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方教授多年关注司法体制，提倡司法改革，主张双管齐下的解决思路：一个是外部的问题，可谓宪政国家路线，即如何建立起一个拥有政治民主、以宪政为基础的司法运行体系；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可谓司法职业化路线，即如何完成法官的职业化建制。所以，卫方教授的司法职业化关心的是，法官必须首先对他的法律职业负起责任：以司法为首要之己任，而且能够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活；反之，法官绝对不能以其他什么为首任，哪怕是民主化也不能成为取代司法职业化的借口。有了职业化这个里子，就不怕法官们（或者说司法权）直不起腰———这种直，不是基于一种匹夫之勇，而是缘于一种职业化精神，其主心骨是服从法治也。卫方教授不反对政治民主化，但坚决反对“司法民主化”，因为他担心在司法里面，这一“民主”化，会把司法职业本身化没了。
何兵教授出身北大，原是卫方教授的高徒，深知民主的好处，是以大为推崇“司法民主化”。为此，他主张，“从司法权属于政权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我们自然可以导出政治民主化包括司法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必须落实到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民主化，否则即成空中楼阁。拥护政治民主而反对司法民主，恰是叶公好龙”。在司法民主建设这一问题上，他还表现出对于历史上或现实中的陪审制情有独钟，以及对我国现实中的司法机构官僚化问题的颇有体会（例如院长设置的官僚化，法官对于当事人态度的官僚化）。他也不惜批评主张司法专业性的人，将“历史上多次被批判的司法神秘主义的再一次抬头，是将司法的专业性无限拔高，从而为司法塑造神秘的外衣并进而造神———法官”。
这场争论如果从字面看，确实难以看出什么你对我错来。但任何学术争论都要看时节，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依我看，当此之时，我可是宁愿支持一下卫方教授。为什么呢？现在突然不知从哪里刮出来一阵风，斥责司法职业化诉求。在这个时候，卫方教授大声呼吁不要走回头路，实际是智勇者之为。我等法律业界人士，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此时，何兵老弟来吆喝“司法民主化”，岂不给人造成错觉。实际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种效果。提倡司法民主化，或许不是坏事，或许有不少道理，但似乎应选择时间。
人民主权喊出来只要一秒钟，但是民主路行起来却实在艰难。冠以“人民”者，未必真民主。人民司法，也未必民主司法。何谓“人民司法”？“人民司法”乃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法制”的体化于外之者也。“人民法制”是活跃于革命时期以及革命后时期的一种法制，是我们学习前苏联的苏维埃经验，以人民的名义，把法制作为工具，从速建立的国家暴力机器之一部分，旨在配合革命或者说巩固革命成果。到了今天，当我们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建设，甚至到了讲“和谐社会”的时期，到了已经在宪法中庄严承诺要建设法治国家的时期，那就不宜再把法律仅仅当工具或者刀把子了。十余年来，法学界精英提倡建设法治国家及“法治的司法”，其用意即在于要将“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根本转型。
“人民司法”好听，但是我们要的是与时俱进。这大概才是真问题。
（作者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原刊于检察日报，本报有删节）
