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像）
2008年7月27日下午， 第一次出国访问的陈子明和专程从美国赶来看望他的王军涛， 在悉尼理工大学联袂演讲和解读中国人围绕如何复兴和发展中国的百年大辩论。
王军涛首先破题: “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 一场治理危机已经出现在中国。 人们意识到，导致危机的问题是执政党采纳20年的邓小平模式造成的。 如何修补或替换邓小平的发展主义的模式， 中国各界开始激烈辩论。 回顾这个模式如何形成的以及那时还有哪些被扼杀的替代模式， 将对我们思考和选择有助益。”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中，王军涛评述了中国人关于发展模式之争的历史。 中国人关于发展模式之争始于当年鸦片战败。那时，人们争论中国什么地方落后了以及应当怎样才能复兴中国， 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和两次帝制复辟后，中国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终于认识到，中国需要一个全面的变革，融入人类主流文明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复兴。然而，这一进程被国际事件打断。 出于对西方的失望和由于苏联对中国的政治扩张， 中国共产党崛起并夺取中国的政权。
王军涛认为， 尽管中共是靠着民主主义的政治承诺夺取了政权， 1949年建政后立即进行了共产党革命。 50年代初期，镇压反革命大批清洗了现代公务员， 建立了极权政治体制; 50年代的三大改造， 消灭了城乡企业家， 建立极权经济基础; 57年反右运动， 摧毁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异议力量;1959年反彭德怀斗争， 封杀共产党内敢于说话的正直之士。 60年代， 这场革命给中国的灾难突显。 60年代初期的灾荒年导致2千万到8千万非正常人口减员。 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先后冲击上亿人。 到1976年毛泽东病逝， 甚至中共资深领袖都知道， 这场革命破产了。
王军涛接着介绍了，围绕着如何替代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各种力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 就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 温和毛派华国锋在军队支持下抓捕激进毛派 “四人帮”， 停止大规模政治运动。 接着， 温和毛派作为凡是派与复出的老革命组成的实践派就是否要继承毛的革命路线展开斗争。 凡是派主张维持毛泽东的一切决策; 实践派则要求根据实践后果修正毛泽东的路线。 在青年人的支持下， 实践派在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对凡是派的决定性胜利。 实践派取得政治领导权后立即出现新的分化。 一部分资深共产党人认为， 既然毛泽东错了，就要回到毛以前的路线， 即某种斯大林路线的变种。 陈云是其代表。 这种意见被称为“还原派”。 但是， 邓小平代表的一些中共领导认为， 现实和实践都表明， 回到旧的体制不是好的选择， 应当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学习和利用西方实现现代化。 这些人被称为改革派。 80年代后， 中共高层政治一直在还原派和改革派之间拉锯; 每逢双年改革派占上风， 每逢单年还原派占上风。 伴随着凡是派， 实践派， 还原派和改革派的斗争， 政治领导体制也从华汪体制到邓陈联盟， 再到胡赵体制。 与党内高层斗争同步， 中国民间力量也在发育和集结。 他们先后支持实践派和改革派， 同时与党内改革派主流邓小平也有分歧。 邓小平的基本路线是威权政体维护稳定保经济改革促经济发展， 民间力量则要求包括文化更新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发展。 80年代后期， 改革派内部冲突开始加剧。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引发双方激烈冲突。 邓小平调动军队， 以近乎军事政变的方式软禁党内不同意见者， 镇压民主运动。 自此， 围绕以什么发展模式替代毛泽东的失败模式的十多年大辩论强行结束。 在短暂的保守回潮后， 邓小平以南巡方式进行政治和军事动员， 强迫全党将邓小平的发展模式作为执政党的政治纲领。
王军涛还在演讲中讨论了邓小平模式的问题。 1989年北京曾经广为流传一个政治传闻， 邓小平在决定镇压民主运动时讲到可能的代价时说，为了二十年的稳定， 杀二十万人也值得。 六四屠杀马上就要二十年了。 我们今天可以回头看看， 邓小平的二十年稳定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再结合刚才的讨论，看看中国人为了这个稳定付出了什么代价包括机会成本代价。 所谓邓小平模式， 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邓小平认为， 中国的问题就是贫穷， 只要经济发展了， 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是取缔自发的政治活动以维持政治稳定， 然后以经济改革促经济发展。 这个发展模式是以威权政府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 在这模式指导下， 中国确实有告诉经济发展， 但是由于没有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 这一发展的副作用极大， 发展成果也没有被全社会分享。 腐败， 暴政， 社会秩序混乱， 道德沦丧， 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公， 暴力泛滥， 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 朝野都意识到， 这个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特别是民间反抗， 每年县以上党政和司法机关接到的数千万信访案件和近十万起群体事件表明沸腾的民怨有多强烈。
