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家军”绝对忠诚走快车道
今年六月底、八月底，习当局进行了两波省委书记人事调整。第一波更换了江苏、江西、山西三个省委书记，第二波更是同步更换了湖南、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安徽六个省区的党委书记。二○一六年的诸侯换岗规模已经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今年的密集调整加上前两年的零星调整，至此，超过半数省份的党政一把手已于十八大之后走马换将，前朝胡温留下的诸侯治理人事格局已经被打破。
今年诸侯换岗加速，既非地方治理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需要，亦非任期届满或反腐下台等政治因素所导致，而是目标明确，专为十九大人事提前布局。九位卸任的省委书记当中，罗志军、强卫、王儒林、徐守盛、王君、王学军六人为一九五一至五三年生人，均被安排进入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休闲养老，陈全国、李纪恆二人转任他省书记，只有级别最高、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春贤“另有任用”却尚未落实，目前仍悬在空中。按照“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则，王儒林、徐守盛的同龄人（一九五三年出生）张春贤理应再干一届，但其后续任命是升迁要职、还是谪居闲曹，这是此番调整最大的悬念。
而九位接掌诸侯帅印的继任者也颇有看点：有四人为“空降兵”，原浙江省长李强空降江苏、原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空降山西、原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恆空降内蒙古、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陈全国空降新疆；有五人为本省省长（西藏是例外，由常务副书记接任书记，只因自治区主席非汉人）升任书记：鹿心社主政江西、杜家毫主政湖南、陈豪主政云南、吴英杰主政西藏、李锦斌主政安徽。骆惠宁、李纪恆属于平调，六位由省长（或常务副书记）转任书记的属于升迁，张春贤的继任人陈全国由西藏转任新疆，看似平级调动，但依惯例可以认定，十九大的政治局新人已经提前锁定了一席，所以，陈全国不仅是被升迁，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升迁。
在获得升迁的七人当中，西藏自治区新任书记吴英杰、安徽新任省委书记李锦斌、云南新任省委书记陈豪，此三人以“双非”身份──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主政一方，更有越级提拔的意味。这也就意味着提前锁定了三个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席位。值得注意的是，七位升职者当中有三人是习近平的旧部，其中，李强是习主政浙江时的“之江新军”成员，杜家毫、陈豪则是二○○七年习主政上海时的下属。
此轮换岗所产生的明日之星陈全国虽非习近平旧部，但在今年年初关于“三严三实”、“四个意识”的省级表态竞赛中，陈以冷门形象、高调言词出位，明显跑在了各省最前列。陈全国以林彪式的政治语言，说出了对习中央要“绝对忠诚”，要坚决维护习中央“绝对权威”等新话语。两个“绝对”一出，等于摆出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最显眼pose，其升迁前景已有迹可寻。对比卸任新疆的张春贤，二人反差之大、距离之远，一目了然。张春贤不仅对“习核心”的提法颇为轻慢，两会期间对“是否拥护习近平”的提问答曰“再说吧”，加之辖下官方网站惹出“辞职公开信”风波，本人又与周永康有着很难划清界限的私人关系，以上种种，使其十九大的政治着落处于高度悬疑状态。
地方人事折腾与诸侯换岗藏玄机
让我们反过头来再看看提前告别了十九大、已经退居二线的那六位前省委书记：罗志军、强卫、王儒林、徐守盛、王君、王学军。第一，这六人与当今中南海主人非亲非故，无仕途交集，相互间不瞭解、不熟悉，显然不在“自己人”之列；第二，罗志军、王儒林有“团派”履历，罗有“江苏帮”（李源潮系）背景，而王有“吉林帮”（张德江系）背景；徐守盛亦有“江苏帮”色彩；强卫有“政法帮”履历，王学军有“维稳领导小组”履历，二人与周永康有政治交集；王君则有“山西帮”（令计划系）色彩。此六人任内去职，恐怕难以排除派系斗争的复杂因素。
