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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满天下都是阶级敌人，而且越斗争越专政，阶级敌人越多。政治运动，就是不断“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敌人的运动。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统统引导到阶级斗争中，毛伟人随心所欲挥动令旗，今天斗争这么一批人，明天批判那么一批人，后天再整治再一批人……无休无止，没完没了，于是他的个人迷信、他的神坛也就营造起来了。全民互相斗争，唯独对他一个人紧跟、围绕、看齐、迷信、效忠和誓死捍卫，匍匐在其脚下。谁若不服，即实行专政；谁若妄议，则采取“割喉”。——这就是毛泽东驾崩前夕，中国政治生态的“绝对安全”的和被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及梦寐向往的“盛世景观”。
既然毛泽东把坚持阶级斗争，视为巩固个人独裁政权的法宝，于是他就殚精竭虑、挖空心思地琢磨出了一系列的或“阳谋”或“阴谋”的精湛伎俩，譬如，“设置对立面”，“左中右排队”，“定期放火”，“兴无灭资”等等，从而使阶级斗争绵延持久，阶级敌人层出不穷。
在反右、整风运动取得基本胜利的195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以后还要不断搞这样的运动：“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毛泽东选集》5卷，476～477页。）
如何始终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毛泽东将其在反右运动中已经运用到娴熟地步的“阳谋”经验，再作发展，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策略（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即是说，没有对立面，可以设置，矛盾不尖锐，可以激化，潜伏的矛盾也可以诱发出来，用一切手段制造阶级斗争，既可以将不安全因素消灭于萌芽中，又可以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逼使全党全民始终处于“革命状态”。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要定期放火”的思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5卷，442页）由此可见，中国的阶级敌人是毛泽东恶意制造出来的。
为了持续和激化阶级斗争，毛泽东经常强调在群众中排队、划左中右。毛在反右运动一开始，就发布指示：“请你们注意将自己单位的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毛泽东：《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1957年6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册4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社会上总有左中右”，这些都是全党全民耳熟能详的“最高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5卷428页；《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5卷476页）。
所以，在毛时代，工、农、商、学、兵、官员加精英，全体国民几乎无时无刻都处在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被“排队”和争“站队”惊悚状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1926年写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的观点，执政以后却把它作为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标准和开展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在国家进入“非革命时期”以后，依然要在公民中划分敌、我、友，划分阶级。而划分的标准，既非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地位，更不以宪法为依据，首先是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态度，其次是家庭出身。在划分左、中、右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采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策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毛泽东选集》5卷，464页）
在每个部门和单位内部，形成上下有序的等级结构，处在最高等级的是党的书记，他享有不受限制和制约的，可以任意决定本部门和本单位所有的人的命运的绝对权力；在书记之下，有委员和党员，非党员群众则又有左、中、右之分，处在每一个等级上的人，对上必须绝对服从，而对下一等级则有在党组织指挥下进行迫害的权力。由于“左中右”的划分是由党组织，特别是书记决定的，而且根据毛泽东的两类矛盾理论，“人民”可以随时“变为敌人”，“左派”、“中间派”都随时可以转化为“右派”，完全取决于书记的意志，因此，左派（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中间派，以至右派）都会和书记之间形成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集权体制又实行等级授权制，支部书记的权力是上级党组织授予的，因此，每一级的党组织和书记对上级党组织与领导人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逐层控制，对上服从对下施暴的等级社会结构。正是在这样的等级社会结构里，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他们的眼里，“大权独揽”，一切服从的体制自然是十分美好的，许多人至今也还神往于那个年代，原因即在于此。
排队的依据，是所谓的个人“一贯表现”，其核心是是否拥护党，也即是否听党的话。这也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必须落实为“以具体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反对党的组织的负责人，也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这就落实为是否听从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话，听话就是“左派”，不听话就是“右派”，也即按对党组织、书记的忠诚程度，来划分“左中右”（也即我、友、敌）。
1958年3月，毛泽东有一个重要批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因此要“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兴无灭资”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至文革时期，在中国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在“灭”了这些“思想”以后，所要“兴”的“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是排除了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排除了一切个人欲望、利益、权利，绝对服从，无条件牺牲个人的所谓“集体主义”的观念，放弃了一切好奇心，怀疑精神和创造力的高度统一与僵化的思维，放弃一切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不同意见，自觉充当“驯服工具”的所谓“党的意志高于一切”的意识。
譬如，四川省1958年在中学生进行所谓的“社教运动”，根据学生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以后又将“进步，中间，落后与反动”简称为“一、二、三、四类”，一类即“左派”，二类为“中派”，三、四类为“右派”，三类相当于反右运动中的“中右”，属“内部控制”，四类则明确宣布为“敌我矛盾”。高中毕业生一律以“操行不及格”为由，严禁录取高校。四类则定为“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又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明确为“敌我矛盾”，有的遣返农村，有的劳动教养，有的则和三类学生及所谓“家庭与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一起分到基层生产单位“锻炼改造”，并明确“限制使用”：“绝对不能分作党团、人事、保卫、计划、财务和重要业务工作”，“不能提拔选送入学，个别培养”，“政治上应时时对他们提高警惕”。这样的“限制使用”的“变相劳改”的高中毕业生有3200人，而当年四川全省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1958届四川高中毕业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不但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而且成为“政治贱民”，受到了“准专政”。而一些县市还将运动扩大到初中，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著名学者黄一龙先生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因此，黄一龙先生将这一历史悲剧，称为“摇篮惨案”：“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这种“摇篮惨案”并非四川独有，全国各地均不罕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现在在中国，对于质疑、批评和妄议主政者的人士，无论他们出于何种良善的动机，都往往会被习惯性扣上“受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受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为境外敌对势力服务”的“黑帽子”。其实，这都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谬论复活的表现。
【说明：本文参考引用钱理群先生大作《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随笔》杂志2008年6期。在此，向钱先生表示诚挚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