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被视为文明之地，但它也是近代人类灾难的源头：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兴起的共产主义革命，更早时的法国拿破仑血腥征伐，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都向世界示范并输出了暴力，仅二十世纪，就在全球造成一亿三千万人的死亡。
帝国霸权的梦想，往往给周边小国带来噩梦：被侵占、被奴役、被兼并的悲愤记忆，充塞小国的历史。1996年我第一次访问波兰，在华沙接受当地一位记者采访时，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俄国人的反感。这位女记者聊天时说，她对俄国厌恶至极，永远都不会再说一句俄语，虽然她精通俄文。
波兰在二战中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战后又像其它东欧国家一样，被迫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被共产主义奴役。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波罗的海三小国，才获得独立。乌克兰、格鲁吉亚等也从大苏联分离出来，陆续加入西方的民主阵营。
但那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的存在，尤其普京上台后致力恢复大俄罗斯的野心，让这些原东欧国家忐忑不安，它们争先恐后要加入北约，希望不再受俄罗斯的霸权之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关口下，俄国军队以保护在南奥的俄国侨民为由，悍然侵入主权国家格鲁吉亚，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全球焦点。它甚至让人想起当年萨达姆的伊拉克，一夜之间挥军涌进了旁边的小国科威特。可想而知那些原东欧国家的感受和反应。
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卫星国和向全球渗透的时代已经过去”。等于明确拒绝俄罗斯的旧梦复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肯恩发表“我们都是格鲁吉亚人 ”的专文，表示“美国人民是格鲁吉亚的后盾”，并措辞强硬地提出几点惩罚方案，包括考虑冻结俄国在海外的资产，建议取消2014年在俄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把俄国从八大工业国中拿掉。英国外长也对此同感，英保守党主席更明确呼吁应这么做。《华尔街日报》对此发表题为“必须叫普京付出代价”的社论说，“俄国侵入格鲁吉亚容易，但国际社会不会让它以后的日子容易”。
●强国至上的底座是群体主义
在俄国力争加入世贸组织，想跟西方和解，正民主转型的时刻，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显惹怒西方、更吓跑周边小国的愚蠢举动？这背后至少有五个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和俄国领袖的大俄罗斯梦想有关。普京原是克格勃情报官员，他的共产党教育背景，被灌输而定型的群体主义价值观，都使他执政后，自然地把强国、国家至上作为执政目标，而不是人的自由。普京曾说，大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因而他要重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即使不恢复原来的版图，也要重现俄罗斯在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经济改革，尤其全球石油价格爆升，给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第一是沙特阿拉伯）的俄国经济，带来巨大收益（石油占俄国整个出口的五分之四），使俄国更有恢复强国旧梦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周边的小国竞相加入北约，想完全不受俄国势力影响的趋势，令莫斯科难以忍受，因为这等于和它的大国梦想背道而驰。因此莫斯科利用这些周边小国都依赖俄国天然气和原油，用能源作为“杠杆”，向他们施压。不久前，当捷克表示支持美国部署导弹防御之后，俄国就把向捷克提供的石油削减了40%。俄国总统梅德维杰夫誓言，“报复行动会逐步升级”。
面对掐断天然气、原油供应的威吓，乌克兰、格鲁吉亚没有屈服，这使莫斯科气恼、愤怒。于是选在北京奥运开幕，美、法等西方领袖在那里看表演之际，突然采取军事行动，用坦克方阵和空中优势的狂轰滥炸，想教训一下格鲁吉亚，更杀一儆百，警告乌克兰等。
其次，和俄国人的民族主义有关。普京的恢复大俄罗斯的梦想，在俄国民众中得到巨大回响。可想而知，在共产政权七十年的灌输下，群体主义思维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导致非常多的俄国人仍钟情于一个强国，而不是重视个人的强大。这种后共产主义惯性，在原东欧国家也存在，但因为它们不是大国，就不像俄国人那么强烈，那么理所当然。群体主义价值惯性，导致相当多的俄国人更看重“稳定”的价值，而把个人自由视为带来动乱和犯罪的源头。俄国的民调显示，在“自由”和“秩序”之中，超过一半人选择后者。俄国的成人就业人口中，非正常死亡者，有一半是因为酗酒。患艾滋病的人数，排全球第二（第一是南非）。
这种民众心理背景，给了普京式的领导人掌权机会。曾作为幕僚长被普京一路提拔、一手选定的接班人梅德维杰夫，以超过七成的高票当选总统。普京改任总理，明显是“垂帘听政”；但普京提出的宏伟12年计划，把俄国人吸引到甚至希望他修改宪法再继续做总统的地步。按照普京的蓝图，到2020年，俄国经济将进入世界五强，一半的俄国人将成为中产阶级，俄国人均收入将增四倍，由2007年的年入6312美元，增至3,2400美元。这个美丽的前景，诱惑俄国人把普京视为伟大舵手，任他领航。