这六位退居二线者名义上虽均以年龄原因去职，但就年龄而论年龄，以王儒林为例，今年六月其被突然宣布离任山西之时，年龄超过王儒林且同为十八届中委的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重庆市长黄奇帆等十多位省级正职并未被同期安排退休。显见这是一个看似正常实则很“不正常”的安排。按中共《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省级党政正职六十二岁可新（升）任，六十三岁可连任，六十四岁不留任，六十五岁应退任，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三年。而王儒林今年刚满六十三岁，离正式退休还剩一年多时间，且王从吉林空降山西还不到两年。这两年里，王儒林在山西反腐败搞得有声有色，媒体曝光率极高，属于地方政坛优等生，虽然他也造成了山西官场怠惰，经济发展滞后。但应该承认，王儒林圆满完成了赴山西“救火”、收拾“塌方式腐败”烂摊子的政治任务，也因此，对于王被提前内退，即使在官方媒体眼里，也显得格外突兀。
山西省委书记从袁纯清（此人是团中央出身，有典型的“团派”履历）到王儒林，从王儒林到骆惠宁，一个任期之内换了三个书记。安徽省、云南省亦是同样的情形。安徽省原省委书记张宝顺于二○一五年退休，由安徽省长王学军接任；但二人年龄相差不到两岁，才干了几个月，王学军再次卸任。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秦光荣于二○一四年退休，由省长李纪恆接任；两年之后，李纪恆又被空降到内蒙古，云南省委书记再度由该省省长陈豪接任。走马灯式的换人，对地方治理有百害而无一利。以上省级人事调整动作，无论是本省省长接任书记，还是省级正职异地调任，都是一不考虑各地不同的地方治理特色和地方政情稳定需要，二不考虑离任与接任人选的个人意愿、年龄梯度，显得极其随意与“任性”。但在随意“任性”、毫无章法的背后，唯有排斥党内其他派系、喜用无靠山无派系人员、独宠闽浙沪亲信旧部的用人特点，则毕露无遗。
当年王儒林从吉林空降山西，吉林留下的空缺由“之江新军”巴音朝鲁接任，这或许就是王儒林被过渡性“委以重任”的玄机所在。正如令计划倒台，新科政治局委员孙春兰离开直辖市天津，赴京接手统战部闲职，留下的肥差由“之江新军”黄兴国以天津市长身份兼职代理，意在为两年后的新政治局提前预定一席。今年初黄先于全国喊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经常、主动向习总书记看齐”新口号，足见其善体上意，不负主上越级提拔之恩。然而，天津官场太糜烂，派系倾轧太凶险，九月十日，在塌方式腐败、班子成员大换班、天津港大爆炸中一直屹立不倒的黄兴国忽然意外落马。这意味着两年前几番人事折腾所预定的那张政治局入场券又要填写新姓名。二○一五年周永康的亲信、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倒台，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空降河北，留下的空缺由早已守候在侧的“之江新军”爱将陈敏尔填补。而“六○后”出生的陈敏尔接掌一方诸侯，自此成为可与前朝指定的胡春华、孙政才竞争年龄优势的唯一“习家军”成员，仕途前景或无可限量。而云南省换来换去，两折三转之后，一把手之位最终亦花落于“双非”干部“习家军”陈豪身上。习当局不怕换人折腾，舍地方政情稳定于不顾，玄机尽在于此。
“习家军”十九大后事堪忧
这几年来，由中纪委当清道夫，扫荡“团团伙伙”，清除政坛异己，这是为十九大做减法。而“习家军”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则是为十九大做加法。有减有加，政局变幻，百花凋零，一枝独秀，这是近两年来中央与地方人事变动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迄今为止，中共三十一个省份的党委一把手已由“习家军”占有六席，其中“之江新军”占了四席（夏宝龙、巴音朝鲁、陈敏尔、李强），习上海旧部占有两席（杜家毫、陈豪）。此六人中有五人是在十八大之后以非换届选举方式见缝插针突击上位，只有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是在十八大当年便已就任。这些习氏旧部当中，一九五二年出生的夏宝龙至今未被安排退休，或将借举办杭州G20峰会之功而在十九届政治局锁定一个新人席。