在演讲最后部分中， 王军涛指出， 在以什么替代邓小平模式方面， 中国朝野又开始了大辩论， 中国执政集团继续邓小平的路线， 但是做了些修正。 胡温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想以经济发展成就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但是， 由于没有适合的政治体制作为依托， 在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的情况下， 这些公共项目反而给腐败更多的机会。 被胡温点燃的追求正义社会的民众， 在黑社会化的政府的暴政下，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遭遇更大的挫折和迫害。 中国京城居然出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常性的公开暴力劫访事件。 由于执政党解决问题的失败以及封杀民间公开讨论， 中国底层民众和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在旧的意识形态中寻求出路。 毛泽东及其他传统共产党思想在民众中有复兴的迹象。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是问题的根源， 他们想通过新的革命恢复共产党极权政治经济的探索， 解决问题。 在独立民间的讨论中， 宪政民主派是最有影响的思想。 宪政民主派认为， 现在中国的问题根源是执政者拒绝政治改革导致的执政者缺乏制衡和监督造成的; 解决方案应当是建立民主宪政， 不仅让人民通过选票选择领导人从而让政府对民意负责， 而且要通过独立的舆论和司法建立保障社会正义和民众权益的机制。
王军涛演讲后， 陈子明抱病演讲， 他将王军涛讨论的视野拓展到中国之外， 在人类世界的发展模式之争的背景中理解中国发展模式之争， 将中国发展模式之争置于人类进步的潮流中审视和解读。 陈子明首先提出， 中国的发展模式之争， 不是孤立于人类政治发展潮流之外， 而是人类发展模式之争的一部分， 是在世界发展模式之争最激烈时开始的， 中国人的每个选择的转折关头， 都深受人类发展模式之争的影响。 这些关于发展模式的争论构成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在随后的讨论中， 陈子明指出， 人类主流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独自创造的， 而是在长期复杂的文明发展和融会中形成的一个发展线索。 当然， 这个主流文明现在更多地体现在西方开发的制度和文化中。 目前主导地位的政治制度的源头中， 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贡献更多。
陈子明在评述过去两个世纪的人类发展模式之争时，介绍了顾准先生的观点。顾准先生概括，人类世界有两种现代化模式之争，一种是英美模式，另一种是法德俄的模式。英美模式的主要要素就是胡适先生概括的：代议制政府，市场经济和言论自由的学术制度。英美的政治制度中的基本框架， 还包括三权分立、普通法传统、司法审查和普选制等宪政体制。 这个制度的优势在当时的国际竞争中充分表现出来。 那时， 英国人口不及法国一半， 但是在漫长的英法战争中， 英国国王通过宪政体制动员的资源， 远远超过法国， 最终在海外赢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 到19世纪末期， 宪政体制的优势成为明显的事实。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在西方影响下开始现代化， 都曾深受英美的宪政体制的影响。 在中国，自19世纪后期开始酝酿变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和斗争， 梁启超和宋教仁等代表的宪政思想已经是主导政治思想。
陈子明接着分析了西方发展模式之争导致的中国发展模式之争的转折过程。 西方政治的主导模式首先在西方遇到麻烦， 西方世界中某些国家开始挑战主导模式。虽然德国和俄国分别开发出不同的模式，但是这两个模式都有共同点， 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 建立一个非宪政的政治体制， 以极权政治国家作为动员资源的手段， 实现快速赶超的发展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中国人对西方主流模式的信心，抛弃了英美模式，开始学写法德俄模式。
