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彼得资深时事评论人
工青妇组织本身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无所适从，不能有所作用，也不被允许有可作为。
今年8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提出精减团中央机关行政编制，补充相应数量的挂职干部，也就是减少职业化共青团干部，重用基层或一线青年参与对共青团的领导。此前的今年1月，「农民工」巨晓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习近平显然是认为，要给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加基层血液，破解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痼疾，使之重新成为中共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战斗堡垒。
但实际操作的结果，显然没有当局纸面上设想的那么管用，那么美好。「农民工」巨晓林当上全总副主席后，并没有对中国工会组织的工作有丝毫的改变。巨晓林以前是货真价实的农民工，但后来在国务院国资委领导的干预下解决了编制问题，成了央企正式工人，而且是全国劳模，中组部表彰的100名「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之一，全国人大代表。据他自己说，2015年年他参加了140多场活动，呆在工地的日子只有80天。他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会虫」。
作为农民工兼职副主席，巨晓林每两个月去全国总工会开一次会。很多农民工给他写信，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老家哪家农民工在外打工被欠薪，单位不给买社保，也都来找他。但他坦承，其实他也解决不了。在全国总工会，说穿了，他就是一只政治花瓶。
。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向强调自己的工农基础与向着工农群众的政策导向，按照这个逻辑，它也一直强调基层工农代表对党中央的领导作用上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提出「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中共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作为工人，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与主张，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只会附和当时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3年后当了叛徒。毛泽东时代，中共大量提拔重用陈永贵，王洪文等工农代表，但这些人在中国当代史上并没有获得好的评价。
现在习近平重用「农民工」巨晓林等，目的当然是要给党的外围组织以新鲜血液，让工青妇的领导人走「群众路线」，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好评，并爱屋及乌地拥戴中国共产党但工青妇之所以「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之所以不受人民群众待见，根本原因不是工青妇组织的领导人官架子大，不干实事，脱离。群众，而是工青妇组织本身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无所适从，手足无措，不能有所作用，也不被允许有可作为。
比如，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照理工会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如果工会真正履职，将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中共不容许工会政治化，甚至也从未真正容许中国工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致力于维权，工会无所事事，对工人们的利益受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是中共愿意看到的。农民工巨晓林来自基层，自然对工人，农民工群众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况知之最深，但如果他去号召工人罢工，党容得下他吗？他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上碌碌无为，其实别无选择。
共青团的情况与工会略有不同，可以说比工会更难处世。如果共青团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在选举的制度安排下，它蛮有可能登高一呼，拿出某种政治主张，一下子天下应者如云。但偏偏中国不搞选举政治。在计划经济时代，共青团的社会角色就是组织工人，农民组成生产突出队，加班加点完成企业，村里从上级那里接下的生产突出任务。但是，现在企业工人如何组织生产已经由企业内部管理很好地规范化解决了，农民一年打多少粮食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共青团已经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弃儿，企业，农村不需要它，政治领域对它而言又是一块禁地，这就注定了它多半只能无所事事。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今天的困境与其领导人思想观念，领导能力等无关，工会吸收农民工当全总副主席没用，共青团中央让基层团干或者青年名人来挂职当副书记也没意义。习近平希望它们能够通过「走群众路线」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从而增强中共的合法性。但工会太有作为中共不答应，共青团涉及政治领域不可能，政治现实似乎早就注定它们只能在无所作为中走向消亡。工青妇的困境，本质是它们作为中共的附庸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构性不适宜。可能把一批基层工人，青年代表任命为工青妇领导，但「新鲜的领导」不能跟党对工青妇组织的定位对抗，他们改变不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也就注定是中国的几只政治花瓶。
在历史上，中共重用基层工农代表不仅没有使中共跟人民群众结合得更紧密，使中共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方向，相反还损害了中共自身的领导能力。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最后当了叛徒，工人出身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加入了「四人帮」，农民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则被批判为极「左」势力。现在让工农代表进入工青妇领导层，这些人当花瓶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弄不好出一批新的向忠发，王洪文，陈永贵并非没有可能，至少工青妇的情况不会比以前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