“习家军”除了在省委书记这一关键岗位上奋勇抢位之外，在现任省长、部长当中，刚刚接替鹿心社出任江西代省长的刘奇、接替李小鹏出任山西代省长的楼阳生，亦属“之江新军”。七月份接替袁贵仁出任教育部长的陈宝生，是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亲信旧部。近两年来已经悄然占据其他中央重要岗位的习氏故旧亲信还有：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是习在清华大学的室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权威人士”刘鹤，是习的中学校友；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丁薛祥、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锺绍军、中宣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徐麟，是习的上海旧部；中联部长宋涛、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公安部纪委书记邓卫平、公安部副部长王小洪，是习在福建工作时的亲信；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蔡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一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舒国增、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仍是来自于“习家军”主产地，“之江新军”。
然而，这种罢黜百家、独宠“习家军”的用人之术虽立时见效，在十九大之后必遭遇人事瓶颈。因为“习家军”以故交、旧部为主，一是年龄偏大，且集中于同一个年龄段，层次没有拉开，几年之后必然出现换代断层；二是资历偏浅，既往从政并无“靓丽成绩单”，大多为近两年钦点提拔，突击上位，用此种方式抢个省委书记职务倒也罢了，若是与政治局老成员如张春贤之类争夺席位，还欠缺火候，没有党内说服力；三是人数偏少，故交、旧部总是有限的，权力之争则是无限的，选才局于一隅，用人格局太小，必然捉襟见肘。
如前文所析，习近平、王岐山以反腐败做人事减法，以“习家军”上位做人事加法，但对人事大局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乘法。从制度上确立习时代新的“组织路线”和新的选人、用人、升迁、罢免规则，这才是人事布局的乘法。欲建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十九大中委、政治局新班子，做减法和加法固然重要，做好乘法才见真功夫。但迄今为止，习当局完全没有显示出制定新的人事规则的思路与能力。除了最原始、最古老的煽动下属比忠诚、比谄媚，搞“四个意识”、小圈子钦点之术，能够堂而皇之拿上台面来说事的，还是年龄、资历那一套江胡时代旧的人事规则。
与邓江胡时代相比，习的人事组织路线不仅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在大踏步向后倒退。比如，邓江胡时代有所谓“梯队培养计划”，虽然百弊丛生，但好歹还能正常运转，还能源源不断输出高干，而习当局破了旧制，却立不出新规，迄今既未公开推出其官场换代方案，又以极端严厉的政治高压态势阻止地方政坛百花齐放、各显神通，以“民意”、“政绩”或“媒体曝光率”自行产生一批“政治新星”──如十八大之前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汪洋在广东“腾笼换鸟”、周强高喊“法治湖南”、张春贤标榜“柔性治疆”，这种各行其是的地方治理状况在习时代已断不可能重现。如今的中共地方政坛，气氛极其沉闷，政治生态扭曲，在位者惰政怠治，得过且过，不敢越雷池半步；新人则被牢牢压在底下，根本没有靠出位之思、出格之行、出众之绩冒出头来的机会。那么，当几年之后，仍然占一线职位达九成以上的“五○后”官员届龄退休，“习家军”其时亦已后继无人，等待习当局的，必是大面积的人才荒、换代荒。从现在起到明年十九大召开，还将有一批一九五二、五三年出生的省级大员到达退休年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提前摆在了习近平的面前。
毫无疑问，围绕十九大布局的人事卡位战，“习家军”是唯一的胜方，赢家通吃。而党内其他派系颇显七零八落：江派落魄，团派胆寒，“江苏帮”哀鸿遍野，“吉林帮”退避三舍。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之中，能够与习近平分享用人权的已为数不多，也权力有限，大多数情况下，恐怕也只有“保持高度一致”的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