陈子明回顾了自1919年到1976年的六十年中中国人偏离英美主流模式的经历。那时，虽然也有三十年代关于宪政和威权的争论，但那是在英美留学生中的争论 不是主导政治力量之间的争论。当时先后主导中国政治的国共两党都是反英美模式的，。中国先后有过三个阶段用过三个模式： 列宁模式，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国共两党都应当对中国引进列宁模式负责。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户会文件， 宣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其主要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 这就将中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潮流中，这一革命是颠覆19世纪的世界主流模式。所谓列宁模式有四个要素：世界革命论、党国制、党内集权制、恐怖政治。中国采纳斯大林模式是共产党负全部责任，因为这是1949年之后的政治。斯大林模式也有四个特征：两个阵营、计划经济、领袖独裁、克格勃和古拉格的特务警察控制。国民党到台湾开始改革，结束了统制经济模式，逐步引进选举等。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开始实行毛泽东模式。对此，毛泽东应该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模式也有四个要素：世界农村包围城市， 战时统治经济， 人身依附制，群众专政。
陈子明指出，今天，英美模式再度成为世界主导模式；法德俄都回归英美主流发展模式了。中国也在1976年开始转变。那一年发生的四五运动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标志着毛泽东模式的破产。毛泽东病逝以及凡是派被打败后，中国朝野在回归主流模式上达成共识。分歧是片面回归还是全面回归。中国的青年人自民主墙运动到89民运， 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文化多元化。而邓小平也认为英美模式更好。他曾说，学习英美的国家，都富裕了。王震也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说过，英国的社会保障和生产力发展都很好，如果再有共产党领导，就是共产主义了。但是，邓小平要的是经济改革，不想甚至镇压建立宪政民主。
在谈及最近重新浮上台面的发展模式之争时，陈子明讨论了最近的一些动向。目前民间力量基本上达成共识，全面回归主流文明。一个口号越来越响亮：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所谓改革，就是邓小平的威权政体下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执政者中某些力量，不再满足过去的威权模式（法德俄、苏联和东亚模式），而且要发展自己的模式了。中共12大的文件还说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到16大和17大就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这还承认有人类普适价值观，中国只是要有“特色”。近年来，先是有人借洋人的口提出北京共识作为发展国家中国仿效的模式，中国要输出自己的模式。最近有人提出，资本主义也在仰慕我们， 学习我们；中国可以在中共领导下去改造世界了。目前的情势向每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提出一个问题， 中国未来是再度偏离主流文明模式、走歪门邪道呢？ 还是回归主流文明，建立宪政民主？
这场演讲会是悉尼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平台举办的，剑桥大学博士候选人钟锦江主持演讲会。 一百多位悉尼各界人士聆听了这一对当年被指责为天安门运动黑手的反对派领袖联袂演讲。 陈子明和王军涛因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而结识和开始合作， 共同创办民刊《北京之春》(1979年)， 发动北京市高校学生竞选运动(1980年)， 创办独立民间智库和实体群——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1986-89)， 1989年同被指为黑手同被判刑13年， 又在监狱中共同绝食抗争维护权益， 1994年， 王军涛被送往美国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和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 陈子明拒绝出国， 在监禁服刑软禁剥权期间发表著述数百万字。 这次悉尼相逢是1989年6月5日分手后首次重逢。这次演讲是他们在悉尼的第二次联袂演讲。 4月27日， 他们在悉尼理工大学第一次联袂演讲是悉尼理工大学中国中心举办， 该中心冯崇义教授主持， 主题是“艰难成长: 中国民间运动三十年”。 冯教授评论二人联袂演讲是珠联璧合。
演讲会后，王军涛对记者谈及这次演讲的背景和意义。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叁中全会三十周年。面对日益增多和严重的问题，人们预计，中国思想界会出现热潮反思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利弊得失以及今后中国的出路，并且各种观点将有激烈交锋。此时，中国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应当发言，系统全面地讨论中国问题和出路。”
王军涛演讲录象
之一
http://www.youmaker.com/video/sv?id=7d484cb2750f4402a17f01b1be151435001
之二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3477444707616673273&hl=en
陈子明演讲录象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9013870374659171016&hl=en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