●斯拉夫主义毒化知识分子
第三，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斯拉夫主义有关。俄罗斯历史以来，知识人就有强烈的被称为“斯拉夫主义”的大俄罗斯情结。认为俄罗斯是最优秀的民族，物欲化的西方是堕落的，只有俄罗斯精神才能拯救世界。近代俄国的大作家和评论家等，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别提巴枯宁等更激烈的革命者，无论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者，在大俄罗斯主义上，都能找到重迭点。像最近去世的前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就是典型的大俄罗斯主义者。他以《古拉格群岛》等作品揭露了共产暴政，因此被迫在西方流亡了二十年，但他返回俄国后，还是强调西方堕落，俄罗斯要强大，而不是人的自由。他甚至提出要恢复原来大苏联的版图。因此他和普京一拍即合，成为“国师”那样的角色。如果索氏今天还健在，很可能会支持俄军入侵格鲁吉亚，甚至可能会叫好欢呼。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传统，在今天的俄国仍有回响。因此，当普京为了强大俄罗斯，提出不要“议会民主”，应实行“主权民主”时，并没有受到俄国知识界的强烈质疑和反对。而所谓主权民主，就是用强调主权和国家强大，而加强总统等克里姆林宫的中央权力，弱化国会所体现的人民权利。
●东正教和普京思维“政教合一”
第四，和俄国东正教的团体观念有关。美国宗教史专家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他那本畅销书《世界宗教》中说，当年东正教所以和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主要分歧在于，东正教不愿承认罗马教宗的个人权威，他们要全体教士“集体领导”。这种“强烈的团体感觉”使他们提出“一个人可能单独被诅咒，但却只能与别人一起得救”这样的概念和教规。因此东正教没有自己的“教宗”，也没有那么多教会等级，强调教众说了算。史密斯引述评论说，“和西方比较，它较重视联合而少重视个性”。这样一种群体主义倾向，再加上基督教本身的反富、极端强调平等的观念，还有后来东正教更显露出来的反西方倾向，都为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俄国首开先河提供了条件。
最近，一位俄罗斯东正教教士，拍了一部在俄国引起轰动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拜占庭的历史教训》（The Destruction of an Empire: The Lessons of Byzantine History），强调拜占庭帝国所以崩溃，主要因为引进了西方价值，尤其是西化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影片认为，正是个体主义，导致人们不再和统治者站在一起，损害了国家安全，拜占庭等于把信仰给毁了。这部影片的结论是，不要走西方的道路。这种思路，和当今统治者很合拍。普京曾公开说，“我们尊重西方好多世纪形成的价值，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国情，应走自己的路。”今天，俄国东正教和统治者，有一种默契的思想“政教合一”。
●没有清算共产主义的代价
第五，和俄国没有清算共产主义有关。美国知名的苏联问题史学家、哈佛退休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今年五月号《评论》杂志（Commentary）撰文说，和后纳粹的德国不同，后共产主义的俄国，从来没有和极权的过去切割，因此共产苏联的遗迹，今天在俄国随处可见。他引述几年前的一项俄国民调，多达30%的俄国人居然不知道“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列宁格勒已改回叫圣彼得堡，但周边仍然被称为“列宁格勒地区”。列宁的水晶棺仍在红场，他的塑像仍到处可见。三分之二的俄国人为苏联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当被问到，如果共产主义者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你们怎么反应时，他们说不是参加这种造反就是合作，或至少做壁上观，只管自己的事。只有10%说他们会起来反抗。
派普斯教授说，在克里姆林宫的指导下，最近俄国修改了历史书，把斯大林歌颂为最伟大的国家领袖，因为他巩固了沙皇留下的帝国，打赢了二战，使国家工业化，并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制度。
派普斯感叹说，看到俄国今天的这一幕幕，真令人遗憾，多数的俄国人没有能力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而如果他们想创造一个新的开始，不面对过去是不行的。但正相反，他们好像是自己最糟糕的敌人，缺乏自信，导致相信外部是一个敌对的包围他们的世界；自己犯错，却怪罪他人；同时被自己的领导人误导。
这位资深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面对普京的俄罗斯帝国梦想，西方不可后退、妥协。用像当年西方和希特勒签署牺牲小国条约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道路。这次俄罗斯军队入侵格鲁吉亚，就是一个试探，而美国和欧洲的强烈反应，则是一个清晰的回答。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民主时代，俄国还想做帝国霸权的梦，可能只是黄粱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