落得任人摆布的命运。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反对派，只有反对派能够以合法、公开的形式存在，与执政者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相互竞争和监督，这个社会才可能进入良性的运转轨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家之天下。如果执政者无法容忍反对派存在，那就意味着，这个执政者是将全社会视为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这种人，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独夫民贼”。
中国自由民主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而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民间反对派团体。在共产党将他们以“反革命集团”的名义逮捕的同时，也宣告了共产党承认他们，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反对派团体。否则共产党为什么要惧怕这聊聊几十个人？请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民主之路上的先行者和受难者，他们是：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王国齐、陆智刚、王天成、陈卫、张纯珠、芮朝怀、李全利、陈青林、王佩忠、邢宏伟、许东岭、张国均……在他们中，有人并不同意组建反对党，那意味着什么，人人都明白。但是当看到其他人义无返顾而去之后，那些反对组党的人，却放弃先前的观点，加入其中，一同奔牢狱而去。没有慷慨悲歌，荆卿认为自己可以救得了燕国，甚至救得了天下。而他们，却明白自己不过是在飞蛾扑火。
刘京生终于熬过了漫漫十二年半的刑期，重又回到现实中来。他开过小杂货铺，摆过地摊。开杂货铺需要向官家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想要盈利只有一个办法，用花言巧语，将那些即将腐烂的水果，即将变质的零食之类货物，先行兜售出去。可是他却无法做到这些，于是杂货铺关张大吉。摆地摊需要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还要躲着官家的城管。这些人个个穷凶极恶，以四处寻衅滋事为乐，只好又收摊大吉。现在他总算找到个临时工的活计，尽管薪水微薄，却总不至于亏了老本。
这种生活，在很多人眼里，叫做风雨飘摇。而在另一些特定人眼里，甚至称得上一种幸福。同案胡石根仍在狱中，他呼吸系统很不好，每天早晨囚犯们叠被，把铺盖褥子扯起来抖，试图将它抖得平整。于是整个囚室弥漫着破烂铺盖褥子的飞絮，胡石根被呛得死去活来。
十六年来，每天皆是如此开始，而这仅仅是那牢狱之灾的冰山一角。
你可曾有过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于多年以后，那深深的灼痛感，仍在催促你前往未知的远方，寻找一个归宿？
有一天，康玉春忽然悄悄告诉我，似乎在告诉我一个极大的秘密。他说，其实自己早在十二岁那年，便已参加“革命”。
儿时，他家门外有块约莫两平方丈的空地。母亲带着他的几个姐姐，在那块空地上，偷偷种了些番茄。
“等到番茄红了，就不用天天挨饿。”这是一个童话。
他每天都在屋前盼望，等着番茄发红的日子。番茄果然渐渐红来起来，他们开始谋划着什么时候收获。有一天，这个孩子依旧在屋外盼望着，仿佛母亲和姐姐们明天就会来收获这些番茄。可是那一天他等来的，却是前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干部们。
悍吏之来吾乡也，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干部们将番茄树悉数连根拔起，即将成熟的番茄在地上被踩得稀烂，如同一滩滩鲜红的血。悍吏们哗然而骇，更可悲的是，那个时代，连番茄都不能被容忍，又岂能有什么鸡犬？
康玉春成了“反革命”，哪怕付出十余年牢狱之灾，依旧初衷未改。对康玉春而言，那些被踩烂的番茄，在他心中的分量，以及给他一生带来的忧伤，也许远胜于十余年来的牢狱之灾。胡石根也许也有类似经历，那刻骨铭心的烧痛，支撑着他在狱中十余年来忠贞不二。刘京生、王国齐、刘贤斌……大抵皆是如此。他们的同案，当时的“主犯”胡石根仍在狱中，如今已是百病缠身，未老先衰。这个名叫胡石根的人，和我们一样，也都在等待着那个名叫胡石根的人出狱的日子。路过的人们啊，自由的代价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沉重无数倍。那一丝一毫，都要用无数血泪换来。
后出塞
早已不见连天烽火。
何不用青丝换一头白发，
铺满这荒芜的十里亭。
春草连天的时代再不复返，
我要送你一个沉沉中夜。
这是我通往来生的栈道，
自那一年胡天雪化始，
已是世世代代。
那时你悄无声息
那时你悄